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亦剛問完。

　就發現自己白問了。

　因為這幾個貨，確實不好奇。

　張新順著他的話，問，“這有啥不同嗎?”

　蘇亦不說，他都不知道這裡面有啥差別。

　但是蘇亦挑頭了，其他人的好奇心也被勾起了。

　蘇亦隻好說，“受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概念影響，從50年代以後，咱們國內的秦漢考古包含戰國考古。如1962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就同樣隻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同樣將戰國與西周春秋分開置於封建社會一樣。所以，後來為了明確歷史分期，就改成戰國秦漢考古了。”

　眾人恍然。

　蘇亦卻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然而，偏偏他還不能說。

　因為這個問題到八十年代以後，又改變了。

　1984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出版，戰國就被列入第三章“商周時期”，第四章“秦漢時代”自然從秦開始。

　這就導致一個結果，1949-1966、1971-1982年間的戰國秦漢考古，無論在田野發掘報告數量，還是考古學專論數量，都遠超其他各時段考古。

　不過隨著1980年代初戰國與秦漢考古的“分手”，秦漢考古才略遜於夏商周考古並基本延續至今。

　這也是為啥，後來北大沒有戰國秦漢考古課程的原因。

　因為這倆已經和平分手了。

　不過遺憾的是，這些八卦沒法說給他們聽。

　不能說，就只能繼續去翻書了。

　張新等人好像聽，卻被蘇亦轟走了，“現在不是上課時間，我還要看書，閑聊回宿舍再說，現在沒時間。”

　看著蘇亦一本正經地模樣，眾人很自覺的離開。

　跟蘇亦相處那麽久，小師兄的博學他們知道，但小師兄的努力他們也清楚。

　天天看到蘇亦中午不休息，提前拎著一壘書到教室翻看，就可以推測出這些年來，蘇亦的閱讀量有多大了。

　閱讀量怎麽來的?

　當然是要用時間來積累的。

　平素的蘇亦可以跟大家嘻嘻哈哈，但認真起來的小師兄也挺嚴肅的，頗有宿先生的風格，有時候，眾人還是挺怵蘇亦的。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離開。

　跟蘇亦比較熟的張新就留下了，還征求似地問，“小師兄，桌子上，你不看的書，我可以看一看嗎?”

　蘇亦點頭，“隨意。”

　張新立即抽出一本《洛陽燒溝漢墓》就開始翻看。

　結果翻看一會，他就露出苦笑，“小師兄，看不懂。”

　蘇亦笑，“沒事，看一遍不懂，多看幾遍就懂了，現在看看不懂，俞先生的課結束以後，你就看懂了。”

　看著這家夥一副恍然的模樣，蘇亦只能感慨命運的奇妙。

　誰能想到前世的他，三戰北大文博，就是奔著讀眼前這家夥的研究生去的。

　結果倒好，考了三次到了最後一年，才能複試現場跟對方有一個照面機會。

　卻因為回避原則，時任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的張新，總共也沒跟他說幾句話。

　甚至初試成績出來的時候，給對方郵箱發郵件，也只是官方回復，等待複試結果。

　誰又能想到，一晃眼，就跟對方成同學了，哦，不，是小師兄。

　甚至自己畢業碩士畢業以後，

順利留校北大的話，都有可能成為對方的老師之一。 很多時候，看見這貨，蘇亦都忍不住搖著他腦袋，大聲問，說，你這貨當初怎想的，知不知道我為了進入複試，又多艱難，為啥不要我?

　好吧，這種想法也只是想想而已。

　自己表現不好，對方瞧不上自己，也正常。

　當時，在複試教室，兩鬢斑白的張新教授話不多，卻氣場十足。

　哪裡會像現在是王訊的應聲蟲，是自己的小迷弟?

　嗯，沒有錯，就是小迷弟。

　看著對自己的話，如此鄭重其事的張新，蘇亦想了想，說，“你以後啊，留校咱們北大的話，遇到從其他普通院校考研來的孩子，還是要多給一些機會的，畢竟人家孩子也不容易，說不定為了成為你的研究生，連續考了三年的，說不定人家為了考上北大，在周邊租房子，連吃好幾年的泡麵呢。”

　說到這裡，蘇亦一把辛酸淚。

　媽蛋，哥們當年為了考北大，多不容易啊。

　第一年在廣州考還沒事。

　第二年就開始到北京備考了。

　第三年更過分，直接搬到北大周邊租房子了。

　這個所謂的周邊也只是地鐵半個小時經濟圈，但每天的通勤時間一個小時也不容易啊。再說，半個小時經濟圈，房租也貴得離譜啊。

　好在家裡有礦，母親弄了一個服裝公司，父親弄了一個畫廊，不然真要吃土了。

　就算如此，蘇亦為了自立自強，苦其心志，勞其體膚，盡量把自己弄得悲慘一些好努力奮鬥，也沒怎麽跟家裡要錢，都是靠著以前的零花錢來支撐的。

　這樣的日子，頗為艱難。

　這種艱難，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精神上的。

　更加過分的是，等他三年研究生考完，當年的同高中北大中文系學姐早就碩士畢業去英國讀博了。

　不要驚訝為啥一個中文系的妹子跑去英國讀博，人家研究的是比較文學，研究到後面就殺都國外去了。

　其中的辛酸，誰能懂啊。

　然而，他這一通話，卻把張新給弄懵逼了。

　這貨第一句話就是，“小師兄，泡麵是個啥?”

　蘇亦氣急，“滾，重點是泡麵嗎?”

　跟蘇亦混久了，也知道他的滾是語氣助詞不是動詞，不需要真的滾。

　張新傻笑，“小師兄，你可別開玩笑了，咱們兩個班強者如雲，想留北大的人多了去了，我想留也沒有機會啊。”

　蘇亦點了點頭，“確實如此，本科畢業未來應該是沒有機會了，最好讀研，研究生畢業，問題不大。”

　張新沒自信，“那也要考上啊。”

　蘇亦說，“沒事，你會考上的。”

　張新輕歎，“但願吧。”

　看著這貨如此沒出息的模樣，蘇亦氣不一出來，“我說你考上你就能考上。”

　完事，他還跟神棍似的來一句，“你信命嗎?”

　張新搖了搖頭，“不信，我要是信命，估計就考不上咱們北大了。”

　蘇亦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夥子，你以後就會信了，不然，我怎麽會在你的身邊呢。”

　說著，又抽了一本《長沙發掘報告》遞給對方，“別光翻《洛陽燒溝漢墓》，這本也要看，看完了，不要忘了給我寫讀書報告。”

　“啥?”張新一臉懵逼。

　蘇亦理所當然的說，“為了你未來能順利考上咱們北大的研究生，我決定了從今天開始給你開小灶。”

　頓時，張新感動不已。

　蘇亦心中卻想，小樣的，未來，日子還長著呢。

　……

　俞先生的學術專著並不多，當然也不算少，只是不如宿白先生這樣高產而已。

　畢竟宿先生是九十五歲的高齡離世，而俞先生享年七十，多出來二十五年的時間，如果專注學術的話，成果已經極為豐富了。

　早年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長徐蘋芳先生離世的時候，宿先生就曾經有些感慨的說，“(解放後)第一批，走了三個。這三個人都沒人能頂啊！沒有人能頂得起來這三個人的工作，也沒有誰，能看見有這個可能性。沒想到，解放後還出現斷層了，看來這個斷層難補了！這三個人都是解放前的高中畢業生，高中這階段都學得比較完整，到大學來，他們的先生大多也是解放前的，不管多少，還帶了他們。解放後就沒有這個條件了，高中也不怎麽上課，他們自己教的學生還可以，再往下一代就完了，所以，這就有了斷層了。這也該有斷層了……現在的教員，誰也趕不上他們三個啊！”

　宿先生說的三個人是2003年辭世的俞先生、2005年辭世的鄒先生和2011辭世的徐蘋芳先生。

　他們三人都是新中國考古教育培養的第一代學人中最優秀的。

　了解宿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從來沒有在學術史的立場之外品論過任何人，先生評人論事都是從事業出發的。

　宿先生罕見的點評三位先生。

　可見對他們三人學問極為認同。

　然而，那已經2011年以後說的話，舊友學生紛紛離去以後，老人也開始陷入了對往昔的懷念還有對中國考古學未來之擔憂。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以後，應該也對往事開始釋懷了，早些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都煙消雲散，都成過往雲煙。

　俞先生的著作不多，是說78年之前。

　這個時間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寫三門峽調査報告外，完成了鄴城調查記(1961年發表)，弄清了鄴城的三台名稱。還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暉觀和臨淄齊故城搞了發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鉛印成冊的《中國考古學》，秦漢部分就是俞先生寫的。

　現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國考古學系列講義都是在以前的基礎上修訂的。

　1957年夏，在北大讀研期間，他開始編寫勘察報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三門峽漕運遺跡》的考古報告，這報告被列為《黃河水庫考古報告集》的首號，1959年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成為新中國研究黃河漕運的開山巨著。

　早在上周，蘇亦就去圖書館借閱這書。

　他自然不會去研究三門峽漕運遺址，更多是一種好奇。

　好奇俞先生讀研時間對報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後對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當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別，確切的說，差別有多大。

　大家都讀研，有時候，暗戳戳跟一下年輕時代的俞先生PK一下，也挺有趣的。

　畢竟，從很多方面來說，俞先生的經歷或者興趣愛好都跟蘇亦挺相像的。

　誰能夠想象，俞先生最初想讀的並不是考古專業而是美術史。

　這真不是蘇亦瞎掰。

　而是他上周跟俞先生去學生會申請古建保護協會的時候，俞先生親口跟他說的。

　當時，俞先生說，“我大學時的志向是搞美術史，分配的第一志願是中央美院，結果分配到考古所。當時考古所的所長是鄭振鐸，副所長梁思永和夏鼐。我聽過鄭先生講過一次中國美術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最難搞的是美術史。”

　這話蘇亦是認同的。

　美術史確實最難搞。

　不然，他也不會跑去讀文博了。

　好吧，這是玩笑話。

　前世，美術史的成果已經很多了，整個學科也都搞得像模像樣。甚至美術考古都弄起來，就連廣美都開始有文博研究生，開始研究美術考古方向。

　蘇亦也專心致志的弄美術考古的話，未必沒有機會拜入央美李教授的門下繼續攻讀藝術史博士。

　只不過後來死磕北大最終調劑雲大，才陰差陽錯的學民族考古罷了。

　當然，民族考古也沒啥不好，只是多走了一些彎路而已。

　但是俞先生的話，卻讓蘇亦對他讀大學的經歷有位好奇。

　敢情俞先生一開始就讀北大博物館專修科就是奔著美術史研究去的。要是當年北大沒有裁掉博物館專修科把俞先生並入考古專業的話，說不定他真有可能被分配到央美了。

　畢竟後來好些在北大歷史專業研究唐律的學生，一畢業就被分配到政法大學教法制史，俞先生讀完博物館學被分配去央美也不是沒可能的。

　所以這樣一來， 蘇亦就更加好奇俞先生早年間的報告以及文章。

　跟曾經同齡的大佬PK，這種對比還是蠻有趣的。不過翻看完俞先生早年間的報告，蘇亦也就熄滅了PK的心思了。

　因為兩人不是一個級別的。

　宿先生說的對，俞先生是解放前的高中生，進入大學以後的老師也是解放前的，師資以及教學質量完全就不是一個級別的啊。

　現在的老師，別說讀通讀古文字，就連一般的古文獻讀得都夠嗆。

　就那麽幾句古文獻原文，都是在論文裡面相互引用，到了最後，原文還被考證出來是錯誤的。這種尷尬的事情，又不是沒有發生過。

　再說，蘇亦讀研的時候，可沒有俞先生讀研之前豐富的工作經歷。

　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三年期間，完全就吊打蘇亦的現在跟過去。

　他兩輩子加起來的田野考古經歷都沒俞先生多。前世讀研，下的考古工地，哪能獨立帶隊發掘或者調查，都是跟著導師後面當助手，可發揮的余地極其有限，受到的鍛煉少，能力自然就弱。

　這點毋容置疑。

　讓人成長起來的不是年齡，而是事件。

　沒有相應的田野經驗，翻再多的書，都是門外漢。

　蘇亦沒把《三門峽漕運遺跡》還沒有翻完，上課的時間就快到了。

　於是，蘇終於在課堂之中，見到北大考古專業的天才中年——俞先生。

　我在北大學考古 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