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在1988年的初春，我來到RB，東京。

　　中介把我扔在語言學校，那是棟五十年代造的五層小破樓，離新宿站不遠。我所在的班一共有四十二名學生——有和我一樣從中國大陸來的，有港澳台胞，有幾個韓國人和越南菲律賓人，還有一個自稱的脫北者，吃喝拉撒全在這棟樓裡。幾個台灣妹妹沒幾天就跑出去上班了，後來又有幾個人日常對話都沒學好就偷偷跑出去打工。當時我人比較老實，一直記得中介關照的話，他說你如果在RB無照打工被抓到的話，移民局就會罰你一大筆錢然後把你立即遣送回國。對被遣送回國我是有沒什麽心理負擔的，但如果要我拿一大筆錢出來交罰款的話，那還不如直接殺了我算了。所以直到報道說全RB所有賞花地的櫻花都已凋謝為止，我都沒有踏出過學校大門半步。

　　即便如此，我和同班同學們之間的交流依舊很少:從大陸來的同學除我之外都是公派的留學生，他們有自己的圈子、港澳台胞畢竟只是同胞、韓國人和東南亞人就更別說了。我反倒是和學校老師相處的不錯，我們的日語老師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RB女性，看著倒不像是電視劇裡常見的那類RB傳統家庭主婦，大概年輕的時候也是位職場精英吧。我倒是從來沒聽她談起過自己的家庭，不過我猜她應該也沒有成家，畢竟那麽醜。

　　這位姓小野的老師和大樓裡其他RB籍教工不一樣，對中國人是挺友好的，我就順杆爬時常和她聊天。她問我對RB的印象如何，我坦言到東京後還沒有出過這棟樓，她又好奇我這麽不像其他同學那樣出去逛逛，我掏出空蕩蕩的牛仔褲口袋:“午飯我一直吃的是蘇州伊面。”

　　她問我既然沒錢為什麽不出去打工，我說我害怕移民局罰我錢，她“噗”一聲笑了出來。我以為她是在笑話我膽小，解釋說自己還是很珍惜現在的機會，能忍過去就盡量不會去做犯法的事情。當時我這麽說主要是為了能給她留下好印象，以求結業評語能寫得好看一點(後來我才知道，語言學校老師的評語屁用也沒有)。她鼓勵我說RB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讓我不要太過膽小，並暗示我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官僚都只是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公務員:“而且有些兼職並不算兼職嘛。”

　　我以為她是要介紹我去打工。

　　果不其然她說:“如果你想要掙點生活費就打我電話吧。”

　　結果一直到結業，我都在糾結要不要出去打工的事情。

　　結業後，中介把我領去一家機械廠做研修生，當然咯，我們這種研修生，其實和在國內做流水線工人沒什麽區別。甚至有時候我會有一種大老遠坐著飛機跑來的不是RB而是深圳的錯覺。

　　機械廠是不提供宿舍的，除了白班的一頓午飯和夜班的一頓晚飯之外，食宿都要自己解決。我在附近租了一間很破的木板房公寓，晚上老是能聽見不是樓上就是樓下不然就是左鄰右舍傳來的陣陣春聲，尤其是住在我右手公寓裡的那對小夫妻，動靜特別大，每次半夜被他們驚醒我都以為是地震了。

　　在我工作了一個月之後，從國內帶來的蘇州伊面終於吃完，我不得不考慮起夥食費的問題。在我仔細地算了三晚之後終於確定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我繼續租住這間公寓的話，那麽我就完全沒錢吃晚飯了。可問題是這已經是附近最便宜的公寓，而且我敢肯定，整個東京圈裡都沒有這麽便宜的公寓了。

　　為了每天晚上能夠吃上五百日幣的飯團， 我想到了去做兼職，於是我借管理室的電話打給小野老師。我滿懷希望地對著筆記本上的號碼撥通電話，可電話那頭小野老師的聲音聽起來非常冷淡，我原本還憧憬著能得到她熱情的幫助，起碼是師生之間的商談，到最後她不過是客客氣氣地說:“你為什麽不去建築工地看看呢?”那裡總是缺人的。

　　很多年後，我才遲鈍地察覺到自己應該是會錯意了，從一開始就會錯意了。

　　不過她的意見倒是非常有用，我的確在附近的建築工地上找到了搬材料的工作，工頭很貼心地幫我安排好時間能讓我兩邊的工作不衝突，我也盡量跑來工地做白班，畢竟這邊的薪水比我在機械廠做研修生領到的生活費要高得多。如此一來，我不僅吃上了晚飯，甚至還能存下一點錢，並且我每天都因為勞累一躺下就能睡著，根本聽不到來自鄰居的騷擾，除了變得更黑和更瘦之外生活簡直不能再好了，讚美太陽！

　　在建築工地搬磚的時候，我注意到有個老穿熒光綠色運動服的精瘦年輕人三天兩頭會來工地上到處看看。那個人明顯不是公司的職員，可工頭碰到他總是表現的很客氣，我問一個工友那是誰，工友說他是“不動組”的人。

　　當時我對RB的黑社會沒什麽了解，以為所有黑社會都叫山口組。“不是啦，山口組是關西的組，這裡是關東啦。”那個木工擺擺手，“咱公司一直是由‘不動組’的大金組長關照著的，那個人就是大金組長面前的紅人，黃蜂仔啦。”就是雅庫扎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