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山下，夕陽昏黃的光線，籠罩著山巒水影，蒼茫的氣氛迷漫在天地間，空氣中充滿了淒婉的情調。我孤寂地走著，一條彎彎曲曲、高低不平的山路一直伸展開去，沒有盡頭似的隱沒在遙遠的暮色裡。

　　我突然想起那部我曾經嘔心瀝血的《杏花院》書稿來。從那年北京送稿至今一晃就過去了六年，這六年我忙於臨床診療，無暇顧及文學創作，現在醫療機構還未批準設置，正好有些時間落實書稿出版的事。

　　我立即查找三年前的電話號碼記錄，試探著撥號，我靜靜地聽著鈴聲響起，我的心怦怦直跳，直到鈴響過三遍，對方傳來一個老人沙啞的聲音。

　　他問:“誰呀?這麽晚啦！”

　　我驚喜地喊:“是苗老嗎?我是山東的於黃草。”

　　“噢，小於嗎?這些年沒音訊啦。”

　　“苗老，那部書稿還在嗎?”

　　“在啊，我給你保存完好呢。”

　　“啊！明天我去北京找您。”

　　放下電話我欣喜若狂，仿佛是一件寶貝失而復得。我喊醒了酣睡中的妻子。

　　我說:“快醒醒，明天去北京！”

　　妻子在朦朧中說:“去北京，天寒地凍的，你瘋啦！”

　　我說:“去拿回那本《杏花院》書稿！”

　　一連串的失敗讓我心情抑鬱而沉重，書稿取回後，我那顆眷戀文學的心又熱了起來。面對坎坷的生命，面對每一個抑鬱而苦悶的日子，我想，千萬不要失棄了青春的憧憬和夢想，更不要迷失在塵世的光影中。雖然年過半百了，要重新給自己一個希望，要讓自己那盞缺油的心燈重新點燃起來。

　　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走進了山東清河出版社。

　　張良當社長的時候，這兒我曾經來過多次。一樓的那間會議室裡，他還主持過我那部《鄉魂》的改稿座談會。走進文藝出版社的二樓，裡面靜悄悄的，編輯們都已經下班，我有些心灰意冷，在走廊裡愣怔了半天，心想既然來了就得碰碰運氣，我挨門敲了半天，都不見有人影，不甘心地朝裡面喊:“有人嗎?”

　　嗓音太高，走廊裡傳來了回聲。此時有一扇門開了，走出一位五十多歲的編輯，他頭髮花白，方臉膛上有一雙睿智的眼睛，前額上已刻滿了皺紋，寬闊的下巴刮得有些發青，他朝我問:“你是幹什麽的?”

　　我說:“送稿件的！”

　　他問:“是約稿還是自由投稿?”

　　我說:“自有投稿。”

　　他愣怔了一下，熱情地衝我笑笑說:“噢，快進來。”

　　他把我讓進他的辦公室，我立刻拿出厚厚的稿子遞給他，他一邊翻看著，一邊聽我介紹稿子的來龍去脈。最後他說:“就這麽著吧，你瞧今天都下班啦，就剩下我一個人，你把稿子先留下，我看看。”

　　人和人之間是個緣分。那次機緣拉開了我與候良老師友情的序幕。為了改稿，校稿，我去過他家多次。

　　俗話說:“澆樹澆根，交人交心。”我們常心貼心的談人生、談生活。

　　候良老師對書稿校正的非常認真，為了改正我書中的象聲詞錯別字，他專門做了一張卡片，把能找到的象聲詞都寫在上面，以便改稿時對照參考。

　　書出版時，我在《杏花院》的序言中寫道:“此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我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總算償還了二十多年的夙願。”《杏花院》的出版，又重新燃起了我搞文學的熱情，我決定再出版敘事長詩《春葉》，

這首詩是用淚水和熱血寫成。我把《春葉》底稿拿給了侯良老師看， 他接過厚厚的稿子，翻看了幾頁，眼睛裡泛起了光波。我知道，他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的詩歌研究生，這方面造詣很深。　　他說:“太好啦，黃草，我沒想到你文學底子這麽厚實！”

　　我說:“請侯老師多加指正！”

　　他說:“象這麽好的東西，文壇上已幾十年沒有啦，解放前出版了《王貴與李香香》，解放後出版了《復仇的火焰》，中國再沒有出版過敘事長詩。”

　　他激動的握住我的手說:“黃草，你若信我，我來當責任編輯。”

　　敘事長詩《春葉》出版後，侯良老師說:“黃草，我快要退休了，這是我一生中編輯的最後一部書稿，底稿我想留下，當作紀念。”

　　我說:“好，留你這兒吧。”

　　說此話時，我看見他眼中有些濕潤。我翻了翻那部浸透著自己和侯老師共同心血的底稿，裡面已改得紅紅綠綠，到處是圈圈點點，映入我眼簾的是:

　　“為了一種召喚，

　　她願做騰空的山鷹。

　　不要問能尋到什麽，

　　追求本身就是神聖。

　　為了一種理想，

　　她願做遠飛的大雁。

　　不要問能找到什麽，

　　生命留在大地的記憶中。”

　　為了生存，追求物質財富沒有錯，但不能沒有精神追求，心裡還應裝上遠方和詩。如果被物質的欲望控制，人生就會越來越沉重，越來越暗淡。當你的心中承載著更多的愛與舍得，你的目光便會穿越所有屏障，引領你奇跡般地走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