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闕只是色目進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麽大根腳，地位自然與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別，因此太平一句“我還是揚州行樞密院的知院”直接把余闕的使者頂回去。

　　但是福壽作為江南行台禦史大夫，地位隻比太平稍稍遜色，而且他還是有大根腳的色目人，出身並不比賀惟一這個大根腳的漢人遜色，他派來的使者同樣不客氣:“賀丞相，國家讓您坐鎮揚州是為了總兵東南，行台現在危在旦夕，一旦集慶失守，丞相豈能獨善其身！”

　　“太平”與“賀惟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太平”是真正的蒙古大根腳，而“賀惟一”只是一個有根腳的漢人，這也是太平每次任相都會遇到的麻煩。

　　雖然他的蒙古語比漢語說得還要好，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蒙古教育，甚至還有一個真正的蒙古名字，蒙古貴族任相也一定要同賀惟一搭班子，但他終究有著漢人血脈，總有蒙古貴族與色目蒙族想找出他勾結漢人、南人圖謀不軌的證據。

　　因此太平也不得不透露真正內情:“我知道福壽大夫在集慶路十分困難，但朝廷之所以讓我坐鎮揚州總兵揚州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恢復海運。”

　　與明代不同，大元自國初以來都完全依賴海運糟糧，每年都有數百萬石糧食從江南運往北方，最多的時候一年要從江南運走三百五十萬石糧食，這就是韓宋紅巾軍起義時“貧瘠江南，富稱塞北”口號的來源，但也形成了華北、東北對江南錢糧的極大依賴。

　　至正十三年方國珍襲擊劉家港之後，這條堪稱大元生命線的海運線路徹底中斷，雖然象賀氏這樣的大根腳什麽時候都是錦衣玉食，但現在的大都已經到了快餓死人的地步。

　　很多蒙古貴族不能理解沒有海運之前，大都、上都一直是歌舞升平，只要皇帝一開心蒙古平民就能拿到不計其數的金銀錢糧，而現在只是回到國初的情況怎麽每個萬戶府、千戶府突然快揭不開鍋了。

　　但現在大元在北方遭遇的問題可不僅僅是快揭不開鍋那麽簡單，元朝在北方的統治建立在江南的海量錢糧供應基礎上，而江南錢糧斷絕之後，北方已經陷入了全面統治危機之中。

　　朝廷根本沒辦法解決全面的錢糧危機，即使是察罕、李思齊這樣的大元忠臣也一定要把地盤與錢糧掌握在自己手裡，朝廷可不管什麽餓死人的小事，人要這種國將不國的情況持續下去大元朝注定滅亡。

　　因此蒙元貴族才會派左丞相太平坐鎮揚州企複海運，哪怕每年不能往大都運去三百萬石糧食，但只要能解決一兩百萬石糧食的缺口，那依然是蒙元貴族記憶中的美好光陰。

　　禦史大夫行台派來的行者大失所望:“既然要恢復海運，那肅清江東道的紅巾賊便是當務之急，如果不能肅清江東道，海運即使能夠恢復也是曇花一現！”

　　事實上，行台這邊完全想不通在集慶路失守的情況下怎麽恢復海運，雖然江東道只是提供了一部分海運糧食而已，但是江東道落入紅巾之後代表整個東南都陷入戰亂，但是太平卻給出了一個意料之外的答案:“海運恢復，關健在於兩個人，第一個是方國珍！”

　　至正十三年的突襲劉家港可以說是古代海戰史上的一次典型戰例，方國珍用微乎其微的代價燒毀了幾千條海船，讓元廷不得不停止了持續數十年的海運，因此只要提及恢復海運，方國珍就是一個無法避開的人物。

　　行台使者不由冷笑一聲:“賀丞相，

您想說的第二個不會是高郵張士誠吧?你這是要葬送集慶路與整個東南！”　　現在他是想明白了，賀惟一就是想犧牲行台與集慶路來招撫張士誠， 只要紅巾軍攻克集慶路，那滁州紅巾與高郵張士誠之間的盟友關系必然破裂，那招撫張士誠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但這件事的前提卻是犧牲行台與集慶路，現在行台方面總算明白賀惟一到了揚州之後一直按兵不動！

　　太平丞相斷然否認這種沒有依據的猜想:“本相雖然糊塗，但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到張士誠這麽一個反賊身上，恢復海運的第二個關健人物是趙君用！”

　　趙君用?

　　行台方面沒想到賀惟一比想象中還要瘋狂一些，如果說招撫張士誠會讓行台萬劫不複的話，招撫趙君用簡直是自取滅亡。

　　趙君用是什麽人?

　　在韓宋紅巾軍政權中，趙君用幾乎是劉福通、杜遵道一個級別的人物。

　　當初就是趙君帶著八個亡命之徒攻下了徐州城掀起了徐宋紅巾軍的第二次起事高潮，脫脫丞相親征徐州隻拿到了芝麻李趙君用卻跑到了濠州，濠州的郭子興、孫德崖都是趙君用的下級，只能畢恭畢敬地把趙君用迎進去，而趙君用自然反客為主縱橫江淮。

　　直到現在滁州紅巾都只是趙君用集團中的一路人馬而已，現在對揚州與淮南行省威脅最大的不是滁州紅巾也不是張士誠，而是趙君用集團，而且龍鳳政權內部已經準備把淮南行省的建制交給趙君用。

　　賀惟一現在談招撫趙君用豈不是與虎謀皮?

　　行台方面有一百個一萬個指責的理由想要說出口，但是賀惟一卻是異常明確地給出自己的理由:“與其招撫趙君用，不如讓他與朱元璋、柳易好好談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