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第二天，薑斌起了個大早，小學老師的本職工作還是要做好的。他負責的是小學三年級兩個班的數學教學工作，每天兩節課，工作量不是很大。

　　鄉村的老師的自由度還是挺高的，上完兩節課以後，才剛過上午11點。

　　鄉下的信息終究有些閉塞，於是向校長請了假，趁著下午沒課，去趟鎮上轉轉。

　　小浦鎮，千多年前就是個著名的渡口，因此得名，倒是離得不遠，6-7公裡地。不過需要過個渡口，五裡墩。

　　薑斌小時候去鎮上，五裡墩是必經之地，因此是輕車熟路。

　　依稀記得，每次路過，都會看到渡口邊的兩間破土房，木門上胡亂絞著幾根鐵絲。

　　一個月前，路過渡口的時候，還見過了久未謀面的大勇。大勇是渡口船工，附近的人累月都會從渡口經過，因此都是熟識，大家便把他當“老夥計”。

　　但是，渡口船工僅僅只是他的一個身份，他還是幾年前蘇南來的知青。

　　前世幾次回家，薑斌的老父親還多次提起大勇。

　　1949年，大勇出生在蘇南小城。他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在美術學院教油畫，母親在中學任教，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大勇，1968年夏天畢業。1969年年初，他收到通知——大勇到小浦鎮當了五裡墩的船工。

　　大勇下放的時候，支書就把他打發到了渡口。搬到渡口，住進一間勉強能遮風擋雨的茅草屋，大勇才明白為啥支書口中這個“活兒少、拿大工分”的飯碗沒人搶——五裡墩渡口倚靠鹽河北堤，隔著河南望漁業大隊，方圓三裡之內沒有一戶人家。在大堤上巡個來回大約要10分鍾，兩側的楊樹林裡，一座座墳塋夾雜其間——守著渡口還要捎帶看墳場。

　　期間，父親也病重去世，這給了他很大打擊。

　　1977年，高考恢復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大勇工作之余，留下的複習的間少之又少。初中課程還好，一來知識淺，二來基礎打得扎實，可高中課程被耽擱了，與其說是複習，不如說是從頭學起。

　　因此，可想而知，第一次高考無疾而終。

　　1978年初夏，正當大勇備考進入衝刺階段，城裡拍來一份電報:母親病重。大勇請假回城，母親已經住進了醫院，幾個月不見，她幾乎瘦脫了相。醫生的診斷是胃癌晚期，已經沒有開刀的機會了。

　　大勇沒日沒夜地守在病床邊照顧。母親焦心，勸他回去複習。大勇推說自己基礎差，多複習一年，把握還大些。

　　沒過多久，終究沒逃過病魔，母親病死在醫院。

　　回到林場已是7月底，高考結束了。按照當時的招考規定，考生不得超30周歲，1979年的高考是最後的機會。可這時候，公社領導潑了一盆冷水:“你就是考上了，怕也難過吧?”

　　他不死心，繼續備考，可到了1979年5月，縣招生辦發出通告，規定高考考生一般不超過25周歲，學習成績優秀的未婚青年，經單位證明，年齡可放寬到28周歲。

　　這是當頭一棒——大勇當時已經30歲了，還沒進考場他的大學夢就碎了。附近的村民得知消息，笑話他:“哪能誰都成天之驕子呢?”

　　時間一晃，就這樣30年過去了。前世回鄉的時候，路過渡口的時候，還經常見到大勇。 雖然那時已經有了過河大橋。薑斌還是願意繞遠路，

去看一下大勇。　　那是被耽擱一輩子的人生啊！

　　不知道這一輩子，大勇會不會依然在渡口孤獨終老。

　　就在薑斌胡思亂想的時候，已經悄然到了渡口。

　　兩間破落的土房，茅草混泥的屋頂，日頭的照曬下，有些乾裂。

　　不過，大勇依然是那麽的熱情。剛在河對岸看到薑斌，就已經開始打起了招呼。

　　渡船輕輕的靠岸，大勇用槁子用力的支撐著船身，保持著船的穩定。三五位乘客利索的上了船。再輕輕一推，小小的渡船駛離了岸邊。

　　大勇看到薑斌有些興奮，趁著撐船的功夫，與薑斌不停的說話。

　　等到下船的時候，還死活要拉著薑斌說有事兒。

　　“上次見到你爹，聽說你去了小學當了老師，這是喜事，可得沾沾喜氣。”話還沒說完，隨即鑽進屋子，在櫃子裡翻找出紅紙，要包紅包。

　　薑斌趕忙拒絕:“不能，不能，心意領了。改天請你吃飯。”

　　在拉拉扯扯中，薑斌堅持拒絕了大勇的紅包。趁著渡口沒有行人過河，大勇拉著薑斌熱絡的聊著。

　　“你要好好去練本領，將來建設國家要靠你們。”大勇語重心長，不時重複地念叨，“唉，你趕上好機會啦！”

　　每次見到薑斌，大勇總是說不完的話，估計在大勇的心中，特殊的年代，能夠穩穩當當的，還有個體面的工作，總是讓人羨慕的。

　　經歷了渡口的插曲，薑斌花了半個把小時，才趕到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