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一役之後,劉淼決定更換檢查方式,畢竟給自己找氣受的滋味不舒服,他又不是受虐狂。
即將迎來國慶假期,回來後不久就要進行期中考試,故劉淼決定還是趕趕進度,抓緊講新課。
每一位教師都要練就一個至關重要的技能,那就是,即使台下一個觀眾也沒有,也要酣暢琉璃得講下去。因此,劉淼也發覺自己有了一個新習慣,那就是在獨處的時候,不自覺的自言自語。後發後覺,突然些懵逼,待看辦公室其他教師,即使不是在與人交流,自己做事的時候,嘴裡也習慣去念叨幾句。
可以肯定的是這就是教師的通病。在暑假時,劉淼參加了其他招聘類考試,監考員是小學教師,在市新華小學校區筆試。開考前,監考員就不止一遍的重複正確書寫個人信息,在結束前5分鍾進一步強調,重點是口吻,做過調查的劉淼很明顯就分辨出帶有哄孩子的傾向性,有了之後的一系列推論。
每個職業,因其特性,都或多或少養成一些職業習慣。以前的職業讓劉淼養成了一種懷疑一切的習慣,也可以簡單認為是強種。
調整好心態劉淼,重新站在講台上。閑話少敘,今日的課題是《洋務運動》。
前文講到,清經歷外戰——兩次鴉片戰爭,內戰——太平天國運動,真可謂是內憂外患。當時,清真正的掌權者不淡定了,原因很簡單,他是利益的最大損失者。怎麽辦?必須自救。
軍機會議多次召開,一群土埋半截的老頭,表現出與其年齡不服的姿態,可以參考現英國下議院議員們唇槍舌戰,諾沫橫飛的場景。辯論分為兩派,一是以老八旗****為首的保守派,一是以恭親王奕?為首的改革派。
最終的以奕?(曾與皇位失之交臂。道光帝立儲時,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間猶豫不決。但於道光二十六年下定決心由皇四子繼位,寫下遺詔,並於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園寢內為恭王之母靜貴妃修墓,親令靜貴妃死後必須葬於妃園寢,不得更改,變相暗示恭王爭儲失敗。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卯刻,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啟錦匣,內有禦筆兩諭,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桂良之女為嫡福晉。這往往被認為是道光屬意恭王之舉,而實際上,這個指婚發生在道光下定決心寫下遺詔之後,最多只能視為對恭王的補償,況且恭王福晉並非桂良愛女,而僅為側室所生的庶女之一。
公元1860年(鹹豐十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撚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內患為先,然後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媚外之策為後來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觀察,他認為外國人並非“性同犬羊”,英國“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清政府把列強隻當作“肢體之患”,認為“可以信義籠絡”。折子還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稅;要求將軍督撫辦理國外事件互相關照,避免歧誤;要求廣東、上海各派兩名懂外語的人到京以備詢問;將各國商情和報紙匯集總理處。十二月十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出現了軍機處以外的另一中樞政府機構。自此,
總理衙門取代理藩院,成為專門的外事機構,使清代的外交產生重大突破。 鹹豐帝去世後,奕訢成為實力派人物。他協助慈禧太后政變,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鹹豐帝授權恭親王辦理與各國換約事宜的上諭,同治元年開始,軍機處裡原來的顧命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職,換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樞機關。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從而控制皇族事務和宮廷事務大權。他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的職務主管王朝外交事務,自此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權勢赫赫。)勝出,決定進行改革。效仿西方,進行洋務運動。
可以大膽的推斷,若沒有奕?,也就沒有接下來的洋務運動。
運動是由洋務派領導和管理的。洋務派是二鴉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強兵富國,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分成中央和地方。奕?當仁不讓的成為中央的代表,地方上是有權有勢大臣, 分別是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
整場洋務運動圍繞口號“自強,求富”展開。
自強。
軍事上強大,才是真正的強。開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
1、安慶內軍械所:1861年由曾國藩創設於AH懷寧黃石磯、安慶大觀亭,是清末最早官辦的新式兵工廠、清政府創辦最早的以手工製造近代武器的軍工作坊。製造子彈、火藥、槍炮。科學家華蘅芳曾在此主持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安慶”號。1864年遷天京(江蘇南京),改建為金陵內軍械所。
2、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簡稱江南製造局或江南製造總局,又稱作上海機器局,成立的近代軍事工業生產機構,為晚清中國最重要的軍工廠,是清政府洋務派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事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早期廠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廠之一。為江南造船廠的前身,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軍火工廠。
3、福州船政局:又名福建船政局、馬尾船政局(今福州馬尾造船廠),清末由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於1866年,是華夏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李鴻章讚其為“開山之祖”。後在繼任船政大臣沈葆禎的苦心經營下,船政成為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
4.天津機器局:簡稱“天津機器局”。官辦軍用企業。清同治六年(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設於天津。初名“軍火機器總局”。開辦經費二十余萬兩,規模僅次於江南製造局。九年由直隸總普李鴻章接辦,易名“天津機器製造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