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沃夫一個廢棄的工廠裡，馬卡爾和羅莎等人已經準備分別了。

　　天快要亮了，很快軍隊裡就要開始點名。羅莎現在還在沙俄和聯邦的通緝名單上，白天也不能正大光明的出來活動。

　　“雖然您不願意參加我們的起義，但還是感謝您願意在民眾中發出我們的聲音，”馬卡爾握住了羅莎的手，他們在這個晚上聊了很多，羅莎讚同他們起義的壯舉，但她還是認為不應該操之過急，“和您交流後，我學到了很多。”

　　“我會在其它方面盡可能幫助你們的，”羅莎很敬佩馬卡爾他們的勇氣，這幾乎是一場必然失敗的起義，但他們還是選擇去做，“無論這場起義是成功還是失敗，它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東西，一定會帶來些什麽的。”

　　同馬卡爾等人分別後，羅莎帶上帽子走在利沃夫的小巷中，不時四處觀察周邊，確定附近沒有警察和便衣後才繼續向前走。

　　如果被警察發現自己在利沃夫行動，最好的結果也是被送進聯邦的監獄。最差的結果是被聯邦送回德國。自己曾經在巴伐利亞組織過數次罷工和起義，已經被全德通緝了，如果落到德皇手上，被判處死刑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早上七點，羅莎已經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旁。這座公寓在利沃夫的貧民區，利沃夫的警察懶得管理這裡，才讓羅莎找到了一片能安身立命的地方。貧民區裡住滿在工廠上班的工人、打掃城市的清潔工以及來城市討生活的農村人。

　　羅莎打開了自己房間的門，這是一間簡陋但十分整潔的小房間，裡面只有一張床、一個書桌和配套的書架，以及一個餐桌而已。剛進門，羅莎就發現了不對。門口的衣架上放著一件軍大衣——很明顯有人已經找到了這裡，還沒等她開門離開，一個冰冷的槍管就抵住了她的腦袋。

　　“羅沙·盧森堡，出生於扎莫什奇的一個猶太家庭，蘇黎世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羅莎的身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如果您不從事這危險的工作，現在應該會被德國、瑞士或者波蘭的大學聘請為教授，或者在政府中佔據一席之地。”

　　羅莎並沒有回答，她正在思考接下來該怎麽辦，自己的住址已經暴露，是不是黨組織的辦公地點現在也被他們發現了。不知道黨內的成員現在是否安全，還是已經被警察和軍隊突襲抓捕了。

　　“1904年1月，您因為反對軍國主義的演講在德國被判刑，10月因為新薩克森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三世就任而獲得大赦，之後便來到波蘭，”男人繼續說道，“曾經和波蘭社會黨一同參與過1906年獨立起義，但因為公然在波蘭宣傳反對沙皇的言論在去年正式被沙皇俄國政府列為重要思想政治犯……”

　　“行了，塞斯托斯，把槍收起來！”羅莎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聲音顯出一絲衰老，但卻不失威嚴。

　　羅莎有些疑惑地回過頭，看到了她曾經見過的老前輩，現任聯邦首相揚·帕德雷夫斯基。

　　“很久沒見了盧森堡小姐，1906年一別到現在已經五年了，您過得怎麽樣?”帕德雷夫斯基非常自然地坐到了沙發上，開始和羅莎寒暄。

　　“我只是在做我應該做的工作，談不上怎麽樣，”對於帕德雷夫斯基，羅莎除了最終分道揚鑣的遺憾外，更多的還是敬重，這位當年主張共和的老前輩即使在王國體制成為必然的情況下，依然為議會爭取了盡可能大的權力，“您呢，首相閣下?”

　　“我還是老樣子，在共和派的反對聲和保守派的詆毀中夾縫生存罷了，”帕德雷夫斯基自嘲了一番，“還有你們，民主社會黨人一直攻擊我是資本寡頭的走狗，我覺得我至少得算個頭目。”

　　羅莎承認，這些話她確實說過。在民主社會黨人看來，隻完成民主共和還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由工人、農民和廣大貧苦人民領導的新國家。帕德雷夫斯基正在努力實現民主共和在他們看來依然是落後的。

　　“不說這些了，今天您來找我有什麽事.”羅莎也不好在這個話題上繼續深入，乾脆直入主題，“如果想來抓我，找兩個警察就足夠了。”

　　“您也許還不知道，”帕德雷夫斯基讓塞斯托斯給自己拿了杯水，“華沙大學的校長前幾天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在他逝世之前，和我提起了重建華沙大學各學院的構想。”

　　在沙俄時期，華沙大學並不受重視，每年的撥款也非常少。經過長達數百年的沙俄統治後，在1911年聯邦建立時，華沙大學已經缺失了很多學部。經濟學院、法學院和物化學院實際上已經消失了，除了數學院和教育學院外，其它尚存的學院也嚴重缺乏師資。

　　在老友臨終的囑托下，帕德雷夫斯基也隻好親自委身在波蘭各地和國際上尋找有足夠能力進行教學的學者。羅莎·盧森堡是蘇黎世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又是波蘭人，在民間也有相當的聲望，由她牽頭重建經濟學院再合適不過了。

　　“你打算請我去當教授?”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宣傳革命思想，羅莎對這個邀請確實抱有極大的興趣，她在經濟學上的造詣並不低，畢竟她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波蘭經濟的，並且她對學術研究的興趣也非常濃厚。

　　“準確來說，是院長，”帕德雷夫斯基說，“我希望您可以幫我這個忙，出面重建華沙大學的經濟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

　　“我?”羅莎有些驚訝，就算波蘭真的人才凋零到這種程度，也沒必要讓自己來當院長吧?她只是個博士，而且已經很長時間不在經濟學領域發展了，而且是個女性，甚至還是個通緝犯。自己當院長必然要面對極大的阻力。

　　“做學院院長，學科能力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凝聚整個學院的人心，”帕德雷夫斯基對羅莎的驚訝並不意外，“您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您凝聚人心的力量我曾親眼目睹過，所以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您。”

　　“可是你們確定要一個通緝犯來當大學院長?”

　　“那份通緝令是沙俄時期發布的，現在早就不作數了，”帕德雷夫斯基很淡定，“您的黨派，民社黨在走完必要的流程以後，也可以作為聯邦的合法黨派參與議會選舉。”

　　“啊?”羅莎有點懵，她不知道什麽時候波蘭政壇變得如此民主了，釋放政治犯倒還能說得通，怎麽連黨禁都開了?

　　即使在聯邦內部，這也是一件非常反常識的事情，雖然在波蘭獨立前夕，波蘭社會黨宣布解散，但在聯邦建立後公布的《臨時法案》中，並沒有禁止民眾結黨，只是複雜化了申請建黨的流程。

　　但由於法案剛剛通過，聯邦還沒有一個政黨完成了注冊。就連帕德雷夫斯基和德莫夫斯基兩人新創建的波蘭公民黨現在都在走流程。

　　“議會已經通過建黨的相關法案了，我承認手續是有些複雜了，但並沒有禁止建立政黨，”帕德雷夫斯基看出了羅莎的困惑，“現在議會裡有很多人都在建立政黨，如果你有這個想法，提交一份申請然後走流程就好了，現在申請肯定能趕上下次的議會選舉。”

　　“好，先不說這個了，您的意思是我已經不是通緝犯了?”羅莎有些慶幸自己的身份又一次洗白了，或許自己的信仰會再一次讓她身陷囹圄，但至少有一段時間她可以自由地演講和宣傳了。

　　“已經不是了，”帕德雷夫斯基肯定了羅莎的說法，“我理解您的顧慮，您還是想繼續宣揚您的工農思想，但我認為這與您去華沙執教並不矛盾，您在那裡會得到一個更大的平台，而且院長的身份能為您帶來很多便利。如果您建黨成功並當選議員的話，議員的豁免權對您來說也有很大的益處。”

　　按照帕德雷夫斯基的想法，羅莎可以一邊在華沙大學做院長，一邊籌備建黨和議會競選的事宜。三年後議會重新選舉，只要她成功當選議員，就可以在豁免權的加持下更安心地宣傳自己的思想了。

　　作為一個老共和主義者，帕德雷夫斯基極其擅於妥協。他非常善於在不背棄自己的原則下與多方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條件。他可以為了波蘭的獨立和穩定支持一個君主製的國家，但他也能借此爭取到在相當程度上削弱君主權力的條件。在政府中，他對約瑟夫加強王權，試圖乾綱獨斷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在其他場合，他也明裡暗裡都在支持共和思想的傳播，為思想家和革命者偷偷開綠燈。

　　但可惜的是，往往這樣的中間派，結果並不會是獲得左右兩邊的青睞，而是遭到兩邊的排斥。因此在左翼的眼中，他是個為了權力出賣共和的可恥叛徒;在貴族眼中，這個通過投機諂媚上位的“伶人”從身份和行為上都散發著一種可疑且令人厭惡的氣息。但無論如何，對於當前的波立聯邦來說，這位夾在中間的老先生是一個為了國家前途盡到了自己全部職責的聯邦首相。

　　帕德雷夫斯基的話確實讓羅莎動搖了，既然她現在不支持發動革命，那打入議會，成為國家立法機構的一員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黨內的同志們也能理解自己，畢竟比起每天晚上冒著被抓捕的危險偷偷地演講宣傳，在議會中發聲、在大學裡講授無疑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選擇這條道路。

　　“因此，就形式說是民主組織，就內容說變成了統治階層利益的工具，這極其明顯地表現在下述事實上;只要民主製一有否定統治階層性質、變成事實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會被統治階層和它的國家代表所犧牲。”在羅莎思考的空隙，帕德雷夫斯基背誦了一段話。

　　這是1899年她反對德國社民黨領導層的一篇文章《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中的片段。

　　“您還記得這一段?”

　　“我自認為自己勉強算是個政治家，是個波蘭民族主義者。所以在我這個位置上，國家的穩定和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帕德雷夫斯基閉上了眼睛，“但您不一樣，您是一位思想家，一位革命者，您的工作是把更先進的思想傳播給更多的人，而不是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請您相信我，聯邦不是一個革命的國家，但聯邦還容得下一位革命家。”

　　羅莎知道，她此時面臨著一個抉擇:是繼續留在利沃夫，暗中籌劃和支持革命;還是以一個官方的身份前往華沙，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喚醒更多的人。

　　她會做出選擇，但可能不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