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離開後，妻子繼續哭，哭聲不再像開始那樣高亢淒厲，而是隨著黃昏的降臨變得越來越低沉哀婉。

　　老太太和中年男人的妻子一左一右地坐在她的兩邊，每人拉著她的一隻手，溫聲細語地勸她。我呆呆地坐在張迪的床上，心煩意亂，腦子裡一片空白。

　　光線越來越昏暗，病房裡還沒有開燈，三個女人的五官就像水中正在溶解的藥丸一樣漸趨模糊，哭聲和勸解聲也時斷時續，越來越弱，最後終於安靜了。有一瞬間，我恍惚覺得，在蒼茫的暮色中，我正在遠離她們，朝著一個更加幽暗的處所飛去。我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甜蜜的暮色讓我感到孤獨和自由。

　　唰的一下，病房的燈突然亮了。我眺望中的這些臉一瞬間從天涯回到了咫尺。妻子臉色蒼白，兩眼浮腫;中年男人的妻子低眉順眼，目光迷離;老太太的臉皺巴巴的，就像一個枯樹皮面具。

　　我站起來，故作輕松地伸個懶腰，看看窗外說:

　　“天黑了，我們一起吃飯去。”

　　老太太和中年男人的妻子都說還有病人要照顧，不去了，說著就站起來，各自忙活去了。

　　妻子氣鼓鼓地坐著不動，眼睛都不瞧我。我說走，你也得照顧我吃飯呀。她說有人照顧你，還要我幹嘛?我伸手去拉她，她一下甩開我的手。我默默地在她前面站了一分鍾，然後徑直朝門口走去。快到電梯間的時候，我站在過道裡回頭看，只見妻子離我一兩丈遠，正磨磨蹭蹭地朝我走來。

　　我們坐在那家飯館的大火爐前，一語不發地吃了一頓飯。店主正在廚房裡忙活，空蕩蕩的飯館裡只有我們倆。吃完飯，我站起來走到火爐的另一邊去倒茶，當我把一杯茶放在妻子面前的時候，她突然說:

　　“明天我要回去了。”

　　她的語氣非常平靜，不像是賭氣。

　　我歎口氣，將椅子挪了挪，挨近她坐下。我不知道說什麽好，讚成她回去，反對她回去，好像都不好。結果我還是說:

　　“你真要走?”

　　“別裝了！”她冷冷地說，“你不是希望我走嗎?”

　　我承認女人的直覺還是挺準的。但如果妻子認為我希望她走僅僅是為了張迪，說明她還是不夠了解我。

　　我希望她走，其實也是為了她好。

　　按她的說法，我已經得罪了我的主治醫生。就在今天之前，其實我並不相信她說的是真的。我不相信一個身心健康的醫生隨隨便便就跟自己的病人計較，就算劉醫生不是寬宏大量的人，我的所作所為好像也沒有值得他生氣的地方。我對他說的每一句話，向他提的每一個意見，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從今天警察說的話來看，劉醫生對我的評價極端糟糕，對我的印象極端惡劣，我得罪了他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今天警察為我在黔靈山追打胖子的事找上門來，打消了我在死蝙蝠事件上對胖子的懷疑。胖子恨我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既然已經將這件事訴諸法律，就不大可能再去指使人搞惡作劇。一個人用下三濫的手段整人，一般都是因為正常的渠道無計可施。我也懷疑過是公交車上遇到的小偷乾的，但他已經狠狠地打過我一棍，又踢了我那麽多下，氣應該消了。再說憑一個小毛賊之力，要在偌大一座醫院找到我，絕非易事。

　　那就只能是劉醫生指使人乾的。在G城，我沒有得罪過其他人。

　　用一隻像鳥一樣的動物嚇唬一個從小就玩鳥的男人，哪怕它已經被弄死了，

都只能說明搞惡作劇的人是個白癡。我知道劉醫生不是白癡，說明他的惡作劇一開始就不是針對我，而是針對妻子的。要嚇唬一個女人，比嚇唬一個男人簡單得多。妻子也確實被嚇慘了，劉醫生的目的達到了。妻子跟他無冤無仇，他嚇唬她，完全是為了發泄對我的不滿。要是妻子不在我的身邊，別說一隻死蝙蝠，就算他弄一個死嬰來，也不一定嚇得著我。但要嚇唬妻子，很簡單，一隻蟲子一句威脅的話同樣奏效。　　如果死蝙蝠事件確實是劉醫生指使人乾的，那麽昨晚我們在白雲賓館遇到的騷擾他也脫不了乾系。如果僅僅是偶爾敲一下門，一般就是哪個吃飽了撐的無聊分子乾的，他只是路過的時候隨便敲了敲，並非有意針對我們。但這樣不惜犧牲睡眠，在深秋寒冷的夜晚躲在人家門外三番五次地騷擾，恐怕只能解釋為蓄意而為。在G城，還有誰會蓄意騷擾我們呢?恐怕也只有劉醫生。我得出這個結論還有兩個有力的佐證。一個是白雲賓館的經理本身就是G城人民醫院的護士，她和劉醫生都在同一個科。這一點為他了解我們的行蹤和半夜三更對我們實施騷擾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第二個佐證是昨天上午我們離開醫生辦公室時他說的那句話，他說我早晚需要那瓶抗抑鬱的藥。當時我沒有多想，現在仔細揣摩，他的意思好像是就算我不抑鬱他也有辦法讓我抑鬱。你不能不承認他的辦法是管用的。在一個人睡覺的時候敲他的門，讓他不得安寧，只要持之以恆，保證他抑鬱。

　　真要想讓我抑鬱，劉醫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沒有昨晚的騷擾，他說的那句話可能就是一句玩笑話，但既然他已經付諸行動了，說明他不是開玩笑的。劉醫生曾經當過軍醫，性格堅毅，說一不二，恐怕不會善罷甘休。

　　妻子要是留下來陪我，恐怕還會受到更多的驚嚇，遭遇更多的騷擾，還會做更多的噩夢，估計我沒抑鬱，她倒先抑鬱了。

　　但這些話我不能對她說，她會擔心我，說不定就不走了，我希望她離開的理由反而變成了她決定留下來的動機。就算她離開，可能也會為我擔驚受怕，寢食難安，不過是換一個地方受罪而已。

　　我希望她走，確實也有張迪的原因。對所有女人來說，每一個出現在自己男人身邊的漂亮女人都是一種威脅，一種折磨。遺憾的是，很多女人在自己忍受折磨的同時，還會愚蠢地把這種折磨轉嫁到男人的頭上去。你隨便瞅人家一眼，對人家說一句話，她都不舒服，作酸作醋地拿話刺你。你對人家說話的語氣客氣一點，甚至在人家說笑話的時候笑得歡暢一點，都會讓她妒火中燒，心如刀割。

　　我承認，我就碰到了一個這樣的女人。妻子要是留下來，等張迪回來了，估計每天我朝張迪那邊轉動幾次脖子她都記得一清二楚，我對張迪說的每句話她都會用天平去稱一稱有幾分關愛，我看張迪的每個眼神她都要拿到顯微鏡下去觀察有多少曖昧。要真是這樣，不用等到我的病情加重我就動彈不得了。

　　還有今天警察找上門來，也讓我產生了隱隱的不安。雖然我堅信在黔靈山我追打胖子的事還不至於構成犯罪，但警察說的有幾句話比明確定我的罪都讓人擔憂。他說我不老實，罵我是刁民，對我的印象好像也很糟糕。還說什麽只要我老老實實看病就能踏踏實實做個病人，意思是說如果我不老實，我就別想安心過日子，哪怕是一個病人的日子。問題是我不知道老實和不老實怎樣界定，說不定不知不覺間就做了不老實的事，冒犯了人家。不老實不等於犯法，犯沒犯法以法律為準繩，好界定;但老實和不老實沒有標準。一件事發生在甲的身上算老實，乙做了卻是不老實;同一個人今天做算老實，明天做是不老實。要真是這樣，我說話再小心，做事再謹慎，都有可能惹人家不高興。警察臨走時那句宣判——懲罰無處不在，尤其讓我膽戰心驚。雖然當時妻子的嚎哭確實是一種懲罰，但警察的話意味深長，像女巫的詛咒一樣陰魂不散。

　　讓妻子回去，我一個人留在醫院，孤家寡人，我倒要看看劉醫生和警察能把我怎樣。

　　我喝了一口茶，用溫和坦誠的語氣對妻子說:

　　“我都這樣了，你還有什麽不放心的?”

　　妻子說:“你都這樣了，讓人怎麽放心！”

　　我說:“現在我還能照顧自己，你沒必要留在這兒陪我受罪，再說你還要上班，凡凡也需要你。等哪天我無法照顧自己了你再來照顧我，這樣的日子長著呢。”

　　妻子眼圈一紅，擤了擤鼻子說:“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別凍著，別餓著，別舍不得花錢;老老實實看病，別跟醫生作對，也不要出去亂跑。我們等著你健健康康地回去！”

　　說著說著，她又開始抽噎起來。我伸出手，摟住她隨著抽噎不停抖動的瘦削的雙肩。我們就這樣相互依偎著，坐在異鄉一隻漸漸熄滅的火爐旁，直到飯館打烊。

　　我們走出飯店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空蕩蕩的街上幾乎看不到人影，偶爾有幾輛車疾馳而過。深秋的寒風呼嘯著橫衝直撞，我們都不由自主地顫栗了一下。 當第二陣寒風猛烈地刮過來從我們中間橫掃而過的時候，我們雖然沒有被分開，但幾乎感覺不到對方的暖意了。她的肩膀她的腰部她的兩手都變得冰涼，仿佛一個女巫瞬間將她的體溫攝走了。

　　我的兩手也冷冰冰的，僵硬得幾乎抓不穩她的手。我們都使勁扣緊對方的手指，仿佛稍一松懈我們就會被風吹散了。

　　看到我們手牽手走進病房，老太太和中年男人的妻子都露出驚訝和欣慰的神色。

　　妻子放下手裡的包，從床下拿出我洗臉的塑料盆，又向中年男人的妻子借了一個，就端著我的髒衣服到水房裡洗去了。

　　那天晚上，我睡我的床，妻子睡張迪的。盡管我們頭天晚上都沒睡好，還是輾轉難眠，直到後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天蒙蒙亮我們就起來了，其他幾個人都還在熟睡。到水房簡單洗漱之後，帶上妻子的行李，我們輕手輕腳地出了病房，走過空無一人燈光昏暗的過道，下了電梯，出了醫院，來到了街上。

　　風已經停了，地面上結了一層白霜，感覺比晚上更冷。街上還很安靜，我們等了半天才攔到一輛出租車。妻子不讓我送她去車站，但我堅持要送。我本來想說趁我還能動，多陪她走一程是一程，但怕她傷感，沒說。在一個寒意透骨的灰蒙蒙的早晨作別自己患絕症的男人，她已經夠傷感的了。一想到她這麽一個體單力薄的弱女子，還要孤零零地走這麽遠的路，我就為她感到心酸。我們緊挨著坐在出租車的後座上，心潮起伏，感慨萬千，但都不知道該說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