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當蘇亦說，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學者之後白鳥庫吉的時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還提到蒙滿回藏鮮之學，確實應該熟悉他，他應該算是這個方面的鼻祖了。”

白鳥庫吉，這個名字，蘇亦想不聽說過都難。

白鳥庫吉，日本東洋史學界泰鬥，日本東洋史學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東宮時代的侍講(帝師)。他是日本近代對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鮮史、蒙古學、中國神話研究的開拓者，被視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鮮史、蒙古學的最高權威”，一生在人種、語言、宗教、歷史，民俗，神話，傳說，考古等領域貢獻頗多，世有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界的“太陽”尊稱。

同時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並論的，或許就是內藤湖南了。

一個稱為東大學派另一個被稱為京大學派，就是東京大學跟京都大學。

這個家夥，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滿回藏鮮之學才推動者。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後也就是中國的晚清時代起，日本就對滿蒙懷有領土要求，這一點，從明治年間突然風起雲湧的滿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鳥庫吉在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陸續出版《滿洲歷史地理》(1913)、《朝鮮歷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庫”，在1915年更出版《滿蒙研究匯報》，大大推動了日本上下對朝鮮、滿洲、蒙古的歷史研究與現實關切。

說著，周一良又分享白鳥庫吉博士向陳寅恪請教所謂中亞史問題的故事。

不過這個故事，並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陳門的另外一個弟子——藍文征。

“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閑談，白鳥庫吉稱我‘藍君’，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但我不好表現出來。”

“當時，和田清跑東北，回來拿了一張中國的地契，說是三百年前明末的東西，讚歎不絕，大家傳觀，傳到清水博士，他遞與我先看，我看過了又交與他，他看了問我意見，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緒時文件，和田以為是弘光，我看是光緒，寫地契的人寫錯了，把緒字的糸旁寫成弓，把者寫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鳥坐在對面不遠，聽到了，很驚訝，他要我再看看，我業已看過，我不再看。但說:‘這紙是清末流行東北的雙找紙，又厚又粗，不是明紙;錢的單位用吊，這是清製，明製為貫或緡，它的格式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和田清過來和我握手致謝。”

“白鳥又說:‘藍君，你認不認得陳教授?’我答:‘是不是陳援庵先生?’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

“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史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覆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大學的覆信說應請教陳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覆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個故事聽完。

蘇亦只能感慨，陳寅恪先生牛掰。

陳寅恪先生確實牛，牛到近乎被神話的地步。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尤其是對他的考究之學，覺得太過於細碎拖遝。

至於沙畹，一個法國人，也沒啥好說的。

周一良對曰本的諸多學者如數家珍，蘇亦也不意外。

因為，周一良對日本史和亞洲史造詣尤深，蘇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講授日本史。建國後，他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培養了一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畢竟，他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入遠東語文系，主修曰本語言文學，並學梵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兼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語。1944年獲博士學位後，還擔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學日語教員，直到1946年才回國。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還經常出訪曰本，甚至有曰本人過來訪問，還擔任過日語翻譯，他的日語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詣，在國內的教授中，絕對算一流的。

至於周一良，一個早年間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人，為什麽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亞洲各國歷史，就跟當時的國家大環境有關系了。

因為剛建國，國際大環境並不是很好。

國家需要學者研究亞洲各國的歷史，這個時候，周一良就被選中了。

當時，教育部鼓勵各高校盡力開辟亞洲史的研究和教學新園地。周一良、跟丁則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數寬廣，較之他人更易改換研究方向，而被優先選中。

當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們兩位可以割舍舊愛，另起爐灶，接受新任務。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組織人力，編寫亞洲各國史大綱，周一良受命主持其，並負責古代部分的編寫;近代部分的編寫則落在丁則良先生的頭上。這個工程搞了好幾年，從丁先生手裡出來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讚賞。

實際上，從周一良日後擔任的職位就可以看出來，他那段時間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歷史西教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亞非)室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亞洲、歐美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

在關於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蘇亦多少還能夠跟周一良請教一番，對於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蘇亦在聆聽的份了。

所以，大約了講了快一個小時以後，周一良就判斷出來，蘇亦在曰本史方面是一個半吊子了。

到最開，離開的時候，周一良突然問，“你日語水平如何?”

蘇亦實話實說，“發言不準確，但最近又在學習日語，勉強可以閱讀文獻。”

周一良點頭，“你的導師季庚先生，日語水平很不錯，尤其是對晚近以來曰本考古學者在中國的考古非常有研究，未來你要繼承季庚先生的衣缽，勢必要提升自己的日語水平，同樣，如果你對日本史感興趣的話，周末，就可以到燕東園24號樓來找我。”

說著，這位已經是滿頭白發的老人，拿起自己是書籍，便邁步離開了圖書館林蔭道，朝著燕東園的方向走去。

蘇亦剛準備相送，就被老人拒絕了。

老人隻說了四個字，“對你不好！”

為什麽要說對蘇亦不好?

還是跟他時下的尷尬身份有關系。

十年結束以後，他就屬於一直被監管的狀態。

甚至早些時候，梁曉活動的地方就是北大北牆裡邊兩座灰色的樓，叫“北招待所”，整個被梁曉包了，他們吃、住、寫東西都在裡頭。

審查開始幾周不讓回家，後來兩周回家一次，後來一周一次，後來3天一次，最後變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開會寫檢查。

不過現在已經兩年過去，他們的審查期基本上就要過去了。

不然，這位老教授怎麽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還去圖書館借書。

甚至，還可以讓蘇亦上門拜訪。

然而，這種影響也並沒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於此，不讓蘇亦相送，還擔心對他一個學生影響不好。

然而，這是老人的心結所在，蘇亦也不比執拗的去證明什麽。

望著老人離開的背影，蘇亦只能感慨。

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評論，不能脫離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經歷。

但那樣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經歷?

只能說造化弄人吧。

那麽為什麽周一良擔心會對蘇亦影響不好呢?

這也是跟時下北大的氛圍有關，一切都是亂糟糟的，因為十年間壓下來的事情太多了。學校的大環境亂，歷史系這邊也很亂。

時下北大的歷史系的教員組成，大概有四種，遺老，老中青。

遺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歷史系，鄧廣銘、周一良、張芝聯三位先生肯定是屬於遺老。

那麽考古專業呢?

蘇秉琦、閹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屬於遺老。

那麽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這邊就不多了。

主要還是存在於歷史系這邊。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經提到的王永興。

實際上，十年過後，北大缺人的厲害。

這種情況下，鄧廣銘擔任歷史系主任之後，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話來說，此刻的北大，能上課的人，根本就沒有。

總不能讓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上台講課吧?

鄧主任當時的第一個決定是，青年教師不急於上課，更不要去上基礎課，要去進修。

甚至，鄧廣銘還感慨，“能上的，倒是有兩個，可他們能來嗎！”

鄧先生說的這“兩個“，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慶。當時這兩個人正在梁曉學習班接受審查。

這樣，鄧先生外請了一批人來開課。一時之間，歷史系的課堂上外來教師雲集。

有寧可講《中國通史》、蔡美彪講《遼金元史》、漆俠講《宋代經濟史》、胡如雷講《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劉乃和講《歷史知識講座》、王利器講《古文選讀》。

其中，漆俠就是鄧廣銘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過鄧廣銘這個決定，並不是沒有壞處的。

壞處就是這個決定衝擊了北大歷史系不少教員的利益。

這一下惹翻了系裡好多人。晃蕩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這個時候，誰不想上課?

可以說回到講台，就是這幫教員最為熱切的期盼。

其實，在十年後期，只要有一點點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輕一點的或是學了英語、或是學了日語。

這還是在歷史系的普通老師身上，放到考古專業這邊，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為，考古教研室這邊，該發掘的發掘，發文章的發文章，可以說，考古專業是整個北大歷史系恢復元氣最快的專業。

而歷史專業這邊，也不都是吃乾飯的，這些老師的抽屜裡，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著早日發表。

所以從這點來說，鄧廣銘先生確實動了不少北大歷史系教員的奶酪，估計這一點，鄧廣銘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過只要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鄧廣銘先生的強勢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 電話鈴聲一響，鄧先生拿起電話來說:“我姓鄧，鄧XX的鄧！“其實人家未必問起他“貴姓“，鄧先生也要這樣說話。

這時，歷史系的師生基本上都知道，為什麽鄧廣銘先生會強調他這個鄧是另外一個鄧呢?

這是有原因的。

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另外一個鄧表達的含義更重。

所以，歷史系的師生慢慢也感受到他這是一種表示，表示他對自己說出的話負著責任。鄧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這個時候，77級入校已大半年，78級入校也有三個月了，一朝遂願入校，兩屆學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課，這是劈頭第一大事。

他的主張常常高於他的實施;他的表達，又常常高於自己的主張。

如像鄧廣銘先生所說，系裡只有兩個人可以上課，就是一種極端的表達，他的意思只在強調自己的主張和決心。

事實上，北大肯定不只有兩個老師在上課，比如，商鴻逵、許大齡先生都在開課;張光達、羅榮渠兩位本是他欣賞的人，也開了課。

世界史方面，他沒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師在開課。

因為張芝聯這樣的大牛坐鎮，人才濟濟。

從校外請人講課，應了一時之急，應無異議。

那個時候各校的歷史系都在先後複課，像這樣一張課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來的。

鄧廣銘先生以他在學界的人脈和號召力，讓77級、78級學生見識到這些大家，平心而論，確屬難得。

鄧先生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搶先一步，打了一個時間差，成就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