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堂專業課講得生動有趣，讓學生喜歡不討厭，還是很考驗任課老師講課技巧的。

　這個方面的製約，對於蘇亦是不存在的。

　他接受最為新式的教育洗禮，見識過不少風度翩翩的名師，也見識過不少侃侃而談的網絡段子手。

　百家講壇火的時候，幾乎期期不落。

　還一段還沉迷脫口秀表演。讀本科的時候，《80後脫口秀》正火，讀研的時候，《脫口秀大會》已經崛起，反正換湯不換藥，都是那些人。

　除此之外，高中的時候，還喜歡聽俞敏洪的勵志演講，為了練習口才，當年還沒少訂閱雜志《演講與口才》，還有樣學樣的創立演講與口才協會。

　不過，他本人倒是對辯論啥的不感興趣。

　折騰一圈下來，他的口才不見得好到哪裡去，但，學生不喜歡聽啥東西，他多少是知道的。

　他的課堂經驗，也不算少，讀研的時候，當過助教代過課，讀博的時候，給本科生上課都成常態。

　如果按部就班下去，順利博士畢業，應該會到某個二本學校去當講師(也不一定現在高校教崗一個蘿卜一個坑，考古學更是僧多粥少)。

　他的課堂經驗，真不少。

　更不要說讀研期間，賺外快跑去輔導機構當輔導老師。

　說了那麽多，就是為了證明，他是有課堂經驗的。

　他講課的時候，從來不墨守成規，不拘一格，甚至，不需要受到教材的限制。

　不是自吹自擂，也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是真挺好，至少，當年同學們還挺喜歡他的課。

　之前講長濱文化海雷洞遺址，講白岩洞二期文化，看到台下的學生目光有些呆滯。

　蘇亦就知道問題出現在這裡。

　跟同學們講述一個新知識，確實不應該這樣照本宣科。

　恰好，現在嚴先生也沒有讓他停止的意思，蘇亦順勢說道，“關於考古學文化命名，大多數是以第一次發覺的典型的遺跡的小地名為名，咱們中國也是一樣，這一點，同學們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觀看一下夏鼎的論文，《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1959年4期。這文章很重要，相當於解決了，中國考古學文化上命名的諸多難題。”

　這個方法最先是19世紀6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在研究舊石器文化時開始采納的，事實上，借用的是地質學上地史分期的命名方法。

　20世紀以後，這種命名方式被考古學家們普遍采納。

　然而，國際上都采用這種命名方式了，夏鼐先生為什麽還特意寫一篇文章來論說命名問題呢?

　那是當時，中國的考古遺址命名太亂。

　早年間，發現的遺址能不能算一種文化，國內的學者是不確定的。

　不確定怎辦?

　套名啊。

　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龍山文化。

　有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還有湖北龍山文化，只要有點像就可以套上龍山文化。

　這種情況下，什麽樣的遺址該命名為文化，什麽遺址不該命名文化，是沒有標準的。

　然而，夏鼐這篇文章就是確立了一個命名標準。

　這個標準，比國外的學者論述的更加清楚。

　這樣一來，才有後來的某某文化某某類型。

　比如龍山文化，

就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城子涯類型、兩城類型、青堌堆類型。 比如馬家窯文化，就可以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

　對於剛剛入門的考古學新生來說，去翻翻夏鼐先生這篇文章，對於各種文化類型的命名就不會一臉蒙圈。

　這也是為什麽，蘇亦會在這裡特意提到這篇文章的原因，都是前世的學習經驗。

　這個半吊子的學習經驗，分享給眼前的北大新生聽，管不管用，管他呢，先講了再說。

　“同學們了解到這一點，以後去記各種遺址的命名就方便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在內的考古學文化確實是如此命名的。”

　“長濱文化，白蓮洞文化都是以地名來命名的，同學們想要記住這些文化名稱，就必須要在地理學上下一些功夫了。”

　“長濱文化，是在台東長濱鄉八仙洞，而海雷洞遺址則是八仙洞其中一個洞穴，按照地理的關系，就很好理解這些東西。那麽如何記長濱文化呢?要做聯想，大家不了解台東，不了解台大發現這個遺址的教授，大家總該知道李濟先生吧?”

　“知道！”

　“中國考古學之父。”

　“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

　“中國第一個獨立主持田野發掘的人。”

　嗯，都對。

　顯然，眾人對李濟跟裴老這些老一輩的考古大師，都不陌生。

　“大家知道，李濟先生，那記得長濱文化是李濟先生命名便可以，同樣知道，它是台灣第一個被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那麽這個名詞你們就不陌生了。”

　“咱們回歸到白蓮洞，說到白蓮洞文化，大家能找到什麽熟悉的人嗎?”蘇亦繼續引導。

　“裴老?”

　有學生小心翼翼回答。

　“對頭。”

　蘇亦朝著對方豎起一個大拇指，然後這位三十好幾的老大哥，黝黑的臉頰，罕見的發紅。

　這位老哥，被他誇得不好意思了。

　蘇亦笑了，都是可愛的人。

　“不要笑，確實是裴老，白蓮洞遺址就是在1956年被發現的，當時裴老還帶中科院古脊椎所華南調查隊對遺址進行發掘。說到裴老，說到華南調查隊，大家又聯想到什麽呢?”

　一時之間，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剛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說，“柳城巨猿洞?”

　“沒有錯，這位同學，非常了不起。”

　蘇亦給了很熱情的回復，他浮誇的表現，把對方嚇一跳，倒是讓整個教室都笑起來，課堂氣氛也變得輕松起來。

　“我是真心誇獎的，昨天在呂遵鍔老師的課堂上，我跟大家說過裴老，說過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說到白蓮洞文化，還是涉及到裴老以及華南探險隊，同樣，大家看到華南調查隊，肯定就知道白蓮洞文化屬於華南地區。”

　“這就是聯想記憶法，用已知的去認未知的。咱們可以從地名，也可以從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傾向於人名，因為這裡面有很多關於諸位師長人生的經歷以及學術經歷，深入了解這些考古學術史，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也便於咱們的了解在考古學之中一個枯燥的名詞以及理論。”

　說到這裡，蘇亦忍不住說，“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說一下說仰韶文化吧?”

　結果他剛說完，又搖了搖頭，“跑題了，不能佔用嚴老師太多的課堂時間，如果同學們感興趣，咱們課後交流。”

　“咳，小師兄，別啊，正說到正精彩處呢，你就突然不說，怎回事啊。”

　“對啊，小師兄，你把我們的胃口都吊起來，就不講了。可不行。”

　“不止我們不答應，嚴老師也不答應，對吧，嚴老師。”

　一幫學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嚴先生。

　這就有趣了。

　蘇亦剛才純粹是講順嘴，忘了刹車，甚至都忘了這是嚴先生的課堂。

　如果這是王永興、呂遵鍔兩位先生的課堂，那麽問題不大，就算是漆俠或者張光達先生的課堂也都可以。

　偏偏，這是嚴先生的課堂。

　等，他回過神來，似乎有些晚了。

　顯然，台下的學生不樂意了。

　讓蘇亦意外的是，嚴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麽蘇亦同學就繼續跟同學們說一說吧，我也挺感興趣的，反正時間還早。”

　於是，蘇亦就說了。

　說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說到一個人——安特生。

　安特生是啥人?

　毋容置疑，是一個外國人，而且還是一個瑞典人。

　當然，這並不是全部。

　中國史前考古學以及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的開始是同安特生的名字分不開的。

　可以說，正是安特生在中國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動，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

　然而，大部分初接觸考古學的人，對於安特生的了解，也僅僅把他認為是中國文化西來說的作俑者。

　在特定的年代，這位瑞典考古學家，在國內的口碑並不好。

　不好也是相對的，相比較斯坦因以及伯希和，安特生的口碑有好了很多。

　其實，安特生考古是副業，本職工作是搞地質學的。

　他是瑞典著名地質學家。1906年至1914年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他受中國北洋政府的邀請，作為農商部礦政顧間來到中國，協助中國地質學家尋找鐵礦煤礦。

　從他來中國的目的，就可以看出來他的職業屬性。

　可是好端端的，怎麽就在中國乾起考古事業了呢?

　這也跟中國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北洋時期，軍閥混戰。找礦以及開采礦石十分困難，就算找到，也沒機會去開礦。

　既然，到了中國。

　主業乾不成，那只能搞副業了。

　因此，安特生向後來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了文匯提出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計劃。

　所采化石歸中國地質調查所以及瑞典的一些博物館收藏。

　這樣的提議，當然沒人拒絕。

　因為軍閥混戰時期，政府根本就建顧不上這些東西。

　有一個老外自費去尋找化石，還上繳一部分給政府，傻子才不同意。

　於是，1917年，這個計劃得以實現。從1918年到1921年間，安氏的工作集中在哺乳動物化石的采集上，然而，他畢竟是地質學家，途中遇到的石器，也進入他的采集范圍。

　他及他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中國同事，在河北、北京、山東、遼寧、內蒙古以及山西、陝西、河南等地采集了數量不少的石器，1920年，他發表《中國新石器類型的石器》一文，是目前所知安特生最早的一篇考古學論文，標志著他的興趣由自然向文化的過渡。

　所以這位老兄，能夠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都得感謝地大物博又擁有絢爛文明的中華大地。

　1918年2月，安特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在北京任教的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了解到周口店附近一個名叫雞骨山的地方出土古生物化石，於是安特生在當年的3月的時候，還特意去雞骨山考察了二天，並做了一些試掘。

　這次試掘收獲不大，讓他以後的主要精力也沒有放在周口店。

　不然，估計這位老兄成為北京猿人的第一個發現者，沒裴老什麽事情了。

　當然，重要的歷史進程，從來不需要去假設。

　說不定，安特生真的發掘周口店遺址，也不一定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畢竟當年裴老發現這顆頭蓋骨也是有偶然成分的，誰也不能說這是歷史的必然。

　但，安特生的行為，畢竟揭開了中國猿人和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的序幕。

　在早起關於周口店的考察發掘方面，安特生是走在前面的。

　甚至，到了1921年，安特生安排從奧地利來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到周口店發掘龍骨山，找到不少脊椎動物化石。

　1921和1923年的發掘，還使師丹斯基發現了兩枚人類牙齒化石，比裴老還早，好在他沒有發現頭蓋骨。

　1921年安特生考察周口店，注意到堆積物中有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他推測這些石英片很可能是被古人類用來切割獸肉的，這一推斷，後來也證實了。說明這位先生專業水平並不低。

　在以後的歲月裡，安特生一直對中國猿人及薩拉烏蘇河舊石器的發現和研究給予關注，在晚年的著作裡面也有關相關提及。

　不過，安特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並不是古人類學以及舊石器時代，他的興趣仍然是我國的新石器時代和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研究。

　同樣，關於安特生在周口店雞骨山以及龍骨山的考察試掘經歷，也不是今天蘇亦跟同學們講述的重點。

　他講述的重點，則是在1921年，安特生發掘的仰韶遺址。

　“大家都知道，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在仰韶村斷壁的口袋型灰坑中發掘出紅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殘片和石斧等，他猜測，這很有可能是古人類活動的遺址。”

　“大家覺得，安特生猜測的對嗎?”蘇亦簡單跟台下的學生做一個互動。

　“對！”

　“沒有錯，他的猜測是對，這就是安特生的厲害，擱普通村民眼裡，誰會管這些破爛的碎陶片以及破石頭啊。”

　蘇亦說了一句沒啥用的廢話，當做過渡用。

　“通過大量查閱資料，安特生發現早年間發現於中亞土庫曼斯的安諾遺址出土的陶器與仰韶村彩陶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在與安諾遺址對比時，他得出了它們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結論，並認為最先發現的安諾彩陶早於仰韶，所以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後來，經過考證，20世紀20年代，安特生倡導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曾被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並因此聞名。”

　“這個老頭瘋了吧?”

　“就是，咱們中華泱泱大國，五千多年悠久燦爛的文化，那麽多著名的新舊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這個老頭敢通過仰韶文化就論證咱們中國華文化西來說?”

　一時之間，同學們憤慨不已。

　都忍不住開始破口大罵。

　顯然，同學們的愛國主義還是極為強烈的。

　同樣也有極其身後的民族自豪感。

　這是好事。

　這也是北大的傳統。

　北大的傳統，不僅有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用並包”，也有所謂的“德先生”跟“賽先生”，從五四運動開始，北大的學子一直有著極為強烈愛國主義的情懷。

　看著這些義憤填膺的老大哥老大姐們，蘇亦壓了壓手勢，示意大家安靜。

　“且請我慢慢說，諸位真的覺得安特生這個老頭瘋了嗎?”

　聽到蘇亦這一發問。

　眾人陷入了思考。

　“安特生，當然沒有瘋，他所有的猜測都是有根據的。1920年的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去河南仰韶村選擇龍骨，同學們，知道什麽叫龍骨嗎?”

　蘇亦又再一次提問。

　這個問題不難。

　大家都能回答得上來。

　“應該是甲骨吧。”

　“我聽說甲骨文就是因為被當成龍骨用藥才被發現的。”

　蘇亦點頭，“沒有錯，甲骨也被稱為龍骨，甲骨文的發現，正如同學們所說是被當龍骨拿來做藥引才發現上面的卜辭，然而，安特生選擇的龍骨卻不是甲骨文的龍骨，這位先生對甲骨文不感興趣，他找的龍骨，其實就是化石。”

　“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 還在仰韶村找到了600多塊石器標本，於是，安特生就推測仰韶村可能有一個極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這種情況下，仰韶遺址就被開挖了。

　“確實，咱們中國第一個被發掘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就是1921年發掘的仰韶文化。”

　“這是安特生在中國進行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發掘，影響極大。但是，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已經發掘了遼寧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

　“因此，仰韶村雖是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史前村落遺址。但卻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史前遺址的發掘。”

　“如果說安特生1921年在中國的考古發掘標記著中國史前考古學以及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開始的話，那麽第一個應該提到的就是沙鍋屯的發掘。不過，對沙鍋屯的認識還是在發掘仰韶村之後。”

　聽到蘇亦的這段話，台下的學生都聽得目瞪口呆。

　因為蘇亦講述的知識點，完全顛覆了他們的認知。

　尤其是最後一點關於沙鍋屯的發掘。

　在大家的眼中，都下意識認為這就是安特生在中國發掘出來的第一個史前遺址。

　很多資料上也都這麽宣傳。

　然而，偏偏被蘇亦顛覆了。

　一時之間，所有的學生都下意識望向嚴先生。

　希望通過嚴先生得到肯定的答覆。

　我在北大學考古 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