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三，我有些憔悴，但我知道，有些事情還是要進行下去。

　　我跟小林沿著這條彎彎曲曲的下路，兩旁雜草叢生，真是應了魯迅先生說的那句話:著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兩邊的雜草像在給我們撓癢癢，在我們的腳旁輕輕的撫摸著，來到村裡，也有不少孩子在田野間玩耍，都是6到8歲的孩子，可能在大一點的孩子就要乾農活了，我這樣想。

　　我看到有三個小姑娘在一個開闊的地方聚在一起玩，拿著棍子在地上戳了又戳，這可能是她們僅有的娛樂活動了吧。

　　我讓小林把這三個女孩玩耍的背影照了下來。

　　我走上前去，湊到她們跟前，我壓低聲音問:

　　“你們在幹嘛了呀！”

　　她們都轉過頭來看我，我也看清了她們的臉。

　　這個年紀的小孩的臉應該是紅潤的，可她們的臉卻結了伽，黑黃黑黃，臉上也沾了許多灰，頭髮亂蓬蓬的，也沒有怎麽打理過，眼睛都目光呆滯，嘴唇也乾裂著，身上圍的是罩衣，原本紅的藍的的罩衣也染成了黑的，這也算發揮了罩衣的功能了吧。

　　她們三齊齊看上我的時候，我又讓小林把三個女孩的臉照了下來。

　　他兩個女孩都沒有說話，只有一個回答了我，她在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神是跳動閃爍著的，她好像知道我們不會這裡的人，因為這裡的人基本上都穿的粗布短衣，沒有什麽顏色的衣服，很單調，而我們穿的衣服在這裡是很顯眼的，有人可以隔得老遠就認出我們。

　　“在玩”

　　“玩什麽?”

　　“我也不知道，就是隨便玩玩，反正也挺開心的”

　　“那你們叫什麽”

　　“狗蛋”，“二狗”，“虎妞”。

　　聽到這個回答，我也苦笑不得，只不過，在這裡，我也很理解這樣的稱呼。

　　我也不知道說什麽了，就順便問了問她們的年齡:“你們多大了?”

　　最的8歲，最小的6歲，那個跟我搭話是最大的孩子，她已經8歲了。

　　我實在問不出什麽話了，這個和我搭話的小女孩一問把我問住了，我的心好像顫了一下

　　“共產黨什麽時候來救我們?”

　　我哽咽主力，想了好久才想出來我的回答

　　“為什麽你們不自己救自己呢?”

　　“可是媽媽嘴裡經常念叨，共產黨會來救我們。”

　　“你媽媽?”

　　“對”

　　“她還說什麽”

　　“她有時候也會說其他的話，可說的都是一切閑話，我聽不懂，她最喜歡說的就是這一句，聽的多了，我也到處跟別人說”

　　“嗯，我知道了”我又問了

　　“你讀過樹嗎”

　　“讀了兩年，後來家裡不讓讀了”

　　我沒有追問，因為我知道，錢跟交通問題是個大麻煩。我讓小林給這個小女孩單獨照了一張像，

　　我又到處走走，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小孩了，老人啊，中年婦女是，這個村很多都是中年婦女，男人外出務工，女人留在家照顧孩子。和他們聊天頗費力氣。

　　得到最多的情況就是這個村進進出出是個大問題，孩子上學是個大問題，男人外出務工，女人們在家照顧孩子也簡單粗暴，基本是放養，有太多太多的事等著她們做，家裡收拾，農活，我問了許多問題，他們也基本上說不清楚。

　　我跟小林回到村支書給我們準備的宿舍裡的時候，和他談了談這裡的看法。

　　這是他少有的說了那麽多話，國家應該直接給這裡來一個整體搬遷，這樣就直接什麽都免了，看到這樣的情況，他很氣憤，卻又什麽都無可奈何。

　　他看到這裡婦女自己掀開自己的衣服給孩子喂奶，直接把臉轉了過去，看到3、4歲的孩子就這樣在道路旁大小便，他也有些不舒服，他看到大人直接脫掉衣服就這樣對孩子有力的抽打。他越說越氣，我並沒有多說什麽。

　　我跟他說，我明天打算去看望一下那個星期二過生日的家庭和那個小女孩的家庭，這裡就幾乎人家，我們很容易找到他們。

　　我們聊了很久，都有些累了，就這樣潦潦草草的睡了，

　　躺在床上，想起來我小時候的生活，80年代的長大的我，也窮過，那時候的窮是一種普遍的產物，我生活在三線小城市，但好歹是城市，也趕上了改革開放，改革的春風很明顯惠及到了我的家庭，我也通過高考考上了雙非一本，最後從事到了記者行業，兩個孩子雖然總是浪費糧食，我自認為是浪費糧食，談不上暴斂天物，但我知道，在這裡就是暴斂天物，但也一直沒做過什麽讓我擔心憂慮的事。越想我越揪心。在這樣的揪心中我又度過了一個難熬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