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張獻忠受到強烈刺激的是東邊的李自成已經開國建府，據地稱王，兵鋒直指北京，帝王大業已見雛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樣的“流賊”長期以來一直甘拜他的下風。

然而，從崇禎十三年經歷一次大的挫敗之後，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鮮明口號，不再騷擾平民百姓，專門以劫掠大戶來充糧餉，凡是帶不走的糧食，就用來開倉賑濟百姓。並且，不再打下一個地方搶了就跑，而是派官設府，建立和擴大自己的根據地，踏踏實實地向外發展。

僅僅四年，李自成就從一個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最有優勢的候選人，成為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現在，張獻忠畏於李自成的兵勢，也不得不開始奉“大順”正朔。

憑什麽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張獻忠做“人民之主”?難道他張獻忠有哪點不如李自成嗎?

論智力、膽氣、武勇，他張獻忠絕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無大志上。檢討自己十多年的起義生涯，張獻忠再一次深刻體認到自己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耐心，沒有長性。性格急躁剛烈，作風簡單粗暴，隻圖眼前痛快，缺乏長遠打算。當年在學堂裡坐不住，現在已經是威風八面的“八大王”，還是沒有多大長進。

不能再這樣成天沉溺於打打殺殺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張獻忠只有俯首稱臣。

雖然沒有讀過什麽史書，他也知道，李自成不會仁慈地對待他這個前競爭者。“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在揮師入川前，他已經下定了“煉煉坐性”而耐心建立根據地的決心。

進入四川之後，張獻忠深深感覺到選擇入川是對了。

川兵柔脆，這一路破重慶，據成都，派兵橫掃各府、州、縣和土司。大都望風而下，“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短短一年之內，除了遵義(時屬四川)和幾個邊遠土司以外，全川已歸張獻忠所有。

十幾年來頭一次，穩穩當當據有一個大省，前無勁敵，後無追兵。真是爽啊！

“咱老子”也該嘗嘗“撫馭萬民”的滋味了。“咱老子”這回學學李自成，穩扎穩打，數年之後，未必天下不姓“張”！想當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章不就是一個要飯花子出身嗎?現在，自己這個前“捕快”、“邊兵”也要開創朝代，在史書中再加他個“大西史”！

恰在這時，李自成被清軍擊敗，退出北京。消息傳來，張獻忠大喜過望。現在，頭上這座大山沒了，天下重新陷入紛亂，原本張李兩家爭鬥的局面變成了李、清、南明、張四家，自己機會大增，如何不喜！

自從李自成開了大順朝以來，張獻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號，兩家一直保持著表面的和和氣氣。

現在，張獻忠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聽說李自成部的馬科進入川北，他毫不客氣，親率大軍，把馬科打了個大敗，趕回陝西。這是起兵以來，張李二軍第一次公開火拚。張獻忠對這次勝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戰鬥發生地綿州改名為“得勝州”。

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張獻忠正式開朝於成都，國號大西。因為過去一直奉大順軍名義，一時不好回圜，遂以“大順”為紀年，改元大順，張獻忠稱“大西王”。

成都開始大興土木，蜀王府裡進行大規模裝修改建，以作新朝的王宮。

府中正殿為承天殿，府門外廊為朝房。凋龍繪鳳，整飾一新。任命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又將義子四人加將軍銜，封第一子為平東將軍，令率馬兵征服山東、遼東、高麗、東洋諸國;封第二子為服南將軍，征討南省及暹羅、東京、西貢、南洋、斐利該等地;

封第三子為定北將軍，征伐北省諸地及內蒙古等;

封第四子為安西將軍，招撫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

起義者的想象力有時驚人的雷同，數百年後，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時，同樣宣布，東王的任務是管制東方各國，西王的任務是管制西方各國，以此類推。

張獻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儀。

張獻忠掀髯大笑:“起來吧，龜孫們，弄得還挺像個樣哩！”

與大興土木相配合，張獻忠從搶來的女人中挑了三百個，作為妃子，養在后宮。又閹了一批人，當太監。

接著，又學歷朝皇帝，命人們“恭避禦諱”，不準人們使用“獻”“忠”二字，犯者殺頭。在全四川認真檢查石碑，碑文上的“獻”“忠”字樣一律鏟掉，弄得一塊完整的石碑都見不到。

儀式舉行完了，後妃、太監、名諱這些他們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須要有的把戲都弄完了，接下來做些什麽呢?畢竟開國了，該當皇上的當了皇上，該當大官的當了大官，那麽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一樣，四處燒殺搶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麽，如何治理呢?

張獻忠果然改弦易轍。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強調軍紀。

正如各種史料所反映的，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初，軍紀確實相當嚴明，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產生活開始恢復，大西國開朝之初，呈現一片興旺景象。這一段是張獻忠入蜀後軍民相處最融洽的時期。

張獻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開科取士。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張獻忠喜歡自稱武夫，舉止粗豪，稱王之後，發布詔書仍然用白話文。

但是，張獻忠對讀書人卻非常重視。

一年搞兩次科舉不說，而且也不考八股文，而是考策論。甚至還規定要多少人參見考試，錄取多少人，其中舉人多少，進士多少，狀元多少。如果不夠，還得增補。這就搞出了一個州縣一年兩個狀元的奇聞來，讓人啼笑皆非。

一年兩次科舉，已經不太嚴肅了，考試題也出得千奇百怪。

有一次考試，張獻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話文的萬言策，評論歷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為第一。

作完之後頗為得意，命令廣為頒布，讓廣大讀書人學習。

一學之下，秀才們對考試更沒了興趣。

而且考試把關不嚴，許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時被人們稱為“不通先生”的不學無術之輩，紛紛中了舉人、進士，無怪乎人們對此不以為然。

然而，幾乎四川省內所有的讀書人都來參加考試了。

並不是他們積極踴躍，而是後面有刀槍跟著。原來，張獻忠命令，所有的讀書人都得參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鄰裡也連坐。

昔日“學而未成”，今日卻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運的“大王”，所以張獻忠起義以來，對開科取士一直興趣濃烈。

每攻佔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時間時，他就要舉行開科取士，強迫所有的讀書人參加。

親自出題閱卷，品評高下，決定名次。不過考取了，通常只是賞幾兩銀子，給個虛職，並不真正任用，似乎快樂只在於考試別人的過程。

張獻忠對讀書人的態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范。

如前所述，張獻忠其人非常聰明，而且深沉狡詐，人莫測其端。

張獻忠行軍打仗，非常善於用計，這一點他比李自成要強許多。

他打出過中國戰史上許多經典戰役，史稱“張獻忠用兵最狡”。

如崇禎八年乘元宵節期，以三百人為內應巧取鳳陽。崇禎十四年，假扮明軍旗號賺取泌陽。

次年，扮裝主考學使和赴考諸生而輕取當時明軍吹噓的“鐵廬州”等。

張獻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英雄洪秀全一樣，非常善於裝神弄鬼。

朱元章自稱會觀天象，洪秀全自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據記載:

張獻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眾，告訴部下說自己能看到天上去，見有弓、箭、刀、矛等物，並謂奉上天之命，不特為中國之皇，且將為普世之帝。

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

張獻忠又說今日天不清朗，所以你們看不到。況且這種奇景只有我這種上天之子才能看到，你們這些凡夫俗子怎麽可能看到，這就是天意啊。

但是，不論如何狡猾，張獻忠的智慧畢竟都是些雞鳴狗盜的智慧，是來源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權謀文化。

從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終生未能突破好勇鬥狠的綠林藩籬。

他的眼光、胸襟與劉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遠，缺乏基本的治國策略、用人能力、學習能力和管理水平。

明王朝的這個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章在出身、經歷、喜好，特別是殘暴、野蠻、自私等方面驚人相似。然而在學習、用人、戰略眼光上，二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軍打仗的間隙，能夠不間斷地自學，後來不但熟讀經史，甚至可以做出相當漂亮的文章。

而張獻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終，一直到死，也沒認住幾個大字。

朱元章起兵之初，就懷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攬人才，把一大批有識見的士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大大提升了自己這個團隊的知識素質和策略水平。

而張獻忠在讀書人面前，卻總是感覺不太自在。他的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舉人汪兆齡卻是一個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張的心思為務，後期唯知投張所好，不斷勸說張獻忠大開殺戒，最終失盡人心。

張獻忠在刀槍面前，從來沒有眨過眼睛，可卻永遠弄不明白讀書人腦袋裡那些深奧的東西。

在他們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這使他對讀書人的態度非常矛盾。

他取中了狀元張大受。此人儀表堂堂，張獻忠“一見大悅”，賜賞，又賜宴，歡聚一日。大臣們也在旁邊交口稱讚張獻忠取中了人才，將來必然會“輔左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張獻忠十分高興，“複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張大受入朝謝恩，報名人報上名來，張獻忠聽了，忽然皺眉道:“這驢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老子。”

大臣領命，到宮門口把張大受捆起殺了。

他和這些文質彬彬的人怎麽也親近不起來。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讀書人最怕的。可他們也僅僅是因此而怕他。這些恪守“三綱五常”的讀書人對他這樣的“叛賊”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們會帶頭起來造他的反。

所以，在大西國裡，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書生。

在四川科舉取士，對他來講，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讀書人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造亂”。所以，考過之後，絕大多數人都不予任用，隻令在八大王身邊侍候，寫寫公文。而且考完之後，不管中與不中，都不許回家。

這樣一來，許多讀書人都燒了書本，脫了儒服，不敢再以書生自居。

這些底層出身農民起義領袖，在當流寇的時候如魚得水。但是一旦從流寇變成了“坐寇”，開始坐天下之後，就顯得有些手忙腳亂起來。

歷史上的黃巢如是，張獻忠也是一樣，他們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缺乏策略。

開朝之初，大西政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著“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戰鬥，他只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

由於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並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只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較穩固的地區。

史書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後十余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作“流賊”，只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面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制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只是歷朝專製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制，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只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制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制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

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裡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裡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衝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遊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有“訕諷新朝”的人，立刻綁走治罪，以致“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

歐陽直撰《蜀警錄》記載了這麽一件事:

一天夜裡，一個男人在家裡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裡的瑣事，女人說他:“天這麽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麽用！”

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

張獻忠聽了匯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張獻忠面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

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余，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開朝，然而，張獻忠在帝國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

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

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

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帝國”之內強搶。

“獻賊每五日十日一發人采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同伴俱斬。”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

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裡，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擁護這個政權也情有可原。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遊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裡”。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時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張軍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雲‘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部慣於“以走致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在進入四川之前，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

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

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製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則困不住，要追則追不上，經常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

正如張獻忠農民軍所唱的:“前有邵巡撫，常來團傳(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帝國。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作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裡，轉眼不見蹤影。

因為無那麽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縣，象征性地駐上那麽千把人。甚至有的縣，只有縣令一個人是他派去的。這是他不能確切佔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戶部主事張紹彥說:“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這確實是至理之言。

張的軍事優勢正在流動，一旦靜止下來，由進攻變成防守，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

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在停止流動之後，他們被迫打自己不擅長的防禦戰。

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凌厲銳氣消失了。由於戰線越來越長，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環節。

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又變得強大起來。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齊軍從水陸兩路同時攻打四川。過於戰無不勝來去如風的張軍在遇到了氣勢如虹的齊軍先鋒，哪怕這些齊軍先鋒往往都是原來的明軍降兵降將組成的，也依然毫無意外地節節敗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