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慧和李曉宇坐在教室裡，老師在上課，老師說，安史之亂是大唐國運調頭向下的轉折點，也是肅宗李亨逆天改命的新起點。沒有安史之亂，肅宗很難從玄宗手上和平接過皇位。但借安史之亂奪取帝位的肅宗，也必須替父皇承擔起平叛責任，重整破碎河山。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五，從長安落荒而逃的玄宗到達馬嵬驛(今陝西興平一帶)。護駕禁軍“饑疲，皆憤怒”，射殺楊國忠，逼迫玄宗賜死楊貴妃。

　　十六日早上，玄宗啟程入川避難。被拋棄的大唐父老攔住玄宗馬頭，請求玄宗留下指揮平叛。玄宗沉默良久，召太子李亨上前安撫百姓，以便自己繼續西逃。

　　百姓團團圍住李亨，要求李亨率領軍民收復長安。李亨假意推辭，在兒子廣平王李俶、建寧王李倓和心腹宦官李輔國的鼓動下，決定借機擺脫父皇掌控。玄宗久候太子不至，派人了解情況後，長歎一聲“天也”！

　　多年來，玄宗最擔心兩件事情:一怕不能與貴妃長相廝守，二懼失去對太子的掌控。如今貴妃受死香魂飄散，太子回馬自成一派，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馬嵬驛。後世詩人在馬嵬驛常有題詩，內容立意“多淒感”。

　　百年後，當時官位尚不顯達的鄭畋在此題詩《馬嵬坡》曰:“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雲雨”指貴妃，“日月”則是肅宗。貴妃雖亡，而日月重光，肅宗回馬別開新局，大唐皇室再造。馬嵬兵變後，新的權力中心逐步形成。

　　陳寅恪認為，“肅宗回馬及楊貴妃死，乃啟唐室中興之二大事，自宜大書特書，此所謂史筆卓識也”。

　　馬嵬驛是玄宗政治生命和貴妃自然生命的終結點，卻又成為大唐重建和複興的起點。鄭畋此詩一出，“觀者以為有宰輔之器”，鄭畋後來果然擔任宰相。

　　李亨北上到達靈武(今寧夏靈武一帶)後，在身邊大臣的勸進下，於七月十三宣布即皇帝位，是為肅宗，遙尊玄宗為太上皇。

　　大唐終於打出了一面可以號召全國的大旗，開始了重建和複興的艱難歷程。

　　肅宗即位後，西北大將郭子儀、李光弼先後率軍扈從。但大部分朝臣跟隨玄宗到了成都，肅宗手上無人可用，想起發小李泌，“遣使訪召”。

　　李泌自幼聰慧，七歲便能寫詩作文。玄宗聽聞李泌之才，召他進宮見駕。當時玄宗正和名臣張說下棋，就以“方圓動靜”為題讓李泌賦詩一首。

　　張說技癢，先寫出“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李泌隨後吟出“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

　　張說見七歲李泌之詩氣度意蘊遠在己之上，當即恭賀玄宗國有奇童，玄宗亦驚奇李泌見識不凡。

　　天寶年間，李泌進入翰林院並充當東宮政治顧問，由此和太子李亨有了交集，成為其重要班底。李亨很看重李泌，雖年長他十一歲，卻稱其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李泌後來被楊國忠彈劾寫《感遇詩》譏諷時政，辭官到潁陽(今河南登封一帶)隱居，曾作詩《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焉能不貴複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志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表達了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

　　肅宗征召李泌的使臣剛走到半路，李泌就已主動從潁陽投奔而來。

　　肅宗對他言聽計從，根據其建議任命長子廣平王李俶，而非軍事才能突出、深受軍隊支持的建寧王李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以避免叛亂平定後出現皇位爭奪鬥爭。

　　肅宗雖然登基，但最高指揮權問題仍沒有解決，大唐繼續存在玄宗肅宗兩個權力中心。

　　玄宗不但保留了對軍國重事的最後處置權，還任命永王李璘為江淮地區、盛王李琦為東南地區、豐王李珙為西北地區最高統帥，在事實上架空了肅宗。

　　玄宗的曖昧態度，激發了李璘的奪位之心。天寶十五載(756)十二月，李璘率水師沿長江東下，意欲佔據南京，“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一路延攬士人，路過九江時請李白出山。

　　李白欣然加入李璘陣營，寫下《永王東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言:“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李白將安史之亂比作西晉五胡亂華，暗喻永王東巡將如當年晉室南渡，立足江南重建新生政權。

　　而雄心勃勃的他則自比東晉名相謝安，可在談笑間掃平叛軍。

　　第十一首更是把自己塑造成扭轉乾坤、收復長安的蓋世英雄，“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充滿浪漫主義氣質的李白顯然沒有認清自己，更沒有認清永王與肅宗的實力差距。

　　李璘剛引兵東下，就跳進肅宗事先布置好的包圍圈，很快敗亡。李白的政治投機行動以失敗告終，先流放夜郎，後在行至白帝城時被赦免，驚喜之間決定東下江陵，寫下著名的《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玄宗重用李璘，肅宗皇位不穩，急於用收復長安的勝利樹立權威、穩定皇位。素不知兵的宰相房琯為在肅宗面前表功，毛遂自薦率四萬軍隊收復長安。

　　至德元載(756)十月二十一，官軍與叛軍在長安西北陳陶斜大戰。房琯指揮不力，幾乎全軍覆沒。被困長安的杜甫聽聞此戰，寫下《悲陳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百姓“都人回面向北啼”，朝著肅宗所在的方位向北而哭，“日夜更望官軍至”。

　　十月二十三，房琯與叛軍大戰於長安東北的青阪，“又敗”。杜甫寫下《悲青阪》，告訴官軍切莫急於進攻，暫且整軍備戰，“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而忍耐，偏偏是這時焦躁的肅宗最為缺乏但最需要的。

　　房琯大敗後，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李泌認為，在朝廷已經失去平叛良機的嚴峻現實下，必須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不能急於求成，不能以迅速收復長安、洛陽為目的。

　　首先要讓郭子儀、李光弼率領軍隊靈活出擊，牽製住叛軍在范陽、常山和長安的主力，再不斷派兵騷擾，消耗其兵員和戰鬥力，使叛軍在幾千裡的戰場上疲於奔命，首尾不能相顧。

　　接著對叛軍老巢范陽形成合圍之勢，命建寧王李倓率軍經塞外從北，李光弼率軍自太原出井陘從南，先攻擊河北范陽，捉住叛軍家屬並摧毀其巢穴，使叛軍失去根據地，然後南北夾擊，將叛軍主力在河南圍剿殲滅。

　　最後再四面出擊，收復兩京，徹底平定叛亂，“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李泌平叛戰略以時間換空間，表面上看比較緩慢，卻是在當時情況下較為穩妥的戰略。

　　肅宗剛開始非常讚同，但隨後前線發生若乾有利於朝廷的表面變化，肅宗對形勢的判斷出現重大失誤。

　　肅宗打出平叛旗幟後，各地對安史叛軍的反抗鬥爭如火如荼，張巡、許遠死守睢陽，“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張巡《守睢陽作》)，堵住叛軍南渡長江通道，保住唐朝賴以生存的江南財富基地。

　　隨著戰局的膠著，叛軍開始內訌，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掉。郭子儀攻佔河東，李光弼解除叛軍對太原的包圍。

　　肅宗從靈武移駐鳳翔(今陝西寶雞一帶)，隴右、河西、安西各路大軍雲集，回紇與西域各國軍隊來援，江淮地區錢糧運到。長安附近百姓紛紛投奔到鳳翔，充當官軍向導。

　　而此時的長安城內，勸告官軍“忍待明年莫倉卒”的杜甫，已經忍耐到了“明年”即至德二載(757)。

　　三月春至，國都淪陷，城池殘破，山河依舊是亂草遍地，杜甫寫下《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又來到長安城東南勝地曲江，寫下《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杜甫久候王師不至，瞅準時機逃出長安，四月到達鳳翔，寫下《喜達行在所三首》，回憶起在長安的俘虜生活，不覺“生還今日事”。

　　大唐中興有望，詩人不禁“嗚咽淚沾巾”。至德二載(757)五月，杜甫在鳳翔覲見肅宗，被任命為左拾遺，寫下《北征》，用“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表達了對肅宗重整破碎山河、再開貞觀治世的期望。

　　杜甫的期望，正是此時肅宗的焦灼。肅宗迫切需要以收復兩京作為政治資本鞏固皇位，用平叛政績向天下證明他自立即位的政治合法性，遂放棄李泌穩扎穩打的既定戰略，急切命令唐軍向兩京和中原腹地進攻。

　　至德二載(757)九月十二，肅宗命令李俶帶領回紇援軍和各路兵馬十五萬向長安反攻，先後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光複，肅宗嚴懲接受安祿山偽職的官員，給事中(正五品上)王維亦在清算名單中。

　　洛陽失陷時，安祿山讓王維繼續任職給事中，王維拒不受命，被拘押在菩提寺。

　　有次安祿山擺宴洛陽凝碧池，讓梨園子弟奏樂助興，樂工雷海清當場摔壞樂器，朝著玄宗西去方向號啕大哭，被叛軍肢解。

　　王維聽聞此事，寫下《凝碧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亡國之痛和思君之情溢於詩中。

　　受審之時，王維呈上此詩，加上其弟營救，最終僅降級成太子中允(正五品下)。

　　十月二十三，肅宗回到長安，玄宗也於當天從成都啟程南返。十二月二十一，玄宗在長安大明宮正式把傳國玉璽交給肅宗，完成了最後的權力交接。

　　依靠收復兩京的政績，肅宗初步穩定了皇位，但給平叛留下重大隱患。長安雖然收復，但洛陽不久得而複失。

　　且在收復兩京的過程中，朝廷精銳部隊損兵折將、元氣大傷，而叛軍從容退回河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唐軍收復兩京，安慶緒退回相州鄴城(今河南安陽一帶)，史思明偽降朝廷。乾元元年(758)八月，肅宗派郭子儀等率安西軍隊進駐關中，準備討伐安慶緒。

　　杜甫寫下《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誇讚“四鎮富精銳”“臨危經久戰”，並指出“奇兵不在眾”，兵在奇不在多，而朝廷這次軍事行動的最大軟肋就是兵員雖多卻指揮不一。

　　乾元元年(758)九月，郭子儀、李光弼等九路節度使共率軍二十萬雲集河南河北，與安慶緒決戰。肅宗怕郭子儀、李光弼功高震主，竟然不設元帥，而是派宦官魚朝恩監軍。

　　十月，郭子儀等包圍鄴城，安慶緒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再次反叛，發兵十三萬攻陷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此後懾於官軍兵力眾多，逗留不進。

　　平叛形勢良好，杜甫樂觀地寫下《洗兵馬》，“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暢想叛亂平定，刀槍入庫永不複用。

　　杜甫的理想很豐滿，唐軍平叛的現實卻很骨感。乾元二年(759)三月，官軍與史思明決戰。

　　由於缺乏統一指揮，魚朝恩又自以為是，九路節度使被打得落花流水。

　　鄴城之戰後，史思明殺掉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又佔領開封，攻下洛陽。唐軍為補充兵力，在河南大肆抓丁拉夫。

　　正從洛陽西返關中的杜甫路過新安(今河南新安一帶)、石壕(今河南陝縣一帶)、潼關(今陝西潼關一帶)等地，寫下“三吏三別”。

　　《新安吏》雲:“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按照唐朝法令，男子二十二歲成丁才當兵服役，十八歲尚是中男，不承擔兵役，而河南府抽中男當兵的不法行為卻大行其道。

　　中男父親已經被抽去前線，只剩母親在為兒郎送行，杜甫發出“天地終無情”的呼喊，又對朝廷有所回護，安慰中男“仆射如父兄”，郭子儀、李光弼會如父兄一樣對他們關愛有加。

　　離開新安，杜甫“暮投石壕村”，見“有吏夜捉人”，寫下《石壕吏》，“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老婦為避免守寡兒媳被抓去餓死孫子，只有自己應征“猶得備晨炊”，慘苦至極。

　　鄴城大戰後，叛軍進逼洛陽，有再次西攻長安之勢。杜甫到潼關看到兵士修築工事，寫下《潼關吏》:“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

　　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潼關將士對工事充滿信心，“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逾”。

　　杜甫卻想起三年前哥舒翰在潼關大敗，叮囑將士汲取教訓，“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在《新婚別》中，杜甫塑造了一個送夫上戰場的深明大義妻子形象，“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在《垂老別》中，老翁“投杖出門去”，披上戎裝，慷慨出發，老妻不忍老翁離去，哭倒在路旁，她明白老翁“此去必不歸”，只有勸他努力加餐飯。

　　老翁尚有老妻送別，而《無家別》中的主人公卻是孑然一身，無人可別，“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心憂黎元、歎息腸內的杜甫既要疾呼百姓民生多艱，又要顧全朝廷平叛大局， 心情之矛盾、心緒之複雜、心態之糾結，在“三吏三別”中表現得無以複加。

　　鄴城大敗不僅禍及百姓，還殃及玄宗。戰後朝廷平叛形勢急轉直下，肅宗威望大減。

　　龍體遠不如父皇健康的肅宗，疑心玄宗拉攏禁軍試圖複辟，指使李輔國將玄宗幽禁在太極宮，又把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懷化一帶)。

　　高力士在巫州托物言志寫下《感巫州薺菜》，“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感歎在長安是佳肴的薺菜，在巫州卻無人理睬，暗指自己從繁華京城流放蠻荒之地。

　　但“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自己對玄宗的忠心始終不變。

　　上元元年(760)春天，李光弼在河南懷州大敗史思明，又欲乘勝直搗叛軍老巢范陽。

　　杜甫在成都寫下《恨別》，“洛城一別四千裡，胡騎長驅五六年……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抒發對早日平定叛亂的期待。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兒子史朝義殺掉，叛軍連續內訌，力量削弱。朝廷平叛事業終於露出一線曙光，但這道曙光已經不屬於體弱多病的肅宗和思念貴妃成疾的玄宗。

　　寶應元年(763)四月初五，七十八歲的玄宗歸天。高力士因朝廷大赦返回長安，走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帶)時，路遇故人敘舊，“方知明皇厭世”，遂“北望號慟，嘔血而卒”。

　　玄宗晏駕十一天后，五十二歲的肅宗駕崩，至死未能看到天下太平的那天。最終平定安史之亂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到廣平王李俶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