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老師的病治好！”

　　64年那年，農村已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校除了教學，還要搞社會主義教育宣傳工作。

　　我是學校教導主任，白天黑夜忙得很少休息。

　　就在這年暑假，我的瘧疾病發了。

　　開始是十天八天發一次，接著是三天二天發一回。

　　喹啉藥片已控制不住病情。

　　先是寒顫，接著是發熱，溫度高達40度以上，人燒得迷迷糊糊。

　　最後是面黃肌瘦，全身疼痛，站立都很困難。

　　同學們看到我的病情如此沉重，決定將我抬到城裡治，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老師病治好！”

　　夏天，氣溫都三十幾度，可在大陽下面抬著我跑三十裡地，那就更辛苦了。

　　從學校到縣城，既沒有船好通，也沒有車送。

　　同學們怕用板車顛著我，決定八個同學輪流抬著單人竹床，送我進縣城。

　　一路上，不是這個同學問長問短，就是那個同學喂水。

　　可我睡在床上心裡總不是滋味。

　　雖然他們都是頭二十歲的小夥子，但這樣熱的天抬著，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

　　中途幾次我要下來扶著走，可他們總是瞞著我說:“馬上就進城了，馬上就進城了。”

　　進城後，同學們把我抬進了中醫院。

　　聽說這裡有位姓侯的老中醫，醫術很高明。

　　經過他的診斷，由於長期瘧疾纏身，肝脾大3公分以上，脾胃都有毛病，如再不住院治療會有生命危險。

　　當時我聽了，精神負擔很重。

　　我想，如果身體垮了，書可教不成了。

　　這時同學們看出我的心思，大家都勸我，“我們一定陪你把病治好！”同學們輪流在醫院裡陪著我，不是逗我笑，就是講那新聞趣事。

　　一個暑假，在同學們的陪伴下，經過治療，終於控制了病情。

　　出院的那天，同學們擠滿了病房。

　　病房裡的病號都羨慕地看著我們那種親如手足的師生之情。

　　在今後漫長的日子裡，我內心總覺得欠學生這筆無法償還的情意，久久不能平靜和忘懷。

　　輸血

　　65年10月2日，剛吃過晚飯，宿舍喧嚷起來，“余洪生昏過去了！”我聽到喊聲，立即跑到宿舍，組織安排將他抬進醫院。

　　經醫生診斷，系菅養不良，高度障礙性貧血。

　　身體消瘦，18歲的小夥子，體重只有68斤。

　　醫生建議，除了及時治療，還要補液。

　　洪生家姐妹四個，就這個男孩。

　　上面三個姐姐，農閑時給外貿出口繡繡枕套花，家裡有些錢，但大姐二姐要忙著出嫁。

　　看病的錢父母可以湊湊，可輸血的錢就困難了。

　　再加上農村醫院無法驗血型，也無血庫，唯一的要進城看。

　　這一耽誤，洪生還不知怎樣?

　　正巧，外面下著大雨，即使要進城，也無船無車。

　　當時，最傷心的是他父母，最急的是我。

　　看到洪生昏迷的樣子，我也忍不住了。

　　於是和王醫師商量，我在服預備兵役期間，體檢的血型是0型。

　　是否由我輸血給他。

　　為了搶救洪生，沒告訴他父母。

　　第一次輸了給他。

　　當第二天再要輸血給洪生時，他父母抓住我的膀子不讓醫生抽血。

　　流著淚說:“洪生不是及時送到醫院，

現在還不知怎麽樣呢。”洪生母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村婦女。　　她苦苦哀求地說:“父母不輸血，而要老師輸，這不是叫眾人罵嗎?”

　　王醫生插嘴說:“不是誰都能輸血給你兒子的。一定要配血型，老師是O型血可以輸的。”經過大家的勸說，第二次又輸了給洪生。

　　經過20多天的治療，洪生終於走著出院了。

　　當我看到他愉快地走出醫院大門時，內心感到無比快慰和幸福。

　　因為我為學生做了一件我能做的事。

　　一隻蘋果

　　68年7月4日，總部通知各縱隊下午一點召開批判大會。

　　用門板現搭的批判台，台中央掛著橫批“批判大會”，豎幅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批判台兩邊，停著十輛裝滿大字報的獨輪車。

　　台前掛著兩個高音喇叭。

　　周圍的群眾代表和看熱鬧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12點多，各縱隊押著30多名批判對象，排在批判台外60米指定地方，當高音喇叭宣布將“牛鬼蛇神”押上審判台。

　　有的上了年紀的人，甚至還沒能到台前就已經倒下了。

　　他們不是臉擦破就是腿跌傷。

　　可到了台前還要被踏上一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夏日炎炎，中午外面的溫度高得連植物都低下了頭。

　　在台上被批的人成車的大字報還沒讀完，就昏倒抬走了，台下的人坐著不許動，在太陽光下，曬得汗流浹背，喉嚨裡冒煙。

　　就在這最難熬的時候，一個反派從後面往前邊走，邊走邊吆喝:“坐好，不許東張西望！”可就在這一刹那，他好像塞進我胳肢窩裡一個皮球大小的東西。

　　這時，我感到茫然，左背動都不敢動。

　　等到這個造反派離開好遠，我才慢慢地把這隻皮球似的東西移動面前。

　　當我發現是一隻蘋果時，我的心好象要跳出來似的。

　　一是怕被其他反派發現了，要說送蘋果的人同流合汙，坑害那位反派;二是怕反派發現我批判時吃蘋果，態度惡劣，弄得不好要吃大苦。

　　這隻蘋果哪能吃，隻得慢慢塞進褲袋裡，一隻手還緊緊地括著，唯恐別人發現。

　　每當有反派朝我這方向看，我總感覺他可能發現我這隻蘋果似的。

　　6點鍾，批判大會結束了，我們又被押到工地住處。

　　當我走出批判台不到100米時，發現迎面一個身材高大的反派，他一邊向我笑著，一邊用雙手做了個圓的手勢。

　　我走近一看，原來他是農具廠的會計，是和我一起生活三年的學生。

　　在這樣的險境裡，他能冒著風險送給老師一隻金子般的蘋果，那真是難得中的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