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痛定思痛
  盧飛道:“我感覺像做夢一般，開發手機幹了三年呢。想想開發三新518和雙影180的時候，賺錢像撿一樣，現在倒好，像跳樓，瞬間跌到地面，好不真實。”

  “上網本退回來後不知道能不能打特價賣?賣個幾百塊總行吧?給小孩子當玩具唄！”羅大強道。

  “20分鍾就發燙，還能玩呀！20分鍾只夠看半集電視劇，太敗興啦，幾百塊不是白扔啦，神舟上網本才賣1850塊，人家不如加點錢買個好的嘍。”付娟道。

  “到時候再說吧。”羅大強道，“說不定維修維修還能賣呢。”

  盧飛道:“我看夠嗆，便宜賣不是辦法，誰賣誰惹麻煩，除非實話實說，不做售後，但是這樣的話，誰還敢買?到時候再說吧。”

  2萬台上網本全部退回後，盧飛拿上一台和羅大強去問電腦師傅，師傅拆開一看，果然是沒有散熱的銅管，並且主板的質量不好。

  “咦，你當初不是拿到代工廠組裝一台試了嗎?”盧飛問羅大強。

  “沒錯啊，可是只是試了試運行速度，整體反應，沒試夠20分鍾啊，這家夥是20分鍾後才開始發燙的呀！”

  “也是，主板上沒銅管咱也不懂。”

  “懂又怎樣?當著面給看的肯定是好的，批量拿貨的時候夾在裡面，誰會知道?”羅大強道。

  盧飛問師傅:“這種上網本能維修不?”

  師傅道:“意義不大，因為主板不行，就像八九十歲的老太太，身體衰了，再怎麽治也沒用。”

  “只能賣個百兒八十塊給小孩子當玩具了。”盧飛近乎絕望地說。

  但是，這種念想也隻維持了十天。

  海外的退單不止他們一家，這些開發商並不對產品做任何處理，直接投放在深圳通訊市場上出售，造成惡劣的影響。

  工商局頻頻接到投訴，不得不出面稽查，一時間，山寨上網本儼然過街老鼠，人人憎惡。

  山寨上網本像個短命的皇帝，沒比袁世凱多活幾天就一命嗚呼了。

  事已至此，當玩具也沒人買了。在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山寨上網本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

  貨退回來十幾天后，羅大強致電盧飛，說聯系了一個收購二手電腦的，出價100元，一次性買走，能賣不?
  呵呵，成本1200塊，賣100塊，真是跳樓價。

  盧飛道:“主板有問題，它基本上就是廢品，人家買的是硬盤和屏幕，可能是拆機賣零件。如果人家全部維修再賣個高價也有可能，或者直接賣，做一次性生意，賣了跑路，但不管哪種，咱都做不了。

  讓人家折騰去吧，咱沒必要操這個心，人家能賺到錢是人家的本事，咱不去計較這些了。賣吧！那個大大的倉庫每個月的租金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羅大強說，對，咱倆想一塊兒去了。就當去澳門賭博輸了，收回的200萬算賺的！

  至此，上寨上網本的噩夢徹底煙消雲散。

  一連幾天，盧飛腦海裡總是縈繞著“山寨”這個詞。自從“山寨文化”這個美名橫空出世以來，它像流行性感冒迅速從手機行業傳染到整個電子市場，山寨MP4、山寨液晶電視、山寨數碼相機、山寨遊戲機、山寨GPS導航儀等接踵而至。

  “山寨文化”帶給盧飛不少思考。

  如果說山寨文化可以促進技術創新、發展新型科技，那為什麽工商局頻頻稽查山寨產品?

  只能說，山寨文化是歷史的陣痛。在中央提出“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走科教興國之路”、“大力發展個體、民營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多種經營之路”等一系列方針政策後，山寨產品應運而生。

  拿山寨手機來說，它的很多方面的是值得肯定的。比如:
  山寨機的製造過程只需要1個月左右，而品牌機則要6個月。開發手機的實踐經驗告訴盧飛，山寨手機之所以有超強的競爭力，是因為品牌手機整天在討論方案，而山寨手機卻整天在乾活。

  有數據顯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國市場推出新機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個月近4款;
  緊隨其後的諾基亞是34款，索尼愛立信19款，摩托羅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機的大本營——深圳華強北，新款機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來計算的——每天都會有3～5款新手機送達賣場，如果按照3款/天的保守數字計算，山寨手機一年的新款可以達到1 000種以上。

  據說，在聯發科的陳列室裡，總共有兩萬多款機型。

  另一方面，在價格上，山寨手機不走尋常路，它們一上來就把價格殺到消費者動心的程度。

  名牌手機有新款面世時，常常賣高價，動輒四五千元甚至上萬，幾個月後掉價幾千元也是常事。

  但外形相似、功能相類的山寨機隻賣千把塊甚至幾百塊，沒有殺傷力才怪。

  但是，山寨文化終究是不健康的。

  《時代周報》記者采訪知名文化學者、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朱大可教授時，教授的話令人深思:
  “‘山寨’一詞製造了語義學的誤會，似乎這種盜版行為中含有民間、草根、俠義和反壟斷的光明成分，這也是盜版產品獲得社會同情的語義學根源。

  ‘流氓’，不是一個負面的司法與道德判斷，它是一個中性詞語，用以描述華夏社會中身份缺失的社群。

  作為‘流氓文化’的山寨文化，包含著兩種彼此對立的價值:一方面是對現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構、顛覆、挑戰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積極的社會批判意義;另一方面，它也對社會正面價值進行了顛覆。

  ‘流氓文化’總是在倒洗腳水的同時， 把嬰兒也一起倒掉了。”

  負責手機檢測的官方機構、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泰爾實驗室主任何桂立做客新浪訪談時強調說:
  “我們認為山寨手機如果這麽持續地發展下去，會導致我們正規的企業沒有辦法健康地生存和發展，會導致正規企業的破產，最後會導致技術的衰退和產品的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我看到有些深度報道裡面談到，說‘山寨手機現象’既然存在，那麽就是合理的。

  我對這個提法有不敢苟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個是不對的。我舉個例子，比方說癌症病毒是一種存在，但是對於我們人類的健康和生命來講，它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是一種現象，但是並不合理。”

  山寨文化已引起了國家的關注，並且頻頻涉及知識產權，盧飛意識到，山寨機的日子也快到頭了。

  羅大強在那邊搞開發已經賺不到大錢，根本沒必要繼續帶他。

  但1200萬就這麽失去了嗎?盧飛心有不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