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佔坑)

其實，高銘先生的著作不少。

《古文字類編》、《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古陶文匯編》、《古陶文字徵》、《帛書老子校注》、《高明論著選集》。

不過這六本書，都是八十年代以後出版的。

六本專著，已經非常高產了。

大部分歐美教授都是一兩本書主義。國內老一輩的學者，有些連一本書都沒有。

高銘先生卻寫了六本著作，相當難得。

然而，高先生在職稱晉升上卻並不順利，退休時連一個“博導”的頭銜都沒有。

成了高銘先生一生中的遺憾。

至於原因，就讓人噓唏了。

高銘先生晚年曾表示，唐蘭先生創下的事業，經過他的繼承就斷了，北大沒人繼承，他很遺憾。

為啥沒有繼承?

就是跟他沒成為博導有關系。

想留在北大任教，沒有博士學位，是很難的。

那麽後來，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有古文字相關課程嗎?

自然是有。

但教學方法，肯定是不一樣了。

那為啥高銘先生，評不上博導?

跟當時的北大主管文科教學的朱副校長有關系了。

這是一段私人恩怨。

有時候，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領導就可以看你不爽，這一不爽，就可以是幾十年。

高銘先生81年的時候，已經評選為副教授，結果，正教授卻到磕磕碰碰，到87年才評上。

被朱副校長卡了好幾次以後，高銘先生也不願意申請博導評選了。

那麽高銘先生跟朱副校長之間有啥恩怨?

高銘先生曾在後來紀念張正烺先生的文章裡面寫道: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一屆國際古文字學研討會，邀請幾位大陸學者參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長，我也有幸被邀。會上每人發一本《古文字學論集》，其中都是與會學者撰寫的論文。

當我閱讀我校副校長的文章，發現他用了兩件偽製的贗品考證先秦時代的一個官職。因是國際會議，我怕有人在會上提出質疑，想提醒他作些準備，以免被動。平素我很尊敬他，關系也不錯，因我出於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臥室直接對他講:您用的這兩件資料恐怕有問題。

“有什麽問題?”他問。

我剛說“可能是偽造”，未等我把話講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惱火，故未能予以解釋。】

這個就是高銘先生跟朱副校長之間的恩怨。

事實是否如此，不是當事人，就不知道了。

裘先生還曾經撰文反駁高銘先生的這個說法。

裘先生還指出，高先生說的會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開的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有高先生已經說到的當時會上印發的《古文字學論集(初集)》為證。高先生將會議召開的時間說成1982年，差了一年。

甚至，高銘先生在晚年的回憶錄裡面，又把時間說成了1978年。

這兩件事，確實證明一點，那就是高銘先生，確實把時間給弄混了。

而且，還有一點，如果是78年的話，朱校長不僅可以卡高先生的教授評選資格，就連副教授估計高先生都難於晉升，畢竟，高銘先生是81年評上的副教授。

當然，朱副校長是丁石孫上任以後，擔任的副校長，此時，已經是1984年了。

那麽他跟朱副校長是不是存在贗品銘文考證錯誤的事件?

蘇亦個人認為，這事是真的。

那麽後來，他評選教授的時候，

被朱副校長卡了兩次，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就不得而知了。高銘先生認為是因為這事引發朱副校長對他記恨。裘先生則說，朱副校長的人品沒有那麽差。

朱副校長之所以卡高先生。

則是因為朱先生認為高先生治古文字學很勤奮，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底子還是差了一點，所寫的書和文章裡有時會講一些稍顯外行的話，偶爾還有常識性的錯誤，如把見於《說文》的字說成《說文》所無之類。

那麽裘先生這番話有道理嗎?

有一定的道理。

朱副校長有資格說這些話嗎?

也是有的，畢竟朱校長學問也不小。

早年師從唐蘭、聞一多學習研究古文字學和古音韻學，並得到羅常培和陳夢家等教授的教導。

相比較之下，高先生就算半路出家的。

因為高先生的學術背景，他不是專門研究古文字出身的，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底子還是差了一點，這也是事實。

而且，高銘先生對古文字的研究，很多時候還是從考古材料出發的。一貫主張，研究古文字必須和考古材料結合起來，以得出客觀結論。

這走的就不是正統的古文字學者的套路。

那麽高銘先生的對古文字學的貢獻在哪裡?

可以說，北大考古系古文字建設，說到更廣泛意義上的古文字教學體系的建設，高先生是功不可沒。

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的時候，國內高校只有北大、社科院、吉大、川大、中大幾個學校招收古文字研究生。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先生。

老先生帶學生都是口傳心授，直接從原材料摸起。長時間裡，古文字教學一直都是苦於沒有教材。

古文字教學，從無書到有書，高銘先生貢獻極大。

第一，那時沒有今天這樣的條件，所有原材料，著錄都很分散，要自己動手一本本摸，工具書很匱乏，高銘先生是用20年的功夫，積累歷年的教學實踐，才寫成這兩本書。

第二，北大中文系和考古系都開古文字課，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課，講授對象是研究生，沒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講文字學概要，文字學概要是按漢語專業的要求設計的課程，講的是一般的文字學，而不是古文字學。

考古系，情況不一樣，他的講授對象是所有學考古的學生，不光學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學，本科生也要學，教材的意義更大。

最後一點就有趣了。

高銘先生八十年代出版的兩本教材都比裘先生的《文字學概要》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

擱玄幻小說，這兩位就有氣運之爭了。

高先生的教材有著開創之功。

當然，缺點也是有的。

不管有什麽缺點錯誤，它們畢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統講授古文字課的合格教材，當時那是頭一份。

在古文字學方面，唐蘭先生有開創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體系的是高銘先生。

在古陶文方面，高銘先生也做了填補空白的工作，他編寫了《古陶文匯編》、《古陶文字徵》兩本書，都是相關領域的重要專著。

中國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匯編性的圖錄和工具書，惟獨陶文，相對冷落。長時間裡，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錄》。

然而，高銘先生的書對比這兩本書，無論是在材料的豐富性上，還是在文字考釋的水平上，都有巨大進步。

此外，高銘先生在商周青銅器、石鼓文方面，也頗有研究。當時被大家公認為北大做青銅器最好的學者。

就這樣的學者，朱校長還覺得，高銘先生不夠好。

可見老先生的要求有多高?

這個時候，說一些八卦。

還是84年港中大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古文字學研討會。

當時，北大被邀請的學者有仨，除了朱副校長跟高先生外，還有裘先生。

當年，按照會議的要求，去之前要把論文都寫好寄過去，主辦方就會把這些論文合編成論文集，然後會議舉辦的時候，每一個學者人手一份。

這些都是後世學術論壇常規操作，在八十年代初，對國內學者來說並不常見。

去了香港以後，高銘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文章提到了兩枚戰國印，還根據這兩枚戰國印考證戰國的官吏。

然而，這兩枚戰國印都是偽造的贗品，高銘先生就朱先生的房間提醒對方，免得有心人做文章。

結果，高銘先生好心辦壞事了。

他一告訴朱先生這兩個印可能有問題。

朱先生就很不麻煩說，“有什麽問題啊?”

高銘先生說，“這兩個印很可能是贗品。”

朱先生說，“你怎麽知道是贗品呀?”

高銘先生說了三個原因。

那三個原因，後來高銘先生都在自己的文章提及了。

因為朱先生選的是山東齊國的印，齊國印就單是四個字，沒有分割線，而這個所謂的齊國印中間打著分隔線，一個字一個格，這是楚印的風格，楚國的印喜歡在中間打十字格，把四個字分開。

正是因為打了十字格，偽造的人不懂，把下面的一個字的靠上部分給擱到上面一個字裡了，比如把“高”字的一點一橫，擱上面去了，上面的字就多了一部分，底下的字少了一部分，顯然是假的。

這些都是高銘先生的自述?

這個小故事，可能是編撰的嗎?

應該沒有。

因為裘先生反駁高銘先生的文章也提及:

高先生所說的偽造的“兩個戰國印”，其實就是這兩件銅量上的仿印文格式的銘文。我本來也懷疑這兩件器上的銘文不可靠，在我發表於《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上的《戰國文字中的“市”》一文中已經提出。朱先生寫關於廄的那篇文章時，曾向我講過文章的大概內容，我當時就向他提出了這兩件量器銘文的真偽問題，朱先生雖然沒有接受我的意見，但一點沒有不高興。後來朱先生在那篇文章裡提到了我的意見，作了反駁，但完全是講道理，一點不帶感情色彩。高先生跟朱先生的關系本來不錯，又比我年長，我不相信朱先生對好意在會前向他提意見的高先生會“很反感”，並因而阻撓高先生提教授。

……

老一輩人的恩怨，就是這樣來的。一開始的學術之爭，演變成了私人恩怨。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

從高銘先生的自述以及裘先生的文章都可以確認一件事情，就是高銘先生說的故事是存在的。

裘先生主要反駁的是，朱校長品德沒有問題，不會因為這些私事記恨高銘先生阻撓他評選教授。

朱校長品德，蘇亦這樣一個晚輩就不去質疑了。

他是因為這事就記恨上高銘先生，還是真覺得高銘先生學位水平不夠高，才不給對方評上教授。這些，除了本人，其他人都不知道。

蘇亦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他確實卡了高銘先生兩次。

第一次升教授的時候，高先生在英國倫敦大學講課， 沒在學校。考古系聘請了朱校長跟張正烺先生來做評論員。

這一次，朱校長不同意，張正烺先生還跟朱校長起爭執了，但最終結果還是高先生落選，原因很簡單，朱校長有決定權。

此刻的張正烺先生已經不在北大了。

這一次評不上，過兩年以後，高先生再申請提教授，這一次是由胡厚宣跟張正烺兩位前輩幫忙寫材料，經考古系上報學校。

當時，北大的評審委員會分兩個組，一個是理科組，另外一個是文科組，理科組沒啥好說的，跟考古系沒關系。

主要還是文科組，文科組評審為會員是由中文系、歷史系、考古系、哲學系等21個人組成，按照規則，有14票通過就算評選成功，13票就不行，結果，三分之二都通過了，朱校長是這個評審組的組長，當場就把高銘先生給刷下去了。

嗯，就是這兩次評選，朱校長動用自己職權把高銘都給刷下去了。

是因為記恨，還是因為真覺得高銘先生業務能力不行?

對於蘇亦來說，其實沒有那麽重要。

這事，讓他明白一個道理，就是想要在北大裡面混，有些老先生是不能輕易得罪的。

不然，在各種評審委員會撞上的時候，下場就很悲慘了。

就好比他，到時候，要進行畢業論文答辯，要是有大佬看他不順眼，學術評審委員會有大佬要卡他的論文，那這事就好玩了。

就算通過論文答辯，各種職稱評選落在對方手上的時候，被按這麽幾下，十幾年就過去了。

等熬到對方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