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剛才，王德貴打開了一個藏在書櫃下面的保險櫃，發現保險櫃裡面的一系列文件，這些文件指向了一件事，一件不得不讓他重新審視及判斷自己手頭這個“簡單委托”危險性及其背後真正含義的事。

　　那件事發生在1948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RB作為邪惡軸心戰敗、投降並被美軍徹底佔領的第三年。

　　由於二戰後美國方面對東北亞局勢的判斷及之後的一系列相關行動的緣故，讓RB這個美國確實掌握在手的遠東第一跳板逐漸恢復了些社會活力。應是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戰犯，卻逃過戰爭審判的裕仁天皇，在這一年元旦恢復了自大正末年開始就已經中斷了23年之久的新年參拜活動。而在元旦假期結束後不久，就在東京豐島區長崎二丁目的帝國銀行椎名町支行裡走進了一名身著黑色風衣、右臂佩戴一枚白底紅字袖章的中年男人。該男子自稱“後藤裡治”，隸屬於“RB國厚生省東京都防疫班”，是由“東京都政府”委派來處理“嚴重痢疾病傳染”的“厚生省厚生部員、醫學博士”。

　　根據當時接待他的吉田代理行長在事後的描述，這位自稱為“後藤裡治”的男人穿著談吐都非常有派頭，而且行動利落乾脆、舉手投足自有一份威嚴，非常令人信服。

　　當時他要求吉田代理行長將支行當日在班的所有雇員全部集中到一起，宣稱在銀行附近的長崎二丁目出現了四例非常嚴重的痢疾感染病例，這種痢疾病具有非常強的傳染性，而一名與感染者有過親密接觸的疑似感染者，曾在當天上午來銀行裡辦理過業務。

　　“後藤裡治”作為政府公共衛生安全特派人員，同時也接到了來自駐日美軍司令部霍特克中尉的特別命令，將組織對椎名支行進行徹底消毒處理。現在他是提前來向銀行方面通知這一情況，給有可能感染到痢疾的工作人員發放預防藥品，並親自示范、指導大家服用。

　　他要求銀行按人數準備好自己和所有雇員的茶杯，並從隨身攜帶的挎包中取出一隻醫院常用的褐色藥品及鋁製器械盒。他向在場的所有人解釋，存放在藥瓶中的藥液就是預防痢疾的特效藥:這種藥物是由美國生產的，藥效非常強，服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因為如果藥液接觸到牙齒琺琅質的話就會引起劇烈的疼痛，所以他要求所有人在服用藥液的時候要注意用舌頭接住然後立刻吞咽。

　　隨後他又向眾人展示了另外一瓶相對渾濁的藥液，聲稱這是預防藥的中和劑，隨後就親自向眾人示范了藥物的服用方法。

　　由於“後藤裡治”表現出來的“官員氣質”及“專業素養”蒙蔽了所有銀行雇員，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真心害怕自己會被傳染上痢疾——這種病在當時還屬於無特效藥的易致人死亡的高危傳染病，所有人都按要求吞服下了那種透明的“預防藥液”。

　　根據吉田代理行長的描述，他在喝下第一種藥液後，很快喉頭就感覺到如同喝下一大杯烈酒一樣的強烈燒灼感，並伴隨感到劇烈的頭疼和惡心，其他的同事也都有類似的反應，於是爭相喝下了第二種所謂的“中和藥劑”，但是症狀並沒有得到緩解。

　　當時“後藤裡治”安慰眾人表示這都是正常反應，不必慌張，並建議出現口咽部疼痛的雇員可以用清水漱口的方法來緩解，於是大家紛紛跑去廁所或茶水間漱口。然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東京豐島區長崎二丁目的帝國銀行椎名町支行的雇員紛紛倒下，

最終不幸身亡。而吉田代理銀行長則是此次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　　這就是發生在1948年初，震驚整個RB的嚴重搶劫殺人案“帝銀事件”。

　　事件的結果是在場的十二名銀行雇員全部死亡，死因是氰化物中毒，僥幸活下來的代理行長吉田武次郎也在飽受中毒損傷的三年折磨後離開人世。

　　案犯“後藤裡治”，也就是那位所謂的政府厚生省厚生部員，從椎名町支行共搶劫走現金六十四萬三千四百一十日元，包括銀行櫃面上的所有現金、辦公室存放的所有現金及部分死者身上的現金，還有一張存放在辦公室的面值一萬日元的支票——這在當時的RB這相當於一個上班族十年的薪水，是一筆巨款了。

　　吉田代理行長由於身體素質較好，在昏迷了數小時之後蘇醒過來，他忍受著強烈的疼痛逃出銀行向派出所報警，而此時距離案件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個小時。由於幸存者只有吉田一人且他身受重傷難以配合警方的工作，所以警方對該起案件的調查進展得十分緩慢。幸而案犯似乎處於非常缺錢的狀態，他迫不及待地在短短幾天后跑去地處東京板橋區的另一家銀行兌現那張面值一萬元的支票，留下了一定的線索。根據這些線索，警方很快就繪製出嫌疑犯的模擬畫像，並擬定了最初的調查方向。

　　然而這件離奇案件卻結束得極為匪夷所思。

　　一開始RB警方並沒有根據線索找到那名所謂的“後藤裡治”，而是逮捕了一名據說是協助“後藤裡治”製作名片的畫家平澤貞通。隨後警方又公布說這位平澤貞通已經招認自己就是在“帝銀事件”中化名“後藤裡治”的案犯。

　　但是包括吉田代理行長在內的，曾經接觸過案犯“後藤裡治”的十一名證人中有六人都在嫌犯指認流程中表示“平澤貞通”並非“後藤裡治”，其余人則表示“樣貌似乎相像”，且警方除了從其小樽老家中搜查出寫有“後藤裡治”名片之外也沒有找到更多的直接證據證明觀點。

　　然而東京地檢署依然在當年的10月12日，以案犯口供充分為由以搶劫殺人罪名對平澤貞通提起了公訴。 兩個月後，東京都地方裁判所對這一案件進行了第一次公開審理，其後由於證據不充分、辯方堅持平澤貞通患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案件的審理進度被一拖再拖。直到兩年後的1950年，東京都地方裁判所才終於宣判平澤貞通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

　　在平澤貞通被收押之後情況更是一波三折，社會上出現了平澤貞通遭受刑訊逼供的說法，更有人組織起了“平澤貞通支援會”。而從1950年到1962年的十二年間平澤貞通共上訴12次全部被駁回，且以不同原因向RB最高裁判所、RB法務省提出特別抗辯10次，也全部被駁回。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雖然案件審理早已結束且RB官方完全沒有重新開啟、重新審理該案件的跡象，可針對平澤貞通的死刑卻久久未能執行。其中固然有平澤堅持上訴及抗辯的理由，也有RB這個國家法律建設等等問題。

　　最終，這位被認定為1948年“帝銀事件”第一案犯的平澤貞通在1987年，也就是我來到RB的前一年，病故於東京都八王子醫療監獄，享年95歲。

　　讓我們重新回到1948年1月26日位於豐島區長崎一丁目的帝國銀行椎名支行:這一天中午午休時，副行長吉田武次郎接到了支行行長從家中打來的電話，稱他在外面吃過午飯之後，突然感覺到腸胃不適無法繼續工作，所以要請假回家休息半天，並將行長職權暫交吉田代理。

　　這一位因腸胃不適請假回家而逃過一劫的銀行行長名叫牛山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