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 13:00-16:00

　　我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完成了最後的寫作。比計劃的兩個小時少用了一半時間，而節約下來的一個小時擁有破壞計劃的巨大的積極意義。我可以提前一個小時離開，而且現在就可以行動起來。但我沒有吃午飯，在把小說整理好以後我回到餐廳把剩下的三明治放進微波爐加熱。等待加熱的過程裡我一如既往地習慣背靠著微波爐旁邊的櫥櫃，思考一些別的事情，而現在，由於肚子裡的饑餓，我隻好聞著微波爐裡飄出來的溫暖的麵包片香味兒，一邊幻想半塊不再新鮮的三明治的味道。同樣的三明治，放在早上就只能配合著牛奶才咽得下去，而放在忍饑挨餓硬撐過來的下午，就能被作為一頓美食單獨看待:在取消了牛奶的附庸後，三明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獨立。但為何是牛奶作為三明治，而不是三明治作為牛奶的附庸?當然了，那杯牛奶如果被單獨喝掉就會自始自終都處於獨立的狀態，作為附庸的其實是留在原地的三明治，而實際在早上我喝牛奶的同時也咬了一口三明治，因此它們誰也脫不了附庸過彼此的關系。牛奶在我上午的一段思考裡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獨立，而在失去牛奶之後，三明治也獲得了理所當然的獨立。三明治和牛奶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曾失去了作為彼此附庸的一部分，剩下的才是獨立的部分。而這在所有人身上都可能是必然的。這其中發生的變化不可思議，不僅僅是三明治，並且還在於我。我怎麽了?我無時無刻都在改變，從今天上午到下午，或者說從辭職開始，或者從更早的一次醒來，我為了獲得獨立究竟改變了多少次?每一次幫助我改變的究竟是什麽?是謊言嗎?我一整個上午都在說謊，現在又是繼續說謊的下午。我離開了她(或者說她離開了我)，我們的附庸關系在各自獲得虛無的過程中就要瓦解了，只要我繼續離她而去，我們都能夠獲得獨立，但是虛無也會更加明顯和擴大。逐漸創造這種獨立和虛無的，是一系列的謊言和一次決定性的背叛，是錯誤的語言和一次正確的行動。過去在我的腦海裡還只有健康主義的想法，因而我這人總是想著祈求別人的原諒，為自己的謊言和背叛尋求原諒。這個過去發生在很早之前，是由於一些遺憾和疲憊造成的請求原諒，而非罪惡感的驅使。能夠讓我對過去的遺憾感同身受的是《荒原狼》結局中的一段變戲法:哈裡看見了自己年輕時候深愛過的姑娘，在想象中他重新換了種打招呼的方式，於是兩人就從原本的擦肩而過變成能夠永遠地相愛在一起。就是這樣最遙遠的過去，發生在一個人第一次愛上另一個人的時候。要是有機會的話，我也一定祈求她的原諒——過去我就是這樣考慮的——在重新見到她之前，我要寫一封長信送給她，開頭第一句便是:請原諒我的癡心。而在信中，我會一五一十地告訴她，我為此說了多少的謊，背叛了多少人。最後再請求她原諒一次:“原諒我的癡心”這一謊言。

　　“叮”——

　　我從微波爐裡拿出三明治吃了起來，心想現在的我不會再祈求她的原諒。而在過去我不過是對於自己的謊言和背叛過於敏感了，實際上兩者同樣能夠獲得其他正確的解釋:也許說謊也就那麽回事，可以和語言歸為一類錯誤——就是所有人的誤解。在小說裡我就懷著對所有謊言都屬於真實，並且所有人都應該擁有拆穿謊言的熟練技能這樣的功利主義者的善意，多麽慷慨大方——這樣心靈上是否造成了傷害也就無從判斷，

道德確實變得合乎正義而非值得輕信才有所價值。　　我回到房間開始收拾行李，計劃在三點離開(原來的計劃是四點)。如果不把必要的東西裝進行李箱帶走，可能我無論想去哪兒都還是要回來拿一些東西。必要的除了身份證和護照外，還有一些別的。這類東西會永遠伴隨我，是我唯一無法從別人那兒背叛的內容，也淨是屬於我自己的東西，雖然我也能夠背叛自己，但是這類東西我卻無法背叛。我從錢包裡找出了身份證，想轉移到手提包裡。我記得從十七歲的時候開始就有了一張身份證，後來更新過兩次。十八歲第一次離開自己所處的國家的時候又有新的一張身份證也就是護照跟著我。後來護照更換過一次後就一直都在一個存放文件的手提包裡面。和手提包同樣，行李箱即將容納的一律都是無法背叛之物，只不過體積上大一些，多余的空間還能裝點衣物。我將它們作為身體的一部分帶走，就像身後永遠拖著一個方方正正帶著滾輪的肉瘤。說實話我一點也不討厭它們，並未把它們看作多余之物。恰恰相反，這類東西就像一個袋子一樣把我裝在裡面，作為最基礎的一層保護，如果失去了作為現代人的身份證明就將被野性感染，這點是我所拒絕的，我向來不喜歡回到原始的理想。在我看來，原始和健康之間隔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健康主義者們都是現代的人，但是不能說拋棄了健康主義就不再是現代人。我把護照和身份證試著投進不遠處裂出一道縫隙的手提包，護照準確無誤地按照一條拋物線進去了，身份證卻從手提包的側面滑過，借著碰到地面的棱角在彈跳。我先把身份證撿了起來，重新在裡面找了個隔間一樣的位置放進去，然後回到了花園房把尼采那本小冊子拿進來，我怕我會忘了這件事。這可能是唯一可以背叛但是短時間內仍不會背叛的屬於他人的東西，他人的詞典， 我卻能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以人生經驗為依托的回憶，除此以外還有背叛者之間說話的投機。然後是一幅標題叫《堂吉訶德一行人》的素描畫，是我重看《堂吉訶德》時畫下的，也是我畫的最後一幅畫，裝裱得十分簡單，因而攜帶起來方便。妻子不知道這幅畫的存在，我從未向她展示這幅畫作，因為它和我現在的生活格格不入。這幅畫描繪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被眾人欺騙才有的第二次返鄉的場景，裡面的背景是一張拍攝山路拐角的黑白照片，在最前面的部分我依據想象畫了假扮公主的那位女性的臉，保持著神秘的微笑，視線越過了神父的禿頭正看著我，畫面中間則是旁若無人的堂吉訶德和桑丘。為了保留接下來的人生勸誡，我決定要帶上這幅畫。還有一套刻錄的電影碟片裝在一個木盒子裡，裡面有塔可夫斯基等人的電影，這套影碟保留著我對時間的依賴。但是幸與不幸都在於能否順利通過海關——藝術總是在這類問題上被迫躊躇不前。我笑著把這個實驗性的裝置藏進行李箱裡，最後是一個裝著一筆美金的提包。我並非是去美國，我要去世界上，那麽帶一部分美金是必要的。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我的護照上沒有任何國家的有效簽證，我去哪兒?這中間缺乏嚴密的計劃——因此才有破壞的機會，我既為這樣的機會高興，就像我提前一個小時完成小說結局就會給現實帶來新的情況。但是我也能夠認識到沒有計劃的困難——在此之的前我那充滿計劃的生活。眼下隻好先去別的城市藏起來。去哪裡?我很高興地想到了記憶中的海邊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