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沒來之前，蘇亦曾經對比過，他跟蘇秉琦先生編寫的《戰國秦漢考古》講義有何異同。

　蘇秉琦先生編寫的《戰國秦漢考古》講義跟俞先生72年以後編寫的《戰國秦漢考古》的講義，在框架上沒啥明顯改變但在內容上卻有了明顯的改變。

　比如第一章，依舊是戰國、秦兩個歷史時段。

　但內容確實做了一些調整。

　光說還看不明白，但對比兩本講義的目錄，就比較清楚了。

　蘇秉琦先生版本，第一章戰國、秦:一、文化特征與材料分期;二、鐵器的使用和農業;三、手工業;四、商業;五、軍事;六、城市和社會生活;七、埋葬;八、文化藝術。

　俞先生版本，第一章戰國、秦:第一節，冶鐵術的發生及其作用;第二節，列國城市的發展，第三節，埋葬制度反應的社會變革;第四節，青銅手工業的發展和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第五節，商品貨幣發展的標志——金屬鑄幣的流通。

　僅僅對比兩個版本的講義，就可以看出來兩位先生的治學風格。甚至可以從這些都可以窺探出一些學術思想的端倪。

　了解蘇秉琦先生的人，都知道蘇先生的學術思想的核心就是類型學。

　類型學方法早已被蘇秉琦推演到極致，由分析一種器物(瓦鬲)到一種考古學文化(仰韶)，再由中華文化的六大區系類型到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辯證法，運用得至臻純熟，業已達到其頂點。

　蘇先生最開始研究類型學的著作就是1948年，發表的《瓦鬲的研究》，從瓦鬲研究再對各種文化分區研究，再到後來的區系類型理論再到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的說法，類型學的研究貫穿始終。

　蘇先生的弟子，張培忠先生後來選取了六個標志性事件對中國考古學史進行分期，這六個標志分別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發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後岡三疊層。

　3.1948年，蘇秉琦發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發表《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問題》。

　5.1975年，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學術講演。

　6.1984年，蘇秉琦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重大課題》講演。

　六個標志時間，將中國考古學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基本上以10-15年為一個發展階段。這個分化中，蘇先生的文章入選三篇，佔有一半，個人主觀性極強。

　凸顯出來蘇先生在新中國考古學的地位。

　也可以從這些時間中，窺視到蘇秉琦先生學術思想的核心所在——類型學。

　那麽回歸到俞先生。

　從他版本的講義，又能夠看懂什麽東西呢?

　能夠看出來的東西還是挺多的。

　冶鐵技術，沒啥好說的。

　列國城市發展，也屬於城市考古的范疇。

　然而，回到第三節，這裡面的內容就很明顯了。

　建國以後，國內考古界也開始提倡要建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

　何為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就是馬克思理論指導下的考古學。

　這個方面，就需要從社會關系入手，因為社會關系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早年間，蘇先生就因為研究瓦鬲陶器這些器物學受到衝擊，

說他研究考古學隻搞物研究人。 那麽研究人，就要從社會關系開始。

　所以早年間，俞先生對考古學的研究也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范疇。

　後來俞先生有一本書《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就是他關於社會形態研究的成果總結。不過這本書在學界內，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卻充分反應俞先生的學術思想。

　此外，講義的第四節青銅手工業的發展和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尤其是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這部分內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點。

　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經歷有關。

　1954年畢業後，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參加了半坡的發掘。還挖了一個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讓他寫白鹿原的發掘報告，所以當時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點工作。1955年報告定稿，1956年發表。

　俞先生寫白鹿原報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收集漢長安城的材料，並作實地調査，結果找到了阿房宮遺址。又在灃西發掘了半年，從陝西龍山到東周。

　這段時間，對俞先生來說至關重要，田野能力飛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宮遺址是怎麽被發現的，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勞。

　只不過阿房宮遺址的面積，一直到李毓芳先生當阿房宮考古隊領隊以後，才確認阿房宮因為戰亂沒有來得及建完，並沒有杜牧《阿房宮賦》描述的:

　“它從渭南到鹹陽覆蓋了三百多裡地，宮殿高聳，遮天蔽日。它從驪山北邊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鹹陽。”

　更沒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所以了解這些前輩的經歷，也是學習考古學一個好的切入點。

　蘇亦一直鼓勵大家從人物關系學習考古學，了解俞先生的生平，很多考古常識，自然而然就梳理起來。

　有了這段經歷。

　俞先生在講解秦漢考古的時候，必然會講到漢長城遺址，講到阿房宮遺址。

　這兩個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秦漢考古最出名的考古遺址。

　跑題了。

　回到俞先生當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經歷。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陽跟夏先生搞黃河水庫調査。

　1956年初，他到三門峽搞棧道調査，坐羊皮筏子過了黃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漢代的題刻。那天共發現了一百多處。當天晚上到洛陽，第二天他就給夏先生寫信，寫了十六頁紙。

　夏先生立即決定正式勘察，調了五六個人，幹了ー個多月。之後在陝縣劉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漢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並找到了陝縣上村嶺的號國墓地。

　俞先生在三門峽的發掘經歷，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機。

　不然，也不會有講義上所提及的楚國漆器工藝的表達。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蘇公的弟子，他肯定繼承蘇公的優良傳統，在類型學上有極深的造詣，漆器也是一種器物，至於為什麽關注工藝表達，就跟他大學時代的心願有關了，這畢竟是一個興趣愛好在美術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後來，隨著俞先生在楚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以後，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研究考古學方法論——文化因素分析法。

　如果對李伯謙先生有研究的話，都知道李先生最早運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晉文化。

　到88年還寫了一片著名的文章《論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統論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由來。

　其實，俞先生也是國內最早系統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區域考古的學者之一。甚至可以說這個名詞就是俞先生提出來的。

　不過一開始方法論並沒有系統論述，但已經嘗試運用在楚文化的研究上了。

　甚至還強調文化特征包括了人類群體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化和社會關系的特征。

　這個文化因數分析法顯而易見，就是從早期研究社會關系再到研究楚文化器物藝術一步步上升歸納出來的方法論。

　甚至，因為俞先生提出來的這個方法論，後來還有同門張培忠先生有過一個關於考古學方法論著名的學術之爭。

　這是爭論到最後，張光直先生都出來調和他們的學術觀點了。

　當然，別看蘇亦翻看兩本講義分析得頭頭是道。

　其實他是以一種上帝視角來分析的。

　知道結果，去推倒過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方便去理解前輩們的學術思想。

　這種方法，他可以用，因為他前世就是研究學術史的，其他人卻沒法用。

　因為人只知道俞先生的過去卻不知道他的未來，哪能像蘇亦這種經過一本講義就去可以抽絲剝繭般去梳理俞先生的學術脈絡，其他想都別想。

　就連俞先生本人都不行。

　今年45歲的俞先生確實個中年人士。

　但，也是一個天才中年。

　學術成果，能夠被高銘用先生用華麗來形容，就知道他的涉略廣泛。

　當然，高銘先生的評價是華而不實，好像啥都搞，全面開花，去沒有能成體系脈絡，不像嚴文明先生那樣，從小處著手，一點一點的深入，然後自成體系。

　但中國考古界是需要這樣的天才的。

　因為他拓寬了考古學的邊界，為後人提供了無數種可能性。

　跟宿先生不一樣，俞先生上課雖然不遲到，但也不會特意提前好些時間到課堂，開始滿黑板的板書。

　俞先生的課堂板書不多。

　不知道是性情如此，還是因為雙手食指受傷不方便板書的緣故。

　其中原因，蘇亦不去深究。

　甚至在開課之前，他還特意走到後排跟蘇亦坐在一起，看著俞先生朝著自己走來的那一刻，蘇亦都大寫的懵逼。

　這是啥情況?

　前所未見啊。

　其他老師，頂多就是上課的時候，把貓在後面的他給提溜起來回答問題。

　俞先生可好。

　二話不說，就殺過來。

　怨念有那麽大嗎?

　自己不過是把他的課放在最後才過來上，不止如此吧。

　也不怪他啊。

　戰國秦漢考古在歷史考古中，也不及商周考古早，至於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這是宿先生上的，自家導師的課蘇亦肯定要優先。

　俞先生不至於為這事跟自己計較吧?

　事實證明。

　蘇亦沒想多。

　俞先生到後來，示意他靠邊坐以後，就坐在他的原來的座位上，“蘇亦，你終於來聽的課了，不容易。”

　這話有點類似於呂遵鍔先生之前調侃蘇亦走出門一樣的道理。

　蘇亦能說啥，只能說，“被事情耽擱了。”

　俞先生是個好人。

　這話很多人都說過。

　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曾經說過，德國人羅泰也說過，還有好多俞先生的學生都說過。

　蘇亦也覺得俞先生是好人。

　因為他接下來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還小，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蘇亦不明所以。

　俞先生指著他的壘成一堆的書，說，“時間還有，不急於一時半會，有些東西不是單純靠看資料所能辦到的，要琢磨它的內在邏輯。還要靠一定的悟性，你的悟性很好，不必有這樣的急迫感，我剛才在教室門口，就一直看到你翻來覆去的翻書，翻頁次數太多，太過頻繁，感覺你有些急躁了。不應該如此。”

　唰的一下，蘇亦的臉就紅了。

　俞先生的話，說到他的心坎上了。

　沒法不急。

　自家人知自家事。

　他不是啥少年天才，跟眼前這位中年天才更是沒法比。

　他也不是普通的本科生，更不是普通的研究生，他也野心，想要早點夯實基礎，然後開始自己的研究。

　甚至，想要在短時間內蹭課階段給結束了。

　所以，這段時間就一種焦慮感，總覺得時間太少，事情太多，每天的時間都不夠用。

　看著他天天趴在書堆，天天泡在圖書館，別人好像都覺得理所當然。

　覺得他這位小師兄自當如此。

　因為大家也都在爭分奪秒的看書，圖書館的閱覽室每天都學生爆滿，甚至， 圖書館熄燈了，在路燈下還有學生看書的身影，拿在躲在路燈下背書的身影，並不是說說而已，在北大還挺多。

　身處這種環境中，蘇亦這樣的偽學霸，是有壓力的。

　甚至，接下來俞先生的課堂上，蘇亦也有壓力，擔心俞先生會把自己拎起來回答問題。

　所以早早就做好準備。

　然而，等他拎著一壘書到課堂上的時候，這位先生卻告訴他，不要著急，慢慢來。

　蘇亦的內心活動就可想而知了。

　他欲言又止，最終也不知道說啥。

　他不說，俞先生說，“做研究時，如果從材料中得到一點新認識，而這個認識放在那種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在邏輯軌道上不合理，就應該尋找別的解釋。單純追求材料的完備是得不到高層次的研究成果的。好好想想是不是這樣。”

　雖然蘇亦不做啥研究。

　但這話，說的確實很有道理。

　文科又不是理科，不必一條道路走到黑，可以是條條道路通羅馬。

　甚至等俞先生返回講台的時候，還特意說，“專業文獻讀累了，可以讀一些世界名著，一是鍛煉語言文字能カ，更重要的是陶治性情。當代人尚不能理解，如何理解古人?”

　估計剛才俞先生看到他頻繁翻書，以為他在研究上遇到問題，故此才特意過來寬慰他。

　所以說，俞先生是好人。

　這話真的一點都不假。

　我在北大學考古 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