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還剩四千，繼續佔坑，後面補上。)蘇亦再次見到黎新葉的時候，已經是一周以後了。

過去的一周，蘇亦也沒閑著。

依舊在忙碌著。

上一次拜訪高銘先生以後，他這邊又開始古文字的研究，說研究不合適，他的古文字功底談不上研究，更多還是學習。

他這段時間越來越不夠用。

蹭課，也逐漸減少了。

歷史系哪邊，中國通史這些基礎課程，他已經不去了，也不能說不去，只是開始又意識的減少相關的課程。

張光達先生隋唐史部分，他偶爾還會去，因為《大唐西域記》他還要看。

漆俠先生的《宋代經濟史》，基本上不去了，宋史，尤其是經濟史部分，對他來說，了解即可，他不選擇繼續深入，寧可先生通史宋史部分，蘇亦也沒有繼續去蹭課，不是不感興趣，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取舍。

寧可先生一直在北師院教書，在北大歷史系開課就是外聘的，一個星期來兩次。

次數不多，蘇亦要忙其他的事情，時間就容易重合，想要過去蹭課也比較難。

宋史這部分，他也只能自學了。

丟掉不可能，要宋史方面的常識，啥都不懂，他以後哪裡還有臉面去鄧廣銘先生家拜訪。

北大歷史系外聘的兼課老師，除了漆俠先生，寧可先生，還有蔡美彪、胡如雷、王利器、劉乃和四位先生。

這幾位先生，都是各自領域的權威，他們的課程，如果不想時間相衝突的話，蘇亦都不願意錯過。

但又不得不錯過。

他又不神，要學的東西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個領域都想要精專。

蔡美彪的《遼金元史》，蘇亦也基本放棄了，時間不衝突就過去，時間衝突的話，不強求，其他先生的課程也都是這樣。

其實除了，胡如雷先生講《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外，其他課程都挺有意思的。

比如劉乃和講《中國歷史常識》、這門課包括天文歷法、地理、職官、姓名字號、避諱、目錄等豐富內容，對於非歷史專業的學生來說，挺有意思的，可以補足這方面的知識。

蘇亦有時間也沒有錯過。

他蹭課的次數多了，劉先生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還知道他新會人，這期間，劉先生自然免不了對他的勉勵一番。

還推薦他有時間可以多看看一些陳垣先生的書。因為劉先生也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

因此還特意問他，有沒有看過陳垣先生的專著。

蘇亦自然是看的。

在中國史學界，二陳的學術，誰能忽略。

這段時間，蘇亦一直跟周一良先生學史，沒少翻看陳寅恪先生的專著，自然，也不會忽略陳垣先生的專著。

他前世只知道陳垣先生有一本《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如果想要讀漢文佛典的話，這本書就是很好佛籍導論了。

本書將六朝以來研究歷史所常參考的佛教史籍，按成書年代，分類介紹。

其中，關於每書的名目、略名、異名、撰人略歷、卷數異同、版本源流，和各書的內容體制，以及與歷史有關的其他問題等，作者都運用了豐富的歷史材料，旁征博引，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並對《四庫提要》有關佛教史籍的錯誤，一一予以糾正。

比如之前翻看周一良先生的博士畢業論文《唐代密宗》的時候，涉及的《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都有收錄。

配合著宿白先生的《漢文佛籍目錄》，會有不小的收獲。

當然，

七十年代，宿白先生這本書，還沒有出版，陳垣先生的這本概論就顯得尤為可貴了。在北大待了一個多月以後，蘇亦發現了一個大致的規律，那就是各位老師都喜歡跟自己的學生們聊他們的老師。

這似乎就是一個傳承。

蘇亦也愛聽。

這些前輩的生平，各個傳奇。

因為是陳垣先生的小老鄉，又是研究佛教考古的，這個奇妙的緣分，讓劉先生對蘇亦格外關注。

有一次，課後，還讓蘇亦有時間可以去北師大她的家中做客。

能被一名德高望重的先生邀請道家中做客，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蘇亦只能答應下來，表示有時間一定過去北師大拜訪。

只是這個時間，有什麽時候有，蘇亦也不確定。

他有時間了，劉乃和先生也不一定有時間。

但，這事，卻要提上日程了。

除了以上幾位先生的課程之外，還有王利器講《古文選讀》。

王利器也是一位學問大家，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種享譽中外的專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國文獻古籍總字數已逾二千萬，海內外傳媒一致稱其為“兩千萬富翁”。

他上的課跟余遜先生《歷史文選》差不多的路數，都是為了讓歷史系的學生能讀懂古文獻。

之前在高銘先生家中做客，高先生提到余遜先生的時候，還充滿了遺憾。

余遜先生是余嘉錫先生的兒子，繼承其父優良的學術傳統，不僅擅長秦漢史，在文獻學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著調，余遜先生還寫過漢簡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漢簡，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跟勞趕先生是同學，所有當時，勞乾先生搞居延漢簡的時候，余先生也參加過研究。

那麽居延漢簡有啥用?

勞乾先生說，“它和敦煌漢簡相同，都屬於中國邊塞上的記錄，還牽涉到政治、經濟和一些生活問題。這些記錄有的是瑣細而無關宏旨，有些卻非常重要，有的可補文獻上之不足，有的可糾正文獻上的錯誤，或給文獻中不明白之處作一個較好的注釋。”

余遜先生50歲就臥病在床，74年去世的時候，也才60歲，對於史學家來說，60歲完全就是黃金年齡，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歲了還在教崗上。

也難怪高銘先生跟俞偉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時候，都滿是惋惜。

其實，還有一點，余先生跟陳垣先生也關系莫逆。

1928年，史學大家陳垣在北大授課時，發現余遜作業精湛，詢問後知其家學淵源，這也開啟了陳垣與其父嘉錫的終身友誼。

對於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選讀》，蘇亦也是選修了。

有時間就去，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

他對北大外聘這些先生開設的課程還是蠻感興趣的，也就是這一年，鄧廣銘先生當系主任，才有這樣的福利。

等這一年過去，估計，這位先生都沒時間過來北大開課了。

這樣的機會，錯過了就不再有了。

歷史專業這邊，這些先生主要是講中國史，世界史那邊，蘇亦倒不沒缺課，周怡天跟朱龍華兩位先生的課程，他都在上。

世界史，就是他的短板。

不管是周怡天先生講的兩河流域和古埃及部分，還是朱龍華先生講的希臘羅馬部分，他了解的都不多。

主要是前世，他本科學是美術史，而非歷史學，這部分短板，是需要花時間去補足的。

這個方面，有北大名師做啟蒙老師，這個起步夠高了。

不管如何，還是要優先考古專業的課程。

至於王永先生的敦煌學，在蘇亦看來，都屬於考古專業的范疇了。

畢竟，王永興先生在課堂講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都屬於他未來的研究范疇。

敦煌學啊。

佛教考古，不能隻關注洞窟，不關注它的文書。

這又涉及到藏語的部分。

梵語跟藏語關聯性很高，但這個東西，畢竟不是同一個玩意。

他這段時間，沒啥條件學藏語。

王永興先生的對敦煌吐蕃文書的研究也隻局限於漢文文書，對於藏文文書方面，涉及的不多。

蘇亦也沒法跟王先生學藏語。

在目前的北大，東語系掌握藏語的先生，也沒幾個，季羨林先生肯定會，但，季老現在不帶學生。

蘇亦也不可能為了學藏語特意跑去打擾老先生，再說，他現在也沒法用藏語來研究啥，研究中西交流史?現在大環境不允許。

研究敦煌學，漢文文獻都夠他翻了，更何況藏文文獻。

在國內，最合適學藏語應該是民院。

於道泉先生從北大到民院以後，藏語研究大本營也從北大東語系變成民院民語系了。

啥叫民語系?

就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

51年6月，民院成立，為了適應和平解放雪區工作的需要，同年9月由我國藏學的奠基人、著名藏學家於道泉教授親自籌辦，成立了藏語言文學教研室，藏語言文學教研室後來歸屬於52年成立的民院民語系。

現在，想要跟於道泉先生學藏語，也不可能。

以後有機會了，倒是可以拜訪王堯跟陳踐踐兩位老師，這兩位也敦煌學專家。

這個時候，這兩位應該還在合力翻譯於道泉先生從法國帶回來《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巴科(****)、杜散(ch.Toussant)和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托瑪斯(F.W.Thomas)對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作了15年之久的研究，1940年在巴黎出版《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

1980年10月，王堯跟陳踐踐的譯本才出版，蘇亦想要看這本書的譯版，還要等兩年。

這書要看原版?

蘇亦也看不懂。

因為這書原版是用古藏語寫的。

托瑪斯是個牛人。

他在1906年～1927年間先後任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館員、館長，從1927年開始連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發表古藏文文書研究的長篇文章。

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書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簡。

在古藏文研究領域上，這位爺，已經是權威上的權威了。

蘇亦想要在藏文方面有所成就，他還要好長的一條路要走。

未來，不涉及到藏地佛教考古的研究，或者說，不專攻這個方面的話，他也放棄研究藏文了。

畢竟在這個方面，他一點優勢都沒有，起步又很晚，又沒有地緣優勢。

比如前世，川大做雪區考古就很有優勢，他們考古文博學員的霍院長就是這個方面的權威。

其實，蘇亦這段時間的重點，還是放在古文字的學習上。

全都是因為上次去高銘先生家裡做客的原因。

說到北大考古系的古文字建設，說到更廣泛意義上的古文字教學體系的建設，高銘先生是功不可沒。

這一點，從他的學術背景就可以知道。

高銘先生從事古文字教學，是從1960年開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課是由兩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講授:他們分別是張政烺跟唐蘭兩位先生。

張正烺先生是從52-53年，而唐蘭先生則是從54-57年。

之前，在高銘先生家中，蘇亦才知道，唐蘭先生的古文字課程大部都是在故宮上的。

唐蘭先生之後，1958-1959年，還有一段是由孫貫文先生講授。

高銘先生接手這門課，難度很大，帶有白手起家的性質。

當然，在其後的很多年裡，唐先生給了他很多指導，孫貫文先生也給了他很多幫助。

在高先生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蘭先生生諸多影響。

因此，高銘先生一直是懷著極大敬意，稱呼唐先生為“我的老師”。

孫貫文先生，也是高老師最懷念的故人，被他親切地稱他為“良師益友”。

不過在過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銘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帶學生田野實習上。

他也就寫了三篇文章。

《建國以來商周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略論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績》。

前兩篇還是十年前寫的，後一篇，則是在十年間，主要是72年以後，北大考古專業開始複課了。

1970-1978年，是工農兵上大學的時代。這段時間裡，考古專業陸續編印過一批考古學教材。1974年，高老師也編印了《古文字學講義》。這份講義就是他後來寫作《古文字類編》和《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的基礎。

高銘先生的著作主要寫成於十年結束以後，能發表出來，跟其他先生一樣，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類編》，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堯跟陳踐踐兩位翻譯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一樣，都是同樣的出版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