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的第二年底，吳豪帶著父母來湖南提親。

　　飯桌上，吳豪的父親跟我爸說“親家，欣怡這個兒媳婦我很滿意，你放心，我和吳豪的媽媽只有吳豪這一個兒子，我們會將欣怡像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絕不會讓她受半點委屈。”

　　“柴門陋戶，山裡人家的野丫頭，不給山裡人丟臉就好。”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套詞，要不然我爸也不是文縐縐的人。不過我爸知道，以我妹的性格，可能受委屈的是小吳。

　　“不會的，不會的！來來來，親家，喝酒！”吳行長端起酒杯敬我爸，我和吳豪也端起酒杯陪了一個。

　　我妹和吳豪確實是一對幸福組合。我妹是典型的湘妹子，非常有自己的主見和個性，也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吳豪是典型的家境優越的性格溫順從小聽父母話的乖孩子。他們組建的家庭，我妹當家做主，吳豪婦唱夫隨，天仙配。我妹顏值比我高，可能她遺傳我爸多一點。

　　可能他們男方只有用金錢才想更好的表達誠意，於是給了我爸一張銀行金卡當彩禮，密碼是我妹的生日。我弟想知道他們浙江人一般彩禮給多少，按耐不內心的好奇看著我爸“爸，去銀行查一下，看有多少錢！”

　　我爸沒理他，我妹說話了“瞎胡鬧什麽呀，一邊待著去！”

　　“姐，你就不想知道他們給了多少錢?”

　　“小孩子家怎麽這麽八卦，寫作業去！”我妹像個家長一樣地支開了我弟，她自己好奇地拿過銀行卡，去銀行查了一下，和她猜測的差不多，888888.88。多了太過於炫富，少了顯得不尊重，就得比普通老百姓的彩禮多一點點。吳家讓吳豪問過湖南的彩禮，我妹說沒有標準，於是他們家就按江西上饒那邊的普通老百姓的30萬左右的標準再翻一倍給的。

　　我爸又往裡添了一點，將卡當陪嫁給了吳豪，吳豪不知該不該收，我妹哭著收下了。我妹知道我爸的意思，我結婚的時候他給了我多少，他就一定要給她多少，還不許不要，不要就是嫌少。吳家給他們在香港買了房，婚後他們的蜜月去了南美洲，這是我妹的計劃，他倆也是聽老婆的。

　　婚禮雖然熱鬧，但我爸的情緒卻更失落。奶奶走了，妹妹嫁了，家裡的人越來越少，我也常年在外，明年我弟也要上初中了，到時候就得在學校寄宿，一周才回來一次。

　　年底我帶著老婆孩子，我妹帶著吳豪回家過的年。周佳怡自從嫁給了我，就沒有陪她父母過過年，當然是因為她體貼我。我們常年生活在廣州，我又給我嶽父當助理，所以春節她願意陪我回老家。吳豪和我妹商量著輪流來，第一年在我家過年，明年在他家過年。

　　年夜飯，父親端起酒杯，歎了口氣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我就只有你們了。”這話，奶奶走的當年他都沒說，或許是當年怕我們觸景生情，又或許這話是他今年才刷抖音學到的。

　　“看著你們兄妹倆都長大了，也都結了婚，今年咱們柳家還添了這麽個大胖孫子，我很高興！來，喝酒！”我知道他心裡高興，我們農村人辛苦一輩子，以幫助兒女成完家為一個分界點，叫做完成任務！假如我妹或者我還不結婚，他就會覺得他的任務還沒完成，他就會在心裡給很大的壓力，就像對不起列祖列宗，也會在村裡抬不起頭。而農村人如果不讀大學，都會早早地二十出頭就結了婚，像我和我妹30多才結婚，

他的壓力非常大，但他沒有說過，他很想催婚，但他都忍著。這一刻，他放松了，雖然他還有一個兒子沒結婚，但我弟才十歲剛出頭又還在讀書，還沒有給他形成壓力。　　喝完那口酒，他又宣布了一個讓我和我妹炸裂的消息，“我們這個家要拆了！”，我感覺莫名其妙，我妹望著我想要答案，我弟卻搶著答“我們這兒要修高鐵！”。正月初一我妹帶吳豪去了我媽那兒，初二就和吳豪去杭州了。

　　我在村裡閑逛，看到人家把打隧道用的設備都運過來了，準備修高鐵。說起高鐵，全國最先通的高鐵就是京滬高鐵和武廣高鐵，湖南是最先通了高鐵的，但是我們市屬於長沙西往北，經過長沙的鐵路線，無論是南北還是東西，總是修不到我們老家。這次終於來了，而且要經過我們村，已經確定了。我們家屬於拆遷戶。

　　別人家聽到拆遷都欣喜若狂，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將老房子推倒了重新建新房子，還可以替子女在城裡付首付。但我們家卻不開心，尤其是我和我妹。我們的戶口遷走了，對老家的唯一留戀是爺爺奶奶的那兩座墳，還有這個我們從小長大的房子。我們的房子雖然不算洋氣，可也是冬暖夏涼，替我們遮風擋雨，門前有池塘，屋後有果園，承載著我們童年的回憶，多少錢我都不想換。

　　這個世界不會因為我們的不同意而怎麽著，用我爸勸別人的說法:你們要尊重大局。其實別人也大多樂意，只不過以為學城裡人的，拖一拖能多要到一些錢。農村的拆遷和城裡還不一樣，而且那些拆遷組的工作人員也有了相當的經驗。他們直接和縣政府談，縣政府又和鄉政府交代，鄉政府又和村幹部一次性買斷，剩下的工作就是村裡的基層幹部直接發通知。人民和村幹部，一個村住著，抬頭不見低頭見，能有啥好談的，還不就是村幹部說了算，只不過會前村後村地問一下每個地方的拆遷價。比如我們村的村民就說，他親戚是隔壁市的，也是這條高鐵線，人家一畝地能補的錢比我們多。可就算是這樣，也沒有人聯合起來也要那個價，誰都不願意出這個頭去得罪村部。

　　我家連房子帶田土拿到了88萬多，我爸生日這天，特意吩咐我和我妹都要回來。他給我和我妹各20萬，還是現金。

　　“這是咱家的拆遷款，下來了，總共90萬，我留30萬修房子，剩下的你們三兄妹每人20萬，這是你們的那份，小虎的我先替他保管。”說著給我和我妹每人一個包著報紙的塑料袋。

　　“你這是幹嘛?我們不要這個錢，你留著自己用，我們有錢！”我妹把錢扔在桌子，我也一樣。

　　“我不用，我自己有工資，還有些存款，將來還有退休金，夠我和你們蔡姨的。這錢你們必須拿著，這也是你蔡姨的意思。”

　　我理解蔡姨，如果這錢不分掉，她怕村裡人說她這個後媽不一碗水端平。而且蔡姨確實不貪財，我奶給她保管的錢，她花了多少都記了帳。和我爸結婚之後，她都還是每一筆都記上，根本沒有人看但她還是記，我奶過世之後，她將卡帶帳本全交給我爸。她自己連銀行卡都沒有，我爸把工資卡放她手裡，她需要錢就讓我爸給他取，他倆屬於共同管錢。

　　我爸的意思我也明白，因為我和我妹找的對象都是家裡條件比我們好太多的，他怕我們因為這個受委屈。我們村裡太多娶了城裡姑娘，或者嫁了城裡男人而受委屈的例子，甚至可以說我叔就是一個典型。尤其是離我家最近的那戶鄰居家的女兒就是，他一個獨生女兒嫁給了一個上海男人，他去上海受了對方親家一肚子委屈，但是為了女兒的幸福，什麽委屈他都忍了。他女兒女婿是大學同學正常戀愛，他女婿倒是沒有說看不起他們家，但他那親家也還好，但他那親家母完完全全把那種瞧不起寫在了臉上。他一輩子種田，自然是穿西裝打領帶穿不出那種范，他親家母就又是暗示他西裝太大再去買套小一號的，又是皮鞋有點皺。連端上來一盆陽澄湖大閘蟹她都要說多吃點多吃點，這個貴，平時不容易吃到。其實論吃來說，我們農村的魚蝦蟹那都是純野生的，比她這飼料養大的不知道好吃多少倍。

　　實際上那戶人家在上海的最郊區，住的房子也還是她老公單位分的那種老式小區，她們給兒子買的結婚的房子也是一個二手小區，只不過在他們自己看來，有電梯了就是新房。要真的來說，他們家就是上海那種最底層的小市民，日子過得肯定是不如我鄰居家的。我鄰居家的這個叔叔雖然只是種田的農民，但是他很勤勞，別人都種糧食這種農作物，他卻種西瓜甘蔗一類的經濟作物。在農村糧食最不值錢，他一捆甘蔗換回來的糧食就夠他吃好些日子。他送他女兒讀大學，在生活費上從來沒讓她走過短缺感。

　　我們拗不過我爸和蔡姨，於是決定，扣除30萬建房子的錢，剩下的60萬他和蔡姨都有份，每個人12萬，我和我妹各拿了10萬。

　　回廣州的路上，吳豪和周佳怡也都說起了自家的拆遷事，我調侃道“原來我們全是拆二代”，但農村的拆遷是說得好玩的，城裡的拆遷才能叫拆二代。

　　吳豪家在杭州蕭山區的農村，最開始他們也羨慕那些更靠近市區的城鄉結合部，直到杭州的城市發展擴大到讓他們家也成了城鄉結合部。但他們已經不羨慕了，甚至祈求別拆遷他們片區。剛開始拆遷，大家圖個新鮮，又能得到一大筆錢，還能分到一套大房子，似乎也沒啥不好的，除了上了年紀的人大多數不太樂意。蕭山的拆遷，出了按照面積算錢，還按照家裡的人頭算新房面積，每個人幾十平米這樣子，搬得積極的還能多贈送一些面積。

　　浙江是屬於改革開放先富起來的那一批，這樣說都不對，浙江歷史上一直屬於富饒地帶，尤其自宋南遷之後，更是錦上添花。乾隆皇帝下江南，不就是留戀蘇州杭州揚州嗎?那些第一批拆遷戶住的商品房，這些沒有拆遷的人也自己花錢買得起，但他們發現和那些格子間相比，他們更願意住自己從黑土地上一磚一瓦蓋起來的自建房。修上院子，加上葡萄架，種上蔬菜。所以蕭山有相當一部分人，周一到周五住在自己在城裡的房子，方便自己工作通勤，周六周日就像度假一樣回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房子裡澆花種菜。

　　金錢數量達到一定級別，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財務自由之後，後面添再多的0意義都不大，因為人總是會死的，那後面添加的錢和自己一定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沒有一分一毫會花在自己身上。至於有人說我要留給後代，其實對一個來人世間走個過場的我們來說，毫無意義，這個世界能說出自己父親爺爺的名字的人不多。有錢做一做善事，幫助身邊那些和我們同時代的窮苦人，反而會讓我們來說生命更有意義。

　　浙江蕭山信仰基督教的人比較多，再加上大多數人已經不是暴發戶了，他們開始追求生命的意義。他們不需要一筆拆遷款來改善生活，反而更希望別人不要來打擾他們現在的安定生活。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不是他們能阻擋得了的。如果都搬了你不搬，要麽就等你出門之後，要麽就圍成斷水斷電的孤島。有時候人還是得識時務，緊跟時代發展，不要逆城市化進程的大趨勢。

　　吳豪的父親吳行長不僅得積極帶頭，還肩負著配合基層說服親朋好友的任務。如果只是從居住環境來說他們家是算改善，在錢塘江邊買了大別墅，小區環境非常乾淨整潔，也沒有了以前住蕭山時候的商販叫賣聲。但是以前一排排的鄰居都叫得出名字，現在的鄰居家裡幾口人，到底長啥樣都並不十分清楚。吳豪本來在杭州隻讀了小學，他的熟人圈本來就只有那些以前屋前屋後的發小，現在也都七零八落地到處住著。

　　周佳怡家的拆遷情況又不太一樣，他們家的商品房是後來買的，她家拆遷的是一個城中村的自建房。 當初我嶽父周秉升開工廠，需要在工廠附近給工廠工人租員工宿舍。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後，這些工廠的老板就會自己把廠房買下來，還會在附近村裡買一塊地自己建房子，然後建房子隔成各種小單間給自己的工廠工人當宿舍。後來很多人工廠開倒閉了，自建房還能穩定的收租，收入還非常可觀。我嶽父是公司越做越大，不指望這個，但也經常能補充了他現金流。

　　隨著廣州城也是越來越大，他當年買的時候算偏僻的位置，如今隨著地鐵的鋪開，光是地皮都不知道漲了多少倍，儼然成了熱鬧的搶手位置。房地產商們，最看重的是位置，哪裡越貴越願意往哪裡砸錢。中心城區已經沒有地可買了，於是他們願意投入資金做舊城改造，推的理念是讓大家居住環境變得更好。

　　每個城市的發展都是多層次的，人也是。在寫字樓上班的有十萬一個月的，那在馬路上掃大街就有三千一個月的，寫字樓裡的人住私人小區，環衛工人住城中村，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收入做自己的選擇。誰也不是有多喜歡住城中村，但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離工作的地方近而且房租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圍內。

　　舊城改造之後，對於租客來說，房租是一定會漲的，那些收入沒漲的人只能被迫搬走，搬去通勤時間更遠的地方;對於房東來說，將舊城該拆除的拆除，該整改的整改，建成一個更有秩序的新生活區，房東變股東一起經營，收入還能增加。

　　我，我妹，吳豪，我們三個一起調侃周佳怡“你這不算拆遷，你這算凡爾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