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失敗對法國革命熱情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在參與者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成員是受到大革命的影響，以為一場新的革命能極大激發人民熱情。他們以為自己的這場革命能喚醒當年鼓動全民抗擊干涉軍的“1793精神“，使法國轉危為安，驅趕戰勝第二帝國的普魯士軍隊——或當時已經該將其稱作德意志帝國。

　　而第三共和國在5月28日的徹底勝利則粉碎了這一幻想。公社社員們(還活著的)目瞪口呆地發現，這革命不僅沒能戰勝干涉軍甚至沒能戰勝外省組成的政府。

　　 1871年的5月革命者絕望地發現，革命的熱情無法戰勝鋼鐵的硝煙，統治法國百年的巴黎正逐漸失去對外省的絕對統治力。

　　當激進的革命與極端的巴黎在五月流血呻吟，被埋入拉雪茲神甫公墓，被趕到國境以北的比利時，保守派興奮地而自豪地宣稱:“法國的革命自此終結！“

　　第三共和國滿懷自信地相信，自己將會開辟法國的新時代，外省的時代。外省共和國將一掃沉屙，帶領法蘭西穩步前進。

　　為了讓德國佔領軍盡早撤出法國領土以進行下一步的改革，共和國當務之急便是金錢，無窮無盡數不勝數的金錢。

　　即使心懷不滿，共和國的成員們還是得捏著鼻子把目光轉向流血膿腫的巴黎。

　　在奢侈品、金融業的旋渦中，高利貨帝國在三年後自德國付了最後一筆賭償金。但法國的生產總值己無望追上德國、英國以及美國。無人能否認，在這種緊要關頭，共和國將錯就錯，催化法國經濟無根的奢靡之花向畸形的方向愈加茁壯成長。

　　從1879年至1885年，工廠數量以極為緩慢的數目增加，而金融業則蓬勃發展在1872至1882年間其增速位居世界第一。在上層階級窮奢極侈沉溺於紙醉金迷時，法國的產業工人基本工資在1887年3月17日機後甚至僅免強應代兩口之家的基礎飲食，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致工人運動此起彼伏。

　　最終，工業資產階級的改革需求、頻繁的工人運動、阿爾薩斯一洛林的爭端、對德關系的爭議與議會成員意識形態的紛繁相遇，導致共和國政府始終處於接近崩潰的邊緣——其中最為短命的內閣僅僅持續兩天——左派、右派、中間派、中左派、中古派不滿現狀，彼此爭、結盟，可每一屆內閣、每一派政黨針對社會各界不滿的現狀，都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答卷。。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降至冰點。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共和國掙扎到1889年，在房地產泡沫、勳章醜聞、布朗熱運動與巴拿馬運河醜聞、五一大鎮壓等等危機中走向死亡，一命嗚呼。

　　 1886年，加萊、勒阿爾、魯昂、馬塞等工業與貿易城市就舉行了抗議，聲援美國芝加寄於草市場的運動;1888年11月15日，勒阿弗爾爆發了一場大罷工，工人們走上街頭，手舉抗議旗幟，要求提高工資、減少工時、紀念芝加哥大罷工、確立八小時工作製，工人們在法國共產黨與法國總工會領導下圍住當地政府，靜坐十六小時無果後，在一位名叫埃齊斯泰的巴黎公社社員指導下，調轉目標封鎖工廠，禁止工人中的叛徒復工;工人建立臨時互助組，以互相幫助在缺少經濟來源情況下生存下去;在施壓中新增若乾條款，要求政府為工廠主提供適宜發展的環境。

　　這一罷工行動逐步擴散到諾曼底乃至塞納河沿岸，終於在12月21日，政府部分兌現罷工要求。勝利讓工人們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而未能完全成功的恥辱又催化反抗意識的加強。事實證明，諾曼底的工人運動尚末結束，1889年，蟄伏的工人再次活躍起來，而被作為臨時組織的互助組則再次重啟，將工人團結在一起。

　　在勒阿弗爾以及魯昂的罷工結束後，這位公社社員本準備去扶助加來的罷工，但被巴黎的大罷工(11月29日﹣12月24日)所吸引，登上列車，一路無阻來到巴黎。具有浪漫主義色彩與象征意義的是，雖然巴黎的年末大罷工已經停止，但在恰巧響起跨年鍾聲的那一段時間裡，列車抵達巴黎。在1月1日當天，新年大罷工開始。當然，這位社員並未躋身領導地位。

　　新年大罷工持續了十三日。很多人在後來將新年大罷工與第二次大革命聯系到一起，認為前者是後者的預演。大罷工在隨後，由於巴黎社會主義的軟弱，很快成為各類意識形態的遊行示威與展現勢力的舞台

　　在當時諸多勢力中最具影響的，莫過於伯特蘭杜比領導的聯盟，這一聯盟是戴爭萊德領導的“愛國者聯盟“與布朗熱的聯合，這一聯盟在巴拿馬運河醜聞之中達到鼎盛。1月17日的衝擊眾議院運動和2月的改組

　　運動中，這一聯盟無限地逼近權力的最中心，但布朗熱將軍兩次拒絕了請求。

　　他在浩大的聲勢中誤以為自己將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合法地接過人民遞來的冠冕“(伯特蘭·杜比《激蕩半生》)，卻迎來叛國的逮捕令。在保王黨的通信暴露後，愛國者聯盟以及布朗熱的盟友被後來者們合力趕出巴黎。

　　在後來者當中，聲望最廣的莫過於“自由者協會”(公社派)，因為它所創辦的《公社報(7月14日後改名為《革命公社公報》簡稱《公報》)是反對布朗熱運動最早、最堅決的，在運動中遭受的指責與抨擊也最激烈(即使當時的《公社報》發行量很低)。“自由者協會”一舉取代了站錯隊的左派成為法國社會主義派系的代言，參與“大混亂”(即第二次法國大革命之前至法蘭西內戰初期的法國政治局面)。

　　這一組織此前隻作為一個激進的秘密結社在全國小范圍發展，由於它的激進，始終無法被多數人接受。但隨著局勢德升級，人們對激進思想的接納性日益提高，在2月至3月，自由者樹協會的成員翻了十倍有余。該組織可以被簡單界定在安那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主張武裝革命，與布朗基派同樣要求暴力為巴黎公社復仇。

　　與此同時，“自由者協會”的盟友得到擴張:法國總工會、布朗基派與“自由者協會”聯合;法國工人黨在運動後進行重組;由於巴馬運河醜聞的影響，可能派分裂，部分成員出走成立“花與劍黨“。

　　花與劍黨在當時的法國政壇中無異是個異類:它的創始人與第一任主席伊利斯·德·奧克達夫，是名單身女性。在政黨成立七日後伊利斯自願辭去主席職位，由呂西安·德·戴奧多爾擔任。戴奧多爾是奧克達夫的表弟。因為這層關系，很多人對此進行抨擊，認為是有意為之的家族陰謀。但於由於主席由選舉選出，我們或許可以認為花與劍黨是女性參與政治的進一步飛躍與女權主義在先進知識分子進一步傳播與發展。這也代表女權主義在法國逐漸激進的思想中不再佔有單獨的席位。

　　雖然“自由者協會”成為當時最激進的左派代表，但巴黎的爭奪依舊焦灼。共和國內部在“大混亂”中依舊一盤散沙各自為戰，中左派中間派中右派等等依舊相互攻擊，其中，以總統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為代表的中左派由於與左派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相似，被指控與左派合作密謀顛覆國家政權。

　　在統治法國的資產階級之中，初步分為兩個種類，一派工業資產階級為主要構成的改革派，另一派以金融家和地產主組成的保守派。改革派一面強調金融資本對法國經濟的蠶食，認為無數平民因沒有崗位而失業，一面堅持對產業工人的惡劣待遇保持不變;保守派則在適當時機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環境的罷工運動以打擊改革派的基本盤。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保守派時常通過支持罷工來贏得黨爭勝利，但保守派的其中一名頗具影響的夏爾·德·雷諾議員，卻大力支持對工人運動的鎮壓，認為“我們應當再來一次五月流血周;只有駭人的鮮血才能終結工人無盡的妄想。”這一提議在五一罷工中得到帕特裡斯·德·庫塞爾將軍的強製執行。

　　由於巴拿馬運河醜聞的影響，保守派的力量有所削弱。正這一時刻，改革派認為斷定時機成熟，要求立刻追查運河公司;同時，改革派在諸如《改革報》《憲法報》，甚至在右翼左翼報紙上展開對金融業的批判。2月19日，一份收集了全法國五萬名工廠主簽名的“改革法令“呈交於議會。議會立刻陷入爭吵之中，在強行休會時，已造成1人重傷4人輕傷。1

　　保守派在保羅·特呂弗的領導下迅速反擊。一方面，保守派試圖再次支持工人爭取權利，指望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鞏固自身統治。

　　在這件事上，保守派似乎有意無意忽視了在以勒阿弗爾為代表的諾曼底罷工中工人與工業資產階級妥協去對付金融家這一舉動的意義。他們依舊以為自己可以繼續操縱無產階級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2月21日，《公社報》上刊登一則消息，披露保守派試圖聯絡工人罷工運動的通信，聲稱:“1830的七月革命，1834的裡昂起義、1871的巴黎公社等林林總總的革命運動早已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現象、一個真理:無產階級早已具備獨立參與政治、獨立領導革命、獨立爭取本階級權利以及建設理想國的力量;無產者不再是上層階級爾虞我詐的工具。 ”(路易·米迪)這則通信使得保守派的行動成為家家戶戶餐桌上的笑談，而改革派則進一步推動通信的傳播。

　　此時，改革派既沒有認識到無產者向社會釋放的信號，也沒能察覺保守派在另一方面的行動。

　　 2月19日下午，保羅特節在會議剛陷入衝突時便溜之大吉，秘密會見巴黎伯爵，並通過巴黎伯爵與“教會捍衛者”組織溝通。 2月22日，保守派與溫和保王派達成若乾協議，形成秘密同盟。

　　2月25日，在改革派的衝擊下，政府宣布將在4月份展開對巴馬運河公司成員的調查。正當改革派竊喜時，他們還沒發現自己己被保守派包圍，也沒預料到巴拿馬運河醜聞對整個政府的衝擊。鑒於此，我們很難相信是改革派會為了打擊對手而如此積極地推動調查。

　　(此段為再版增添)但尼羅貝爾讓大衛·杜比在他的著作《共和國的危機》中提出幾個全新的猜想:第一，改革派如此大張旗鼓地推動調查，實際是認定政府會將實際情況隱瞞下來，認為收受賄賂的改革派官員不會被揭露;大量傾向改革派的中小資產階級因此而破產，他們急切地要求審判。

　　4月15日，自由者協會，法國總工會、法國共產黨，花與劍黨以及無政府人士組成人民陣線。次日，中左派至中右派若乾政黨與立憲法派(溫和保王黨)組成國民防線，人民陣線、國民防線，愛國者聯盟三方終於將大混戰“推至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