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參加工作，當了小學教員。

　　一九五三年五月，我接到省教育廳的通知，讓我立即到齊市報道。

　　那時，省會在齊市，老鄉都叫“江省”，在當時能到省城工作都覺得了不起。

　　到省城報道，由富強鎮到縣城要步行五十多裡路，再搭汽車到克山，然後乘火車到齊市，一路需要不少路費。

　　可是，我手裡沒有一分錢。

　　卜桂琴從家裡給我拿了折合人民幣大約十元錢。

　　一支鋼筆，兩個枕套。

　　我穿著在農專發的舊服裝上了路，一路上不吃不喝，到齊市火車站兜裡只剩兩元錢了。

　　又坐馬車到省教育廳(在現民中附近)錢就花光了。

　　教育廳的同志很負責，很熱情，馬上開了介紹信，讓我自己帶著學生檔案，到市教育局報到。

　　我步行找到市教育局，初教科負責人事工作的女同志陳娟接待了我。

　　她說:“你剛從學校走到社會，我們同王忠科長研究了，你先到基層，你家在農村，齊市又無親無故，十一初小學有房間可以住，吃飯有食堂，很方便，你先去吧”。

　　我也沒討價還價，就拿著介紹信來到了這所小學。

　　這所小學地處北民樂，是日本人留下的一棟小紅樓，很不錯。

　　接待我的是教導主任關宏翔和副主任李宇治。

　　他們看我一無所有，就讓總務常樹祥老師借我一些錢，買了一身藍布製服，洗漱牙具和被褥。

　　我樂滋滋的當上了光榮的人民教師，戴上了有警鍾國旗的教師勳章。

　　先讓我擔任三年級班主任，後又讓我做了專職大隊輔導員。

　　工資給我定的很高，按中專畢業，月薪定位一百八十分，後改為49.5元。

　　吃飯到飯堂，以後又搬到五區合作社，住在學校樓上的一間小屋裡。

　　老常對我很好，經常和我開玩笑。

　　有一次他逗我說:“這座小樓是一個日本軍官住的，八一五日本投降，這個日本鬼子就自殺在你住的那間屋裡了”。

　　我沒有考證，就信以為真了，我雖不迷信，但一到夜晚，整個小樓就我一人，真有點發怵。

　　後來我就搬到樓下教導處，晚間睡在辦公桌上。

　　有了工作，我就以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決心，全身心的投入到小學教育工作。

　　當時，在齊市也沒有家，沒啥負擔，我就拚命的努力工作。

　　我除認真備課，搞好課堂教學外，還想盡辦法，創造條件，組織學生開展適合少年兒童特點的各種文體活動。

　　學校的板報我也包了下來，親自編寫，經常出刊。

　　還利用課余時間給學生們講故事，一起和學生們做遊戲。

　　我經常用業余時間，堅持家訪，做家長和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一次班裡較大的男同學王鈺患了病，沒來上學。

　　我就用自己開支的錢，買些水果去看他。他家住在東市場柴草市一個小破房。

　　家境十分困難，母親早逝，父親經常在外，也顧不了他。

　　我看他真是可憐，他要求不念了，要退學。

　　我就勸他不能退學，要克服一切困難最起碼要念到初中畢業，打下一個就業的文化基礎。

　　他沒錢交學雜費，我就給墊上;

　　沒錢訂書，我就給他訂好;

　　大家看電影，我看到他眼巴巴的也想去，我就拿錢給他買電影票。

　　他說:“韓老師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以後，我聽說他一直堅持念到初中畢業了，下鄉務農了。　　還是我在區委辦公室當秘書時，大約在一九六九年左右，他在解放門認出了我。

　　緊緊拉著我的手說:“韓老師，您還認識我嗎?”

　　我當時真有點蒙住了，他長高了，黑黑的臉膛，胳膊粗，力氣大了，是一個中國式的新式農民了。

　　我想了半天，才想起了他的名字。

　　他說:“韓老師您離開以後，我牢記您的話，努力學習，好歹初中畢業了，我下了鄉，現在當隊長了。

　　我今天領著人到市裡來賣瓜，咱們先到飯店吃飯，以後我再去你家裡拜訪，給你送香瓜”。

　　當時，我實在很忙，就婉言的謝絕了。

　　以後我搬了家，可能他也沒找到，至今我再也沒見到他。

　　還有一個小女同學，長得非常俊，白白的小圓臉，長著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非常活潑可愛。

　　我有一天突然發現她眼睛塌陷，臉色慘白，好像剛剛哭過似的，上課無精打采，我猜她可能家裡出了什麽事。

　　因為我家訪時，了解到她是養父從小抱養長大的。

　　她養父姓陳，在區民政局當會計，為人老實。

　　她養母在家從事家務，有時做點小生意。家住東市場小區棚戶區。

　　為了解這個女學生突然的變化，我去她家做了家訪，才知她被一個做小買賣的壞人強奸了。

　　壞家夥被司法部門抓了起來，可她怎麽也抬不起頭，打不起精神來。

　　我和她的養父養母說;“這件事，我們教訓不小，我當老師的也有責任，對孩子都保護不夠啊，壞人既然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我們更要倍加關懷愛護她，我在學校一定做好保密工作，不準同學歧視她”。果真這位女同學逐漸減輕了心裡的負擔和壓力，恢復了童年的歡樂。

　　我在教育科當科長時，有一次組織觀摩教學，她發現了我，老遠就喊:“韓老師，您好！”

　　她已經是孩子媽媽了，在某廠子弟小學當老師了。

　　還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到建華鄉了解中心校工作情況，剛到鐵道路口，一個身著警服的人民警察，看到我趕忙下車，給我恭恭敬敬的打了個立正，敬了個禮。

　　我愣住了，心裡琢磨這是怎麽回事呢?

　　沒等開口，他就說:“韓老師，我是你的學生呀！你忘了您還給我們講過渡江偵查記呢，我現在在派出所工作，都當指導員了”。

　　原來他是小康，出息的都讓我認不出來了。

　　正當我身處學校，心在學生，放眼祖國未來，一心從教之時。

　　和我初訂婚約的卜桂琴聽到我到省裡才當了一個小學教員，認為“家有兩鬥米，不當孩子王”。

　　況且早就對我們家瞧不起，就提出和我解除婚約。

　　我也毫無客氣，無所留戀，毅然答應了。

　　一九五三年末，教導主任關宏翔調到了師范第一附小。

　　市初教科讓他選一批骨乾教師充實這所學校之教學力量，他提出來堅決調我。

　　這所小學是由十二院小剛剛改為師范高校畢業生實習基地的，領導班子和教師配備的很全。

　　有教師宿舍和一個小食堂，條件很好，我就服從了組織的調動。

　　我離開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單位，心情很不好受，師生都是戀戀不舍，很多學生痛苦流涕，拉著我不讓我走。

　　因為我和這所學校的老師，同學們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這種真摯的感情，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到附小後，還有不少學生成群結隊的從北民樂跑到黃沙灘，到學校來看我。

　　我就勸他們:“不要老跑了，一，影響你們學習，二，大街上車馬行人很多，這裡是城邊也很背，不安全，你們來回我不放心呀，你們的老師和我一樣都是人民教師，都是嘔心瀝血為你們服務的，好好回去，聽老師的話，把學習搞好，就沒辜負我的一片心啊”。

　　孩子們聽了我的話，也不來了。

　　我就又投入了緊張的教育，教學活動中。

　　在畢業生實習時，我擔任中年級教學實習指導教師，精心師范，耐心指導，受到師院學校帶隊教師和實習生的稱讚和好評。

　　我的威信，在領導培養教育下，在老教師幫助指導下逐漸提升，後來還被全體教工選為校工會主席。

　　一九五四年放暑假，家裡給我來了電報，說有要事，必須見電馬上速歸，我就趕緊回了家。

　　原來父親在“周三爺”那個屯子(現拜泉民樂公社樂業大隊)，給我找了對象，讓我去看看。

　　那時，在婚姻問題上我已經有了兩次挫折，也沒有選擇的心思，看了看就定了。

　　就在這年冬季，我們在家鄉結了婚。

　　當時，我也沒有帶家的想法，後來，家裡來了信，說要把我愛人朱淑珍送來齊市。

　　我可慌了，我掙錢不多，又沒有住房，怎麽辦呢?

　　校長呂文舉，特別是和我最好的曹文孝(現龍沙區人大辦主任)老師幫我在葫蘆頭江堰上租了一鋪南炕，北炕租給了另一家，晚間睡覺，各掛一個幔帳。

　　我手頭沒錢，學校又借給我約人民幣五十元錢。

　　我利用星期日，在曹老師陪同下上街買了炕席，鍋碗瓢盆等家庭用具，還買了二十斤掛面，就算準備妥了。

　　我們倆又把屋子清掃乾淨，把鍋安上，把家具放置好，就等著他們來了。

　　一天，我剛上完課，嶽父和淑珍就坐馬車來了。

　　我就領他們父女到了這個新立的家。

　　沒什麽吃的，我就煮掛面，他們還感到很滿意。

　　有了家，我就一心掛在工作上，她在家操持家務，我也省心了。

　　我怕她想家，下班後就和她在房山頭坐在一起彈“大正琴”或到江邊釣魚。

　　她管理家務很細心，每天還要到江邊獨木橋挑水，一次險些掉入江中。

　　那時，上學的孩子年齡都挺大，有的和我年齡仿佛，不僅對我很尊重，對她也很好。

　　不少上學的漁民孩子家裡在渡口打魚，打上大的鯉魚還特意送給我。

　　我也常常下班後，劃著他們的漁船，迎著落日過江去玩。

　　在淑珍回家時，他們給我做苞米碴子飯，我給他們補課，使很多差生考上了初中，學生和家長都非常感謝我。

　　一九五五年一月左右，市委在中學開展肅反運動，把我抽調到集中學習地實驗中學，負責保衛工作。

　　我還清楚的記得，有一名同志當特務怕被揪出來，跳了樓，自殺了。

　　我們那時，做保衛工作的也很緊張，三班倒，有時半夜才能回家。

　　由於我堅守崗位，工作認真，組織上專門給我寫了鑒定，運動結束後回到了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