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市的正東方有一個狹長的小島，它被稱為長島，在長島上有一個名叫月桂莊園的地方，每年夏天那裡都會舉行大型的派對，天氣好的時候通過大露台，可以看到佩克尼灣的美景。四座整齊的花園、八幢附屬建築，全部都遵循了英國鄉村莊園的風格，為了讓房子看上去具有歷史感，設計師還專門將屋頂設計地坑坑窪窪。

　　這座房子的女主人賓斯夫人聰明貌美，舉止優雅又充滿活力，在社交場合她永遠都光芒四射。她是全美婦女俱樂部的成員，她的丈夫查爾斯是摩根大通銀行合夥人，身兼16家公司董事會職務，那些經常出入月桂莊園的友人皆為溫文爾雅、生活精致的上流人士，即使是在家裡吃個便飯，也都要打黑領結。

　　他們是禁酒令的反對者，賓斯夫人很不了解，為什麽有些婦女為了支持禁酒令，就支持“乾派”參議院候選人，而不顧其他於國家利益休戚相關的事項。她覺得胡佛是當代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為了支持他的競選，她曾經召集一群“銀行大亨夫人”籌集競選資金。

　　雖然紐約1923年廢除了禁酒令，但這主要是因為那年新上任的州長簽署了一部新的禁酒法案《馬倫蓋奇法》，他認為禁酒需要的是家庭和教會，而非法律，於是廢除了原本的禁酒令。

　　原本的禁酒令廢了，新的禁酒令從未得到過有效執行，因為如果警察真的按照那個標準逮捕犯人，紐約每天要召集1.8萬個陪審團。

　　原本的禁酒令要求紐約警察肩負執行聯邦法律的職責，現在不用了，“皮球”踢給了華盛頓，所以只要酒吧繼續保持在地下，並且不破壞社區安寧，紐約警察就井水不犯河水。

　　可即便是如此，還是給賓斯夫人的生活帶來了不便，他們不得不把酒藏在一個可移動的裝飾假書牆後面。有時酒不夠，他們只需要向男管家點頭示意或者給司機發個指示，各種美酒隨叫隨到。

　　富人幾乎不受強製禁止令的約束，禁酒派人士，尤其是華盛頓特區的，一直都是這些家庭條件優渥、人脈深厚、擁有雄厚社會資源的人嘲笑的對象。在他們交流時，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將禁酒令描述為暴政，以及前北方人民抵製的《逃奴法案》。

　　與此同時在芝加哥，3年裡發生了215起黑幫成員被殺案件，“小提琴手”們提著謀生的工具和湯普森修女們同時出現在大街上，這邊“打字機”響，那邊在唱《萬福瑪麗亞》。

　　禁酒令開始時，美國海岸警衛隊只有55艘執法船，而私酒艦隊已經可以用海軍規模來比喻了。

　　運送私酒風險很大，隨時面臨被搶的風險，而私酒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讓他們和陸上的黑幫一樣，可以升級裝備。海岸警衛隊每月工資只有36美元，想讓他們保持“清廉不腐”相當困難，所以不難理解當時的報紙上整天充斥著海岸警衛隊不當執法、軍事法庭和刑訊逼供等報道了。

　　等資金充裕了，為海岸警衛隊研發快艇的項目卻失敗了，私酒販子很快就出更高的價格給造船工人，讓他們設計出比招標快艇速度更快的船隻。

　　盡管美國也有自己的葡萄產區，但“公認的”最好的紅酒來自法國，波爾多的梅克斯地區正是在禁酒令期間發展起來的。

　　稍微有點上進心的私酒販子根本不願意去販賣本土葡萄酒，要知道1誇脫工業化生產的杜松子酒的酒精含量相當於6瓶普通的自釀葡萄酒了。

　　但對於波士頓、巴爾的摩、海倫娜和希賓的葡萄酒商人而言，這些本土葡萄酒卻閃爍著金錢的光芒。

　　《沃爾斯泰德法》中列舉了三個例外情況，醫療銷售酒精、農民喝的蘋果酒或自釀葡萄酒，以及宗教儀式使用的聖餐葡萄酒。

　　私酒想要賣的好，首先要將合法商人從事酒水生意的門路給禁了，還需要防止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干涉他們的生意，因此完美的組合產生了。

　　有一位名叫德·拉圖爾的“法國貴族”，他是加州一個信奉天主教的釀酒家族，禁酒令期間他消耗了大量美國本土收獲的葡萄。

　　他並非釀酒起家，而是一個化學家，專門釀造酒石，它在烹飪中很有好處。他的女兒在剛踏入社交圈的時候，按照法國的傳統，他為她在歌劇院裡訂購了一個專屬包廂，他的妻子也永遠高貴典雅，一家人是當地社交圈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他取財之路也不像其他私酒販子，需要聚集在一起簽署契約，劃分各自的地盤和利益。他會為一些名流提供最好的葡萄酒，但他們只是他的客戶名單中的點綴，他真正的“大單”是來自各個教區的牧師。

　　就算聖餐禮規定一人一口酒，就拉圖爾一個人接手的訂單也要90萬加侖， 他為了運酒還專門修了一條鐵路。

　　溫斯頓丘吉爾也見過他，那時他還是個跟著父親一起到處旅行的孩子，拉圖爾的待客之道是讓客人覺得什麽都不缺，就算離開了他家，只要沒有離開美國，他想要什麽都可以得到。

　　他後來還給拉比供酒，有一個小教會的拉比，九個月消耗了5000加侖的葡萄酒，這位拉比的成功之道在於長長的會眾名單，上面全是死人的名字，有了這個創意後，加州到處都在找廢棄的人口普查帳本。

　　延伸到後來，還有了聖餐香檳、聖餐薄荷甜酒，聖餐白蘭地，但即便如此，一位聯邦法官依舊覺得這些酒是合法的“聖餐酒的性質取決於其用途，而非成分。”

　　“怎麽樣?”波莫納問米勒娃。

　　“看著像是被什麽東西叮了，要不擦點藥膏?”米勒娃說。

　　“都不知道什麽叮的。”波莫納將衣服給穿上了。

　　“讓波比給你看看吧，她才是護士。”米勒娃說。

　　波莫納也是那麽認為的，於是拉開簾子，走出了更衣區。

　　雖然休息室裡有不少人，她還是一眼就看到了斯內普，他正和凱特爾伯恩說話。

　　一看到他，她就想起了那個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夢，夢裡她躺在一張躺椅上，周圍都是白色的紗簾。

　　落地窗開著，風吹了進來，也讓紗簾和他的鬥篷一起隨風舞動。

　　“你看什麽?”米勒娃問。

　　“在想水的問題。”波莫納沒好氣地說，沒有理會米勒娃滿臉疑問，朝他走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