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緒初年的時候，我因參加考試而來到京城，發現人們談論李鴻章(李文忠)時，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社會人士，幾乎眾口一詞地對他進行責罵，這讓我感到十分詫異。李鴻章之所以受到廣泛的詆毀，源於蘇州一事。蘇州收復之時，偽忠王府有一座牌坊，上面刻有頌揚的文字，並列有名士如翁、潘、彭、汪等人的名字，他們都是朝廷中的權貴。李鴻章派兵把守，不讓拆除該牌坊。實際上，這些被提名的人並非建造牌坊的人，而是無賴小紳士借助大紳士的名義來討好偽王。李鴻章起初不了解情況，誤以為這些人私下裡與叛逆勢力勾結，準備嚴懲，待查清事實後，才允許拆毀了牌坊。但蘇州民眾卻因此對李鴻章產生了怨恨，唯有潘文勤並未受到責怪。李鴻章言語直接，無法對此加以掩飾。

　　光緒改元那年，恰逢恩科順天鄉試之際，李鴻章因公務進京，在完成覲見並請訓之後本打算離京，但由於臨近放榜日期，他選擇逗留幾日等待結果。到了放榜之日，李鴻章在賢良寺設宴邀請了幾位同鄉顯貴，眾人熬夜等待消息，直到天亮也沒有一位安徽籍考生高中。李鴻章對此頗感失落，說出了一句“鹹豐戊午年時，北方考場沒有錄取我們安徽的一人，釀成了重大案件，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現這樣的笑話”，隨後乘車離開京城。這句話傳到了主考官們的耳朵裡，自然會引起他們的不滿。

　　此外，在穆宗駕崩那年，李鴻章按照慣例辦理皇家差事。當時內廷派出了一位名叫靈桂的大臣，同樣也是大學士。李鴻章的隨從們以為“中堂”只有李鴻章一人，殊不知京中還有眾多中堂。在驛站處，靈桂的轎夫將轎子停在一處，李鴻章的轎夫稱這是他們中堂停車的地方，靈桂的轎夫回應說他們家的中堂也是滿族出身，地位還在李鴻章之上。雙方發生爭執，李鴻章得知後派人勸阻，並暗諷一些禦史如同瘋狗般亂咬人。雖然這話並非針對靈桂，但靈桂聽到後自然也會心生怨恨。

　　李鴻章能夠在畿輔地區擔任要職長達二十年而未遭災禍，原因有三:一是得到恭親王的信任與委托，二是慈禧太后對其過去的功績有所眷顧，三是李鴻章每年在宮廷中的花費也不菲。在我進出京城三十年的時間裡，直到從西洋歸來後，才逐漸聽說京城有人對李鴻章表示認同，但這樣的人也只是少數。

　　更令人發笑的是甲午年，我在冬季初抵達京城時，只聽見京曹官員紛紛斥責馬建忠，甚至有人上奏參劾馬建忠逃往東洋，改名為某某一郎，成為東洋的間諜。這其實是混淆了馬星聯和馬建忠兩人。馬星聯是浙江舉人，因替考事件被革職後逃往東洋;而馬建忠則是江蘇人，時任招商局總辦。我為馬建忠澄清誤會，但許多人仍不相信，直到我告知馬建忠目前在上海，並可通過電報驗證其身份，這一誤會才逐漸澄清。

　　當時，有人稱李鴻章為“大漢奸”，馬建忠為“小漢奸”。禦史安維峻彈劾李鴻章的奏疏並無實質依據，簡直如同胡亂吠叫，這樣的諫議之作只會玷汙禦史台的名譽，但在當時，朝廷上下卻紛紛崇拜並讚譽他。等到安維峻獲罪被流放，民間竟然有人為他準備好車馬、糧食，甚至在他被流放到張家口時安排住所、準備日常用品，認為他具有忠義之舉。在一個封閉的時代，是非不分倒也無可厚非。

　　李鴻章之所以受到這樣的爭議，是因為他在同治初年就對外界形勢有著超前的認識，通達國際情勢。然而三十年間，只有他一人具備這樣的新知識。同時，許多科舉世家仍然固守“尊王攘夷”的陳詞濫調，沾沾自喜，不願學習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短處。而那些了解洋務的人中，又有很多是無賴之徒，倚仗洋人勢力驕橫跋扈，使得讀書人對他們更加鄙視，二者之間矛盾重重。

　　光緒己卯年，總理衙門同文館突然下令招考學生，有人甚至以是否參加考試作為劃分陣營的標準。當我決定跟隨使團出使西洋時，受到了老師祁文恪世長的惋惜和不解。出使過程中，沿途地方官員對我們嗤之以鼻，稱之為“一群漢奸”。這種現象普遍存在，讓人倍感壓抑。郭嵩燾出使英國時，想找十幾個隨員都無人響應，而到了後來，一個公使受命後收到的推薦函竟多達上千封。邵友濂陪同崇厚出使俄國時，同僚們在廣和居為他餞行，其中竟有人流淚，視此次宴會如同易水送荊軻一般悲壯，這實在是過於愚昧無知。

　　直到曾惠敏回國後，派遣了十二位官員周遊泰西各國，朝廷官員才開始認識到外交事務的存在，並了解到外國並非無緣無故殺人。究其原因，是當時的八股文教育和科舉制度導致了人們的認知局限和對外界的誤解。借此機會，我記錄下了李鴻章遭受詆毀的原因，盡管內容有些零散瑣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