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它一度有著繁榮的經濟。16、17世紀間，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一定的壓製，但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後，海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全盛時遠洋船舶噸位高達1.8萬噸，佔當時世界總量的18%。而最後因為農業衰敗引起的農民起義滅亡。在明朝，一些日常用品製作得相當奢華，不但是質地，做工也頗為考究。

　　中國明朝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可分為兩個階段。從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開國，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執政的這段六七十年時間裡，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貿易往來活躍。

　　從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執政以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的繁榮，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

　　太祖朱元璋對腐敗深惡痛絕，大力根治使明朝維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推廣桑麻棉種植為手工業提供原料，他積蓄下來的錢與糧，為數不少，然而太祖積蓄下來的，不夠成祖花費。

　　洪武年間，有所謂“開中”的辦法，招商人送米進官倉，換取“勘合”，到出鹽的地方領鹽。這一種以米易鹽的辦法，與所謂“引”(運鹽的許可證)，是相輔而行的。

　　成祖在北京締造新都、疏通大運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國商人，隻許在北京以米換取“勘台”，於是北京各倉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賣錢的，於是夏原吉解決了締造新都的費用問題。

　　成祖又要張輔平定安南並五次親征漠北蒙古，夏原吉於是又準許邊疆各地“開中”，也應付了少軍費與軍糧的開支。胡熒“尋仙”、解縉修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費沒有止境，而夏原吉張羅的本事有限。

　　於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貨膨脹”的歪路。盡管朱隸時期經濟發達、國泰民安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經過二十二個年頭的痛快花費，白米一石的價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貫，漲到五十貫了。

　　夏原吉於永樂十九年因反對第三次親征而被關在“內官監”，一直關到仁宗朱高熾即位之時，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籌錢的煩惱。

　　仁宗請他回任戶部尚書，向他詢問財政的方略，他說，最要緊的是，少發鈔，多收鈔。仁宗因此而竭力節省糜費，增加收鈔的市稅與“門攤”(京師北平各個城門口的卡子稅)的稅率，同老百姓聲明一俟鈔價增高，便減除這所增的稅率。

　　仁宗政治環境寬松，采取減輕百姓的困苦重農、用賢、懲貪的一系列政策，開創了“仁宣之治”局面，只可惜朱高熾在位僅一年時間就因病去世。

　　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時間，平定了漢王的叛亂，安撫趙王，穩定了國內形勢;撤兵安南，去掉困擾多時的平叛包袱，但也給後人在南海問題上留下了無盡的麻煩;推行重農愛民的仁政，國泰民安，國富民強。

　　然而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

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　　“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勳貴官僚地主手中。維持了近70年的清廉政治至此結束，這種情況宣宗當然脫不了乾系。

　　經過弘治太平盛世到嘉靖、隆慶時期，政治混亂、處於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

　　明神宗萬歷朱翊鈞在張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實行新政，使朝政為之一振。使大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開創萬歷新政的局面，一些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關系。

　　他也曾28年不上朝聽政，被後人認為是中國歷代帝王中最懶惰的，他還窮奢極欲，使吏治更加腐敗，為此背負了千古罵名。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寧夏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西南又發生楊應龍叛亂，朱翊鈞被迫三路出征，史稱“萬歷三大征”。三征歷時十余年，喪師數十萬耗銀數千萬兩獲得全勝。

　　明朝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軍事力量的強大從軍隊裝備上可見一斑，神機營3600步兵1000騎兵400炮兵。

　　其用霹靂炮4600杆(步騎兵用的多管步槍)，合用藥9000斤，重八錢鉛子90萬個，大連珠炮200杆(子母衝快炮，子衝相當於炮彈)，合用藥675 斤，手把銃400杆(炮兵用的防身手槍)，盞口將軍160位(重炮)...除神機營外明朝還有數個炮車營。但這隻強大的軍隊在“萬歷三大征”40多年後敗給了李自成。

　　明朝為了恢復元朝末年被嚴重破壞的經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了經濟立法。

　　明初，為適應農業的發展，保證勞動力的需要，頒布法令釋放奴隸，嚴禁誘騙掠賣良民為奴隸。同時，還頒發了一系列有關招收流民墾荒、興修水利，實行屯田和匠戶輪班等方面的法令。

　　從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開始移民墾田，“徙江南民14萬於鳳陽”(《明史》卷七七《食貨志》)。遷山西晉城、長治二州的無田農民到河北、山東、河南一帶。凡移民墾田，都由朝廷發路費、耕牛和籽種，或免稅三年。許多荒地因而得到墾殖，自耕民的數量不斷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封建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這種新的生產關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蘇州、景德鎮等地出現，以絲織中心蘇州為例，明末織機多達萬台，工匠多達五六萬人。

　　松江是棉紡中心，民諺說:“買不盡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紗”，盛況空前。“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應皇室的絲綢料達5000到10000匹，產量僅次於江浙一帶。

　　為了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專設《工律》一篇，對軍民官府營造的申報審批、營造所需材料、財物、人工，製造器物的品種規格等等都作了規定，違反者治罪處刑。明朝前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手工業生產組織。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經常有幾十萬技術高超的工匠輪番勞動。行業多，分工細。

　　明初建立了匠戶匠籍制度，工匠分輪番匠和住坐匠兩種。輪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個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時間為官府做工，月糧由國家支給，其余2/3的時間自由支配。這種工匠比元代長年固定在官府生產的工匠，有了較多的人身自由，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對於礦冶業，對非貴金屬允許自由采礦和冶煉，官府課稅;對金銀等貴金屬礦只能由官府經營，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藏，必須取得官府批準，才得開采，未經官府許可，私自開挖者，以“竊盜罪”論處。

　　對商業，明代承襲前朝舊製，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制度。明律規定，鹽和茶都由國家專賣，商人必須向官府交錢買“鹽引”和“茶引”。“引”是商人運輸貨物的憑證，印有法定的重量單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鹽引條例》，規定犯私鹽罪者絞，有軍器者斬。其後在《大明律·鹽法》規定

　　凡犯私鹽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明朝統治者憑借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裡，使民間商業的經營范圍縮小，極大地限制了民間商業的發展。

　　對海上貿易，明初立法嚴禁私人出海，違者輕則杖100，重則處絞刑或斬刑。到永樂、宣德兩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貿易迅速發展。到嘉靖三年起又屢頒禁海律例，結果私人海外貿易完全停止，嚴重摧殘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明朝的稅法有田賦和商稅。明初依照唐代的兩稅法，核定天下田賦，其數額列入《黃冊》，即戶口冊，詳細登記各地居民的丁口和產業情況，每年審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制定耕地的總清冊，將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別登記，編成《魚鱗冊》，作為征稅的依據。

　　田賦分夏稅和秋稅兩種，夏稅收麥，秋稅收米，官田畝稅五升多，民田畝稅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到明中葉，由於賦役苛重，人民紛紛逃亡，生產受到破壞。自嘉靖至崇禎年間進行賦稅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其主要內容是:各項複雜的田賦附征和各種性質徭役一律合並征銀;徭役中的力役改為以銀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銀不按戶丁分派，而按地畝承擔;

　　以縣為單位，將全部徭役銀分配一縣的田額上，平均負擔，改變了原來按裡分攤的辦法。“一條鞭法”既是稅制化繁為簡，又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有利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

　　明代改變宋元以來商稅繁苛的情況，規定商稅率為1/30。明神宗時，派出稅監到全國各地去監督收稅，逼得機戶停機、窯主歇業、鹽工抗稅、礦工暴動、市民罷市。

　　明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內監孫隆到蘇州充任稅監，他勒令除已征稅外，每機加派白銀三錢，絲織品每匹加銀三分。機戶因此停工，幾千織工染工失業。

　　生活無路的織染工匠2000人集結於玄妙觀，公推織工葛賢等幾人為首，高喊“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衝向稅監衙門。鬥爭堅持了三天，打死稅官、惡棍十幾人，火燒了稅監衙門，孫隆逃跑了，加派的稅銀取消了。

　　農業

　　移民墾荒

　　在古代，農業是國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國力強弱有直接關系。朱元璋曾說:“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為了發展農業，首先要把戰後流散的農民固著土地上。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歸耕，並以減輕賦稅為鼓勵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規定允許百姓墾荒田為己業，並免徭役和賦稅三年。

　　洪武三年，令蘇、松、杭、嘉、湖五郡無田百姓到臨濠墾種，官給錢、糧、耕牛、種子，免徭役三年。

　　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頃畝”。“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歸田裡，丁少地多者，不許多佔，丁多地少者，驗丁撥給荒田。

　　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農業生產的恢復。

　　初期，由於多年的戰爭加上通貨膨脹，且前朝元惠宗為治水加重徭役，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太祖洪武年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

　　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然而此方式並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鹽商先交錢再等曬鹽季再給鹽，卻又為稅收不足而將新產出的鹽另行外賣，延後交鹽給正規鹽商的時間，致使鹽商交了錢卻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後才拿得到鹽，卻又因身份管制而無法拋棄鹽商身份另行謀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鹽亦大為流行。

　　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快速的恢復?。

　　在萬歷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是七百萬頃，明末時達到七百八十多萬頃，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後來的康乾盛世都沒有被打破。當時歐洲的傳教士是這樣形容明朝的:中國的耕地像花園一樣井井有條，沒有一塊荒地，中國產的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美。

　　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明朝農業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產作物在16世紀中葉時由國外陸續傳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

　　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代尤其重要?。萬歷年間，耕地總面積超過七百萬頃，為明神宗萬歷年間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堅實的基礎。

　　而在南宋時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遊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遊地區的快速開發，中晚明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

　　晚明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閩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

　　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隨之出現的長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紡織業，當時發明了一種“代耕”新式農具，耕田利用機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農業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餅”;植棉采用著名的“張五典種棉法”;農業灌溉采用徐光啟仿製的“龍尾車”取水，“省物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

　　實行了農業多種經營，等等。在農業和棉紡織業方面，當時江南稻谷畝產達二三石(擔)，北方小麥畝產在二四石(擔)之間，甘薯、玉米、煙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種植。棉布已成為全國主要衣料，徐光啟的棉紡工具“攪車”，以一人當三人句容式，一人可當四人;太倉式二人可當八人。

　　明朝進行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的“農業革命”，通過對越南稻種的改良，在南北廣泛推廣新稻種。水稻的畝產量出現了大面積提升。

　　明朝江南首現了生態養殖法，在水稻田地裡養魚，用魚來吃水稻田裡的蚊蟲卵，因蚊蟲卵而產生的瘧疾，在宋元兩朝曾肆虐中國，到明朝卻已不是大害。

　　明朝第一次創造了泄洪渠和水庫綜合治理，在江南治理水患，持續千年的江南水患問題得到徹底消解，徐貫等人留下的水利工程，今天還是江南大地抵抗雨季的生命線，從此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

　　大多數人更不知道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把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分成兩個馬鞍形，在宋朝到達一個馬鞍頂峰，在明朝到達另一個更高的馬鞍形。兩個馬鞍形兩邊的元朝和清朝，卻是生產力的大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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