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和美國開戰以前，曾經撤走了一部分日僑，然而加入了美國國籍的日裔卻被留在了美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個政令，在西海岸設立“軍事區”，所有在限制區域的日裔全部都要遷入位於內陸的“安置中心”裡。

　　那並不是集中營一樣的地方，理論上。

　　當時有九成的日裔居住在西海岸，其中還有7萬在美國出生的公民。

　　盡管他們宣稱自己是忠誠於美國的，“當地人”依舊對他們存在敵意，包括總統在內都擔心他們會從事破壞和間諜活動。

　　為了避免這些信仰天皇的日裔破壞和偵查美國的軍事和重要工業，由軍隊負責驅逐在重要軍事設施附近的日裔美國人。

　　這些設置在內陸的“軍事區”和猶太人定居點一樣有宵禁，但條件比華沙的猶太人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住在裡面的日裔是變相被保護起來的，非受限制區域的日裔反而要擔心同事、鄰居乃至給自己送報紙的報童的攻擊。

　　加利福利亞、華盛頓、新奧爾良的日裔立刻動身前往位於內華達、猶他和科羅拉多州的安置營，但有一個居住在加州聖萊安德羅市的日裔美國人松豐三郎卻拒絕執行命令。

　　然後他就被逮捕了。

　　松豐三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針對的就是驅逐令和再安置令的合憲性——軍隊對特定人群的暫時驅逐是否是種族歧視。

　　在驅逐令執行的調查中，有一批日裔確認對日本效忠，有一部分人拒絕對美國無條件效忠，並拒絕向日本天皇效忠，還有一部分被驅逐人員要求回到日本。

　　戰爭會造成很多困難，困難時期要大家一起克服，最終最高法以松豐三郎違抗驅逐令有罪，維持了原審判決。

　　這份判決結果證明，當國家處於恐慌時，種族歧視抗議也要靠邊站，與這個案子一起審理的還有平林案，這個日裔違反的是宵禁令，日裔美國人必須在晚上八點到早上六點以前呆在家裡，避免參與間諜和破壞活動。

　　松豐三郎出生於美國，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人，憲法規定出生地原則讓他成為了美國公民，沒有任何指控可以證明他不忠於美國。

　　戰爭是所有痛苦的集合，所有公民，無論是否是軍隊人士都遭到了影響，公民身份既有權力也有義務。

　　然而即便是戰爭結束了，美國內部依舊排擠日本人，美國與日本國家層面上是盟友，但是有很多美國人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或者自己就曾經參加戰爭，他們對日裔非常不友好。

　　那些遷入了安置點的日裔也過得戰戰兢兢，營區內的日本人來自各個階層，也包含婦女與小孩，除了膚色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奧斯維辛有焚屍爐，安置營沒有，他們有足夠的食物來源，成人在營區內工作、小孩則可以上學，不定期可以有些休閑娛樂。

　　但是膽敢逃跑就會射殺，因此大多數人即使不滿國家對他們的安排，還是按照規矩服從命令。

　　日本移民與日裔美國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放棄財產，到了1943年，由於美國考慮要對日裔美國人征兵組成一支特殊的軍隊，WRA便以戰爭的考慮給予這些日裔美國人進行一份“忠誠問卷”，以測試日裔美國人究竟忠於哪個祖國，美國或者日本。

　　面對這樣的問卷，許多日裔美國人不只感到困惑，甚至是憤怒。有部分以年輕男性為主的群體，

在這兩個關鍵問題都選擇了否定的答案，他們被戲稱為“說不男孩”，並被冠上“不忠誠”的名號。　　羅斯福的將軍德威特就曾經說:日本佬終究是日本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少日裔美國人陸續爭取國家賠償與訴訟，美國政府也陸續補償一些當時被無故關進拘留營的日裔美國人。

　　但錢賠了，該歧視照樣歧視，亞洲人普遍都非常好學，成績比其他人種好，“當地人”認為美國的好高中，好大學都被亞裔佔領了。

　　子女不是全A的成績，亞裔父母會覺得很沒面子，這使得得了B的普通白人小孩成了班裡倒數幾名。

　　但是常青藤名校招收新生是有比例的，學校有1000人的名額，規定亞裔只能有20%就是200個人，而白人有70%就是700人，也就是說一個非常非常努力的亞裔學生，他的成績全A，他有可能落榜，而一個沒他那麽努力的白人青年則可以輕松進入沃頓商學院這樣的名校，除非亞裔的父母用錢買名額。

　　在美國有個詞叫做“Bamboo ceiling”，就是指一種無形的牆，Bamboo跟亞洲有關。在美國的企業裡許多亞洲人都在底層，少許在中層，高層領導就基本沒有了。

　　男孩子的競爭如此激烈，何況是女孩。

　　日本的傳統教育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她不需要讀書讀得很好，反正她是要嫁人的。

　　而西式教育則是男女平等，中村雪不甘心將自己的學歷當成相親資料上的附加值，有科學資料顯示，一個聰明的媽媽生的兒子也是很聰明的，於是她來到帕多瓦大學，當醫學交換生。

　　美國文化有很多“勵志”的故事，仿佛只要努力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沒錯，有些亞裔可以拿到美國好的職業，比如律師，但是大家都知道，亞裔是苦力，他們從小就被訓練要能吃苦耐勞，所以律師樓裡亞裔律師做最辛苦的話。

　　白人律師隻做最重要的活，他們是“quarterback”，也有少數亞裔逆襲的，但那是非常稀有的情況，類似摩西分紅海一樣的奇跡，再不然就是他的父母家裡的背景可以利用，光靠苦讀是不能衝破那層Bamboo ceiling的。

　　想要融入美國社會並得到認可是一件不易的事，由此讓一部分亞裔學生產生了如果自己不是黃種人就好的認知錯誤。

　　這就和加入兄弟會都會被惡整，被整得越慘越忠心是一樣的道理。

　　醫學界的情況和律師事務所有一定差別，男性外科醫生是醫院的“國王”，他們都是超級明星，女醫生如果技術過硬會被他們認可，其他人則全部被他們無視。

　　他們對護士的態度非常惡劣，雖然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個超級大好人，畢竟他們偶經常預定壽司請大家吃。

　　有一種效應叫米爾格拉姆服從權威范式，這個實驗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遭遇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1963年，實驗小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和寄出許多郵遞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進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被告知自身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將被告知，他被隨機挑選為擔任“老師”，並獲得了一張“答案卷”。實驗小組並向他說明隔壁被挑選為“學生”的參與者也拿到了一張“題目卷”。但事實上兩張紙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參與者都是“老師”。“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著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有一位參與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參與者患有心臟疾病。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並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並沒有電擊產生。在隔壁房間裡，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電壓“學生”的反應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說，他想退出試驗

　　200 V 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

　　300 V 拒絕回答問題

　　超過 330 V 靜默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復他:

　　請繼續。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復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

　　但實驗結果是第一次實驗中百分之65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盡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

　　在真實的世界裡，護士是否會拒絕不認識的醫生下的命令呢?

　　 1966年時做了這個實驗，22名護士分別接到了一名不認識的醫生和電話，要求他們立即給病人服一種藥物，這種藥物的名字非常專業，非醫學專業人士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這種藥有致死率，而“醫生”讓護士給的劑量是最高劑量的兩倍。

　　 12個護士裡10個表示會拒絕這個“無理要求”，然而在情景中，22個護士21個都選擇服從命令，只有1個人拒絕執行，而那21個護士如果不是因為有人阻止，她們會把藥灌進病人的嘴裡，事實上當實驗人員阻止她們的時候，她們已經在分藥了。

　　在中村雪離開美國前，曾經發生了一件讓人惡心的惡作劇，有一個假扮警察的人，給快餐店的經理打電話，讓他去搜查餐館裡的年輕女員工，因為他懷疑她們的身上涉嫌藏有贓物。

　　這些經理盲目得相信了電話裡“警察”說的話，把她們帶到了後面的房間裡，脫光她們的衣服，徹底搜查所謂的贓物，後來虐待升級成了性侵，這種不在場權威的影響力誘使數十人違反了法律、公司制度以及自己的良知，這其中還有一個女經理，她不知道被“警察”怎麽操控的，居然讓自己的男助理對女員工用性侵的方式“逼供”，後來還來了一個來送食材的司機，“警察”讓司機也性侵那個女店員，但司機卻拒絕了這個無理的要求。

　　他的學歷不高，要是有高學歷也不會做司機了。

　　但他就和斯坦福監獄實驗津巴多的未婚妻一樣，是個外來者，他沒有陷入那樣的“情景”中，並且他還是個有良知和道德的人。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正因為該有所作為的人不作為，本該關心的人無動於衷，在正義最需要他們發聲的時候旁觀者啞然無聲，邪惡才會佔據上風，我不想保持沉默，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中村雪說完，喝了一口無糖的咖啡，自信得微笑著“你聽說過神經症這個病麽?”

　　“沒有。”波莫娜回答。

　　“神經症並不是真的神經疾病，哦，我都忘了，有人做過一個群體知覺實驗，當人選擇從眾行為的時候，負責視覺和空間感知力的右側頂腦溝裡的活動增加了，前腦則沒有任何反應，這一個區域負責處理衝突、計劃和其他高級情緒，而獨斷專行的時候則反過來，右腦杏仁核區被激活，這一部分負責管理情緒，抗拒執行命令和獨裁者會引起這一區域反應……”

　　“你剛才說神經症來著， 醫生。”波莫娜捧著自己的咖啡打斷了雪的滔滔不絕。

　　“那並不是真的神經病，而是情緒對神經的作用，在美國要是一個姑娘不想和自己的上司協調一致，她就會被當成神經症患者。”

　　“美國不是鼓勵爭論麽?”波莫娜吃驚得說。

　　“你在美國生活過?”雪問。

　　“不。”

　　“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不是用腦溝思考的護士，但是當我發表自己的意見時別人要說我神經症犯了，我必須離開那個地方，在我真的有神經症之前。”

　　“你玩笑的笑點真難找到。”波莫娜說。

　　“我很高興你意識到這是一個玩笑，琳達。”雪用自己的咖啡杯和她的碰了一下，就像在乾杯“我的一個親戚為了安全著想，給自己取了個英語名字湯姆，我挺喜歡自己的日語名字，但在公共場合我不怎麽用，因為他們發‘中村’這個音的時候舌頭快打結了，你可以叫我Yuki。”

　　“那是因為我沒有乳溝。”波莫娜惡劣得笑著“顯然你也沒有。”

　　“我倒想要乳溝，猜猜那個時候男人那個地方的腦域被激活?”

　　波莫娜搖頭看著她。

　　中村雪保證沒有注意到自己這麽說的話多傷人心。

　　“乳溝是一項財富，它甚至比美貌還重要，因為它更能引起男性的注意。”

　　“它能幫你過博士論文麽?”波莫娜不耐煩地說，她覺得自己起了一個壞的話頭。

　　中村雪曖昧得笑著，雙眼看起來像伏見稻荷大社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