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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野記》晚清官場眾生相
  當曾國藩(曾文正)領軍東征時,身為大學士兼兩江總督,他在安慶設立了幕府,廣泛招攬各類人才,許多封疆大吏都是由此脫穎而出,一時之間聲勢顯赫。其中有一批人自稱為“三聖七賢”,他們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內心裡效仿程朱理學,都以道學家自居。在這之中,有一位來自池州的進士楊長年,同樣屬於道學一派,他撰寫了一篇《不動心說》呈交給曾國藩。曾國藩看過後,將文章放置在幕府的辦公桌上。

  當時,中江人士李鴻裔也在曾國藩的幕僚團隊中,並且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楊長年的文章中有提到“即使身處美豔女子和熾熱火爐之間,也能保持心境不動搖”的表述,以此展示自己的修養境界。李鴻裔讀罷大笑,隨即提筆批注道:“二八佳人側,鴻爐大鼎旁,此心皆不動,只要見中堂。”到了深夜,曾國藩忽然想起楊長年的文章,準備答覆,下令取來一看,發現李鴻裔的批語後,就詢問李鴻裔是否知道什麽是“名教”。李鴻裔聽後十分害怕,不敢回答,臉上滿是惶恐。曾國藩寬慰他道:“不必如此緊張,你要知道我所謂的名教,是指他們以某種名義標榜自己,而我就以其所標榜的來對他們進行教育,何必揭穿他們的虛偽呢。”人們這才明白曾國藩其實是用道學作為約束手段,並非不了解那些假借道學之名的人。

  此時,有一個名叫方某的桐城人,也開始依附於曾門的聖賢群體中。據說他是植之先生方東樹的族弟。

  方某深得古文真傳,品行也很高潔,與本地的桂林望族不同宗。方某未經許可,擅自使用了方東樹尚未公開的手稿,在權貴階層中四處炫耀,因此名聲大噪。起初,他寄住在吳竹如方伯家中,發生了一起越牆窺探閨房的事件,吳竹如妥善處理了此事,未讓方某的醜聞曝光。此後十余年間,方某以文筆之才遊走於各地諸侯幕僚之間。相傳他曾替豫撫起草彈劾勝保的奏疏。等到曾國藩來到安徽時,對方某頗為賞識,邀請他加入幕府,並尊他為師,這樣一來,方某便與李鴻章(李文忠)成為了同門。後來李鴻章督理直隸地區時,方某被任命為直隸省下屬冀州棗強縣的知縣。

  多年裡,我在京城奔波,與海王村的一些書商交往密切,這些書商大多來自冀州,對我講述了方某在棗強縣的種種德政。據稱,有位富戶抓到小偷送到方某那裡請求嚴懲,方某問富戶:“你丟失了財物嗎?”富戶答道:“幸好還未丟失,剛聽到牆壁挖洞的聲音就把他抓住了。”方某接著說:“那也是一個別人家的孩子,因生活困苦才走到這一步。我作為地方官德行不足,未能以教化影響民眾,深感愧疚。人非草木,不可能沒有被感化的可能。你先把這個人帶回去,善待他,用道理開導他,培養他的廉潔和羞恥之心,給他吃喝,對他進行教導,替本縣完成這份教化工作吧,千萬不可虐待他,當作賊寇一樣對待。我會每隔五天或十天查驗一次,看他是否有所悔改。”

  富戶無奈之下,隻好將小偷帶回自家,小偷聽了方某的話,竟然在富戶家做起座上賓,稍有不滿便威脅說這是官府的命令,富戶既不敢放他走,又怕方某檢驗時出了岔子,隻好不斷地以重金賄賂他,這才算了事。自此,再也沒有人敢因失竊之事去報案。

  縣城中有一年輕寡婦,膝下無子女,卻擁有一千兩白銀的遺產,其叔父覬覦這筆財產,逼迫她改嫁,寡婦堅決不從,叔父便誣告她不貞。方某將寡婦傳喚至縣衙,對她說:“我看你並非不貞之人,你叔父的做法實屬荒謬。但為你考慮,每日與你叔父相處,防不勝防,萬一出現什麽變故,又該如何應對呢?”寡婦連連磕頭求助。方某說:“按律法,你年輕又無子女,確實應該改嫁。”寡婦說:“如果改嫁,財產就會歸我叔父所有。”方某回答:“不會的,財產本應是你應得的,你叔父無權奪取。”寡婦感激涕零,答應改嫁。方某點頭讚同,隨後對身旁的縫紉匠說:“你看,這位女子適合做你的妻子嗎?”縫紉匠瞥了一眼寡婦,發現她頗有姿色,寡婦看著縫紉匠年齡相仿,雙方都表示同意。方某高興地表示:“這真是太好了,我來做你們的月下老人。”當即命令在公堂上舉行了婚禮,然後讓這對新人離開了衙門。他還派出差役去寡婦家,將所有財產全部搬到縣衙中。第二天,縫紉匠來謝恩,並提起寡婦的財產,方某說:“你已經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怎麽還想佔有財產呢?做人要知道滿足。”並將一千兩白銀判定為公家所有,縫紉匠不敢再說什麽,寡婦也只能黯然接受。

  有一天,方某宴請一位省級官員,命人去買酒,卻發現酒味淡薄。方某斷定是賣酒的人偷喝了酒後再摻了水。賣酒者解釋說這是當地的普遍現象,並非他個人偷喝。方某一聽,立刻下令將酒家帶到衙門,嚴厲斥責其以水充酒,欺詐顧客,且以冷水給人飲用可能導致健康問題,乃是欺詐斂財的行為。按照律法應嚴懲。最後,方某命酒家將所有存酒交公,並罰款用於書院開支,酒家連連磕頭謝罪,方某才免了他的罪。

  每逢每月集市的日子,方某都會在衙門裡備下少量酒食,款待鄉裡的長者,然後拿出自己編纂的心得體會語錄贈送給他們,並告訴他們這些心得有助於教化人心、改善風俗。老人們都以為是禮物,紛紛感謝離去。次日,方某便指令各個村長按戶收取出版費用,每冊語錄定價若乾,又獲得了一大筆錢。

  方某的族弟雅南從故鄉來看望兄長,本有事相告,卻未開口。方某一見雅南,十分欣喜,說:“你來得正好,我俸祿所得只有幾十箱書,我想帶回家留給子孫,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運送。你來得正好,能否幫我把這些書護送回去?”第二天,方某命人在堂上準備了幾十個空箱子,命令仆役準備好繩索。方某親自從內室取出一包包書籍,有的用木板封裝,有的用布包裹,來回忙碌了上百次。周圍伺候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有些人想幫忙卻被方某阻止,他說這是效仿古人陶侃每日搬運磚塊以鍛煉身體。書籍裝箱完畢後,用繩子牢牢捆扎,然後放在走廊上。不僅是仆役們不知道箱中所藏何物,就連雅南也毫不知情。

  到了深夜,方某的妻子悄悄告訴雅南,途中必須加倍小心,因為在箱子裡藏著一萬兩白銀。雅南驚訝地說他只看到了書,沒看到銀子。妻子解釋說,銀子藏在書的夾層裡,每個大書函中都藏著一百兩的銀元寶。雅南聽後大為震驚,擔心路上出意外,不想繼續前行。妻子安撫他說:“你只需假裝不知情,如果有損失,責任也不在你。我只是告訴你這件事,讓你在路上多加小心罷了。”

  按照慣例,皇帝祭拜祖陵時,直隸總督需負責整修道路,並親自驗收。這一天,百官都在路邊等候李鴻章(李文忠)的到來。方某也在人群中排隊等候。李鴻章一到,立即握住方某的手寒暄問候,兩人一同走上新修的道路。李鴻章平日裡風趣幽默,突然問方某:“你在棗強做官這些年,賺了多少金銀財寶?”方某嚴肅地回答:“不敢欺瞞大人,我生活簡樸,攢下了千兩俸金,打算寄回家鄉,但還沒找到合適的渠道。”李鴻章聽後說:“那就交給我吧,我每天都有信使往返家鄉,可以幫你帶回去。”方某感激不盡,從靴筒裡摸出一張銀票遞給他。李鴻章笑著說:“你可別拿假銀票糊弄我,別讓我跟著受牽連。”

  在李鴻章與方某的對話結束之後,圍觀的數萬百姓都指著他們說:“戴珊瑚帽子的是中堂大人,戴銅帽子的是方縣令。”大家都對此情景感到驚奇不已。久而久之,因為政績卓越,方某被列為循良官員的第一名,按規定應當進京覲見。當他離職那天,數萬鄉民聚集在城下,準備用汙穢之物侮辱他,幸好新任縣令吳傳紱得知此事,及時用破舊的轎子將方某從別的道路護送出城,才避免了一場風波。方某擔憂進入京城會被言官挑剔其過錯,便以生病為由請求歸鄉。

  回到家鄉後,方某購置了幾百畝良田,在安慶城中建造了豪宅,並在繁華街道開設商鋪以賺取利潤。幾十年前的那個寒酸書生,如今搖身一變成了富豪。

  待方某去世後,其子孫依然坐享巨額財富直到今天。我從書商那裡聽說此事後,詢問為什麽當地百姓甘願受其壓迫,卻沒有向上申訴。書商回答:“因為他與中堂大人有舊交,即使申訴也不會得到公正裁決,再加上沒有大族和朝中權貴的支持,百姓們哪裡敢輕易發聲?”我們聽完都只能搖頭歎息。

  棗強縣歷來被視為直隸最好的官職之一,有“銀南宮、金棗強”的說法。在別人治理下,每年還能剩下四萬兩銀子。方某與李鴻章關系親密,既無需承擔大量的饋贈支出,又擅長搜刮斂財之術,更披著道學的外衣,所獲得的財富自然更多。他在棗強任職五年,保守估計斂財不下四十萬兩。

  盡管家財萬貫,方某平時仍然穿著布衣,吃著粗茶淡飯,乘坐破舊的車輛。自從軍興以來,縣令大多能得到晉升,官階達到四品或五品,佩戴相應等級的冠帽,但方某始終保持著七品官服。

  早年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可分為兩大派別,一是士人派,如獨山莫友芝、武昌張裕釗等人,他們風流儒雅,以詩文聞名;二是道學派,如徽州何慎修、程鴻誥,六安塗宗瀛,望江倪文蔚,桐城甘紹盤以及方某等人。其中,何慎修在蘇州管理稅務三十年,廉潔奉公,去世時沒有多余財產,程鴻誥以學校官終老,不追求仕途升遷,他們都是令人敬佩的人物。塗宗瀛則在曾國藩的保薦下,從知縣一步步升至江寧知府、蘇松道、江藩、豫撫、鄂督,卸任後積累了百萬財富,並為兒子捐得了道員的官職,分配到江蘇任職。宣統改元時,塗宗瀛因侍妾盜竊黃金憤而回鄉。倪文蔚以編修身份出任荊州知府,荊州是湖北的重要職位,他一路升至豫撫,兼任河督,也積累了百萬家財,並在江寧城中購置了豪宅,也為兒子捐得了道員,分配到江蘇。但其子資質平庸,沉迷鴉片,不能勝任職務,上司也因他家境富裕而對他寬容對待。據說,倪文蔚的兒子曾將黃金藏在枕頭中,後來被盜走,才發現枕頭中有大量黃金。

  京城有一句諺語:“黃金無假,道學無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概括了這些人的真實面目。甘紹盤曾任江蘇知縣,後來代理多項重要職務,一度注重沽名釣譽,最終因推諉命案被沈文肅彈劾罷免,孫子患病不能自理,導致家族絕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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