陳性善看到皇帝這麽謙虛，對待大臣這般不恥下問，他也被感動了，於是他將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寫了出來，洋洋灑灑有好幾千字。 寫好以後，陳性善將它進獻給皇帝。

　朱元璋看了，雖然覺得陳性善提到的這些事情和解決方案都不錯，但當時還不是實施的時候，於是褒獎之後，暫時備案起來束之高閣了。

　但是陳性善卻頗為較真，等了一段時間，看到有關部門根本就沒動，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次上朝時他向朱元璋進諫說:“陛下您不嫌棄臣下我不賢，我呢勉強充作了一回顧問，小臣我有幸聽到陛下答應小臣一定照著執行。可沒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麽猶如反掌那樣快地反覆，這樣，憑什麽取信於天下?”

　朱元璋聽到後，由於沒有一點準備，愣了半晌才想起來，不由滿臉通紅，心裡那份惱怒就不要提了。

　一個大臣因為皇帝沒有按照他提的建議去做，居然會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責問個沒完;他忍了又忍，還是沒有惱羞成怒。因為當時正在籌備禦駕親征，朱元璋需要一個寬松的政治氣氛。

　強忍著不愉，向陳性善解釋了一些原委，因為朱元璋要透露了一個信息:朝廷的政治氣氛還是相當之寬松。最後不得已的情況下，安撫了其一陣時間，陳性善算是盡了不少心，也因此當了一任禮部尚書。

　朱元璋在責任心的規范下，生活了幾十年，但是到了天下即將太平的時候，卻犯了一個難，使朱元璋再也端不起那副從容的架子，不再去想天下為公了。

　因為他突然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很可能造成他的努力成為白費。這一切都是朱元璋不想看到的。

　就像有人說過的一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無非是為了那塊地而已。而朱元璋現在是最大的地主。

　他解決了內患，大明境內已經很久沒有進行過戰端出現了。最近的戰爭也是在幾千裡之外的印度和蒙元舊部買的裡八剌領導對奧斯曼帝國的征伐。

　在自己親自統帥的指揮使都司制度，牢牢的控制住所有的武裝力量，在大明境內基本上沒有超過一千人的非皇權武裝建制存在，就連是最受信任的藩王，王府護衛武裝也不過是八百人左右。

　這樣避免了藩王坐大，但是這樣做，無疑削弱了藩王們的震懾力。為了彌補這一點，朱元璋規定了各地都司要維護藩王們的利益，只要是不違反大明律，其余的事情都以皇室成員為優先。

　即便是這樣。藩王們依舊要仰仗都司中人的鼻息做事。也幸虧朱元璋當初制定都司制度時，規定了指揮使的任期為五年，不得連任兩屆。如此以來，地方上最熟悉情況的仍然是藩王，保留了一些顏面。

　都司指揮使卸任後不得在朝中任職。最多再大明五軍都督府或者軍事學院中顧問。藩王超過四十歲之後要回到京師宗人府中議事。這樣以來，造就了大批被迫告老的官員和藩王。而朱元璋還刻意的促成致仕指揮使和歸京藩王的聯姻。這樣以來，可以消化掉許多致仕指揮使，讓其以皇親的身份進入宗人府議事。

　而朱元璋也密切的觀察著宗人府的一舉一動，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情勢已經十分明朗了，大明在皇帝集權的情況下，內閣、宗人府和六部三足鼎立的狀態已經形成。

　在這麽多年中，他不斷的調整宗人府和內閣中的各派系人員的比例，此時宗人府成員已經超過了二百人，而內閣也根據需要擴充至十七人。一切都在按照朱元璋心中想象中那樣發展。

　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問題，這個他最感到頭痛的問題。

　在朱元璋的設想中，隨著種子的改良，畝產的增高，農民的生活平穩，而賦稅也會隨之而增加。

　在朱元璋的設想中，隨著自己的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大明有了平穩的經商環境，相對又給了部分商賈步入官場的機會，那麽商業稅賦也會隨之而增加。

　做到了設想的一切，那也應該如設想中那樣，大明應該十分富庶，國庫充足，糧食滿地了。事實中也是如此，大明逐漸繁榮起來，但是朱元璋卻發現了一個無可爭辯的結果。

　大明現在私產遍地，朱元璋刪除了部分逾製之罪，讓有錢人可以盡量的興建高樓、園林。在蘇杭、揚州等很多地方，出現的一些園林竟然比紫禁城內還要奢侈，而這一切都讓來自於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覺得不可思議。

　但朱元璋還是感覺到不利，特別是他幾次的微服私訪，卻發現，大明境內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百姓依舊是僅僅溫飽，家裡還是沒有余糧，雖然比之蒙元時期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距離朱元璋的希望還差的很遠。

　而國庫自然是十分充足，朱元璋當初守財奴似得強製發行大明寶鈔，在國庫中積蓄了大量的金銀，隨著時日的漸長，大明上下也習慣了寶鈔的使用，對於金銀只是作為製作飾物、器皿的原料，和玻璃基本上同等看待。

　本來在另一個時空中已經習慣了紙鈔的朱元璋，此時得到了空前的滿足，但是發展經濟遠遠不是改變民眾使用習慣就能做到最好。

　朱元璋此時才感覺到，自己滿庫的金銀，並沒有起到使國家富強的作用，而是寶鈔提舉司多年上奏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朱元璋才發覺到，雖然寶鈔不斷的印製，但依舊滿足不了現在民間的需求。

　印製寶鈔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但是通過微服私訪，依舊沒有看到百姓生活的完全改善。

　二十多年來印製的寶鈔到那裡去了，還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這證明了什麽，證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開始，朱元璋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把大明帶入了一個邁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

　按照一定程度的說法，這是一種進步，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可是通過頻頻召見戶部尚書陳瑄，朱元璋才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所認為的繁華大明竟然存在著許多隱患。

　國庫的那些金銀不能流通。只是一堆廢銅爛鐵而已。

　而在戶部的帳面上，大明現在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也幸虧大明最近這幾年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和災荒，否則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為什麽會發生財政困難?難道說自己領導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麽?要知道歷史上許多比大明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都尚且遊刃有余。

　難道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做皇帝的料嗎?朱元璋當時心裡就有些挫敗感，他聽懂了陳瑄的暗示，要不是洪武初期那二十年留下的底蘊。恐怕洪武朝已經出了更大的問題，其中主要一個原因，就是皇帝不會斂財。

　為什麽在洪武初期年間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現在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為自己能力的問題嗎，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

　可這顯然背離了事實，怎麽會這樣，大臣們不是都告訴自己。現在大明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洪武年間與之相比是望塵莫及，但這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陳瑄所暗示的呢?

　陳瑄當上戶部尚書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那是洪武二十四年，陳瑄在戶部侍郎的職位上上奏，請皇上注意到大明幾十年來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國家的賦稅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著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難……。

　朱元璋從那時才注意到自己所領導的帝國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雖然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但是國家商業稅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間只是多了一點。

　沿襲朱元璋的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為了進一步的調動商賈的積極性，朱元璋進一步的放松了對民間稅收的管制，比如說: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對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采取輕稅政策，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四百余處，使商稅大大簡約。

　而朱元璋又利用建立的海關，統一了稅收，減輕了商賈們的負擔，這一切雖然鼓勵了商賈，但是無疑也打擊了國家的稅收政策，以另一個時空納稅人的身份來衡量一個收稅者的心裡，國家怎麽能不尷尬呢?

　因為朱元璋的大包大攬，朝廷不但要維系正常的運作，而且要兼顧燕王朱棣的絕大部分軍需，因為這是朱元璋的承諾，也是維護朱棣在異族大軍中的威望。這部分開支已經是很大了。

　作為一個帝王，朱元璋每逢災荒之年，對於災荒之地的救濟、重建都大包大攬在朝廷身上。還是皇室隊伍中的成員日益壯大……等等很多種因素，讓朱元璋陷入了為難之中。

　仔細的反思了自己的錯誤，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身為一個九五之尊的統治者，卻大部分的時間用一個被統治者的思路處理事情。

　而在接下來的不斷了解中，朱元璋越來越感到對自己能力的懷疑。

　歷朝各代中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大頭，也就是鹽茶專賣，到了如今，政府卻獲利極少。

　因為官營食鹽根本無望截斷私鹽市場，因為正鹽的價格毫無競爭力。在大明，私鹽販賣在一些地區已經有固定的市場，由於朝廷投資不足和接連的管理失誤而受到妨礙，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獲得的全部資源。盡管這些資源十分豐富，可以想象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但是專賣制度無力去開發這些資源。

　朱元璋卻沒有正確面對這個問題。缺少經濟知識的他，雖然接到了很多大臣們的奏折，言明私鹽對於朝廷財政的危害。但是以為有海關，而私鹽問題在另一個時空的幾百年後依舊沒有解決。所以朱元璋索性放開了價格，來打擊私鹽的猖獗。

　價格越低私鹽的利潤也越低，相對而言私鹽販子就會少了很多，而價格低的最終受益人始終是老百姓，因為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鹽了。

　所以朱元璋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價格和私鹽競爭，努力縮小兩者之間的價格差距，並一直認為自己作的不錯。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一柄雙刃劍，雖然傷了私鹽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損害了官營食鹽的收入。

　至於茶葉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憐，雖然在大明有了海關。在一定程度上對於走私進行了打擊，但是現在依舊沒有改善，戶部拿出四川的數據就可以說明一切了，在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還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園生產的茶葉。然而到了近幾年。每季四川征收的茶葉收入總共還不超過二十萬貫。不可否認的是廣泛存在私販茶葉現象。其他省份的茶課也是名存實亡。

　按照道理說，稅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稅漏稅現象卻相當普遍。海關雖然成立，朱元璋又大量的啟用了兼容商賈的永嘉學派為主要官員，但是朱元璋從錦衣衛受命之後。專門查探得知一個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賈不一定是懂得經營，大明的海關本來就是在朱元璋懵懵而懂的情況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為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這個上面，也沒有明確的昭示，因為朱元璋本身也不懂得這個。

　受到陳瑄提醒，朱元璋命令錦衣衛查探海關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關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隻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征收一筆適當的稅。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仆，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

　朱元璋聽了之後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這對另一個時空中的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嘲笑，據朱元璋的記憶，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凶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儒家的寬容正是商賈們斂財的溫床啊。

　這樣能收多少稅，所謂檢查商人的貨物不過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願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裝不是商人，那就無論帶多少貨物都不會被征稅。在這種裝裝樣子的檢查之下，大量偷稅漏稅的行為恐怕是佔所有商業交易的絕大部分了。

　而許多偷稅漏稅行為甚至是海關官員故意鼓勵的結果，他們似乎覺得只要自己征收來的那點東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錦衣衛匯報了一個怪誕事情，讓朱元璋不知道該怎麽評論自己的政策了。

　朱元璋不想變成一個橫征暴斂的昏君，代價就是一個十分可憐的仁君了。他為了規范海關的稅收政策，曾經規定海關的定額收稅，由於害怕官員們以稅收增高作為政績，作為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據，朱元璋曾經處理過幾個收入過高，但是手腳又不乾淨的海關官員。

　但是官員們揣測聖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個結論，變成了一個潛規則，那就是征稅多了皇上不喜歡，並揣測出皇上的稅收底限，給自己定了任務。

　一旦完成定額，就減少對商人抽稅。在杭州有一個海關官員，他采取了一項更為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之後，在本年度余下時間內啟關任商賈往來。而在威海那裡的海關官員，更是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制度，讓商人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

　這還是商賈眾多的海關之情況，從錦衣衛的調查所得出，現在有的海關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來的稅還不夠海關內部發放俸祿和日常辦公所用。

　朱元璋十分慚愧，朱元璋也十分憤怒。朱元璋更感到無奈。

　慚愧的是自己一個外行領導了一大群的外行，本來一些利國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卻變成了危害國家的行為，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個理想的國度，但是現實就是現實，他畢竟不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不是一個改革家。而現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陳瑄這樣看的深邃。

　憤怒的就是自己寬松的政策，導致了官員們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對穩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進行著的大航海計劃，和西方的溝通。作為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顧不了這麽多，長久的安逸使官員們更加的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海關官員的表現就是一個例子。

　而無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個時空幾百年後的想法試圖改變大明，大明發展的步伐太快了，從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大明的人口又六千萬增長到一萬萬四千五百七十六萬余人， 已經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儲備和軟硬性條件，再加上皇帝集權之下，都在等待著自己的詔諭，所以使一切都變了味。

　這時，朱元璋才感覺到，治理一個國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難怪歷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亂世多了。但是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元璋不能接受的是，農民的僅僅溫飽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元璋設想著大明在自己的統治之下，甚至可以達到另一個時空中的免除農業稅的階段，所以一直在準備著，首先在減低稅賦的前提下，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下詔:農民繳納田賦不必繳納糧食，只需繳納相對應的寶鈔即可。

　他以為這樣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員的從中克扣，百姓家裡有糧食，自然想什麽時間買都行，而商人也會上門收購，那樣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剝削，到了大明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朱元璋會在相應的時間下詔免除農業稅，或者詔諭下一任皇帝來免除農業稅，那樣對於民計民生都會有好處。

　但恰恰就是這一條，令朱元璋最為傷心，因為這一條是朱元璋最為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僅僅溫飽，還是沒有余糧的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