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作為北大重災區，歷史系的亂是出了名的，然而，有一個強勢的系主任。

只要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鄧廣銘先生的強勢是出了名的，他聲音爽朗，性情奔放。

在特殊的年代，確實需要他這種強有魄力的人上台。

比如，他上任之初，電話鈴聲一響，鄧先生拿起電話來說:“蘇亦姓鄧，鄧XX的鄧！“其實人家未必問起他“貴姓“，鄧先生也要這樣說話。

這時，歷史系的師生基本上都知道，為什麽鄧廣銘先生會強調他這個鄧是另外一個鄧呢?

這是有原因的。

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另外一個鄧表達的含義更重。

鄧廣銘先生，說歷史系只有兩個人可以上課。

這只是一個誇大的說法。

主要是說明，名教授凋零甚多，翦伯讚、向達、邵循正、齊思和、楊人楩、汪篯等六位名家幾年之內先後故去，教師陣容大不如前。

事實上，北大肯定不只有兩個老師在上課，比如，商鴻逵、許大齡先生都在開課;張光達、羅榮渠兩位本是他欣賞的人，也開了課。

世界史方面，他沒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師在開課。

因為張芝聯這樣的大牛坐鎮，並沒有如同中國史這邊遭受到如此重創。

從校外請人講課，應了一時之急，應無異議。

其實，就算是蘇亦，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年代，鄧廣銘先生聘請的校外兼職教授授課的水平保持在相當的高度。

那個時候各校的歷史系都在先後複課，像這樣一張課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來的。

鄧廣銘先生以他在學界的人脈和號召力，讓77級、78級學生見識到這些大家，平心而論，確屬難得。

恢復如初原是全國的部署，這幾位外聘講課者所在的單位，撥亂反正隨後也被提上日程，他們在北大講了一陣，便陸續回到原單位去了。

鄧先生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搶先一步，打了一個時間差，成就了此事。

不然，北大想要從地方挖人並非易事。

……

接下來的幾天，蘇亦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蹭課。

從外校挖人，而且一天蹭好幾個人的課程。

1978年的北大，是一個神奇的北大，很多課程都是同時開設。

比如說《中國通史》，就是同時開課的，除了張光達之外，還有從北師大聘請過來的兼職老師寧可也同時在開設《中國通史》。

不過兩人開設的課程不一樣，張光達的部分是隋唐史部分，而寧可開設的是宋元部分。

這樣一來，北大歷史系的學生要多酸爽就有酸爽。

嗯，這個時候，此時的北師大還叫北師院，寧可之所以被鄧廣銘先生喊過來北大開課，主要還是北大缺人，北大名師不少，但是中年老師裡少有能講通史的。

不過，寧可以前讀的是北大，跟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介(北大哲學系老師)是同班同學。

早在48年的時候，鄧廣銘先生就當過寧可的老師，這也是為什麽，鄧廣銘先生能從北師院把他請過來北大開課的原因。

所以，他也講授中國通史的時候，隻講授宋元部分。跟張光達的並不衝突。

蘇亦對寧可不太熟悉。

然而，等去蹭課的時候，發現這位先生授課風格還挺有趣的。

跟一些只會照本宣科的老師不一樣，這位先生很有些信手拈來，揮灑自如的風度。

時下的北大老師，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很能講課，因為意識形態或者小心謹慎的關系，

學術觀點拘泥於主流意識形態，並不能肆意發揮，不像前世的一些教授，肆意張揚，天馬行空，啥都敢講啥都敢點評。但要論學問的功底還是很扎實。

功底扎實，對於時下的北大教員來說，並非每一個人都具備。

北大歷史系也有一些混子。

混到何種程度呢?

蘇亦在宿舍的時候，就經常聽歷史系的學生吐槽，北大歷史系的濫竽充數的家夥太多了。

學問之差，令人發指。

77級剛入學的時候，系裡有什麽活動通告出來，都是寫在一塊小黑板上，由主事者自己去寫，不過是時間、地點、事由等等，多不過百字，字體好壞不論，要命的是錯別字。三個通知，就得出現一處，甚至一個通知裡出現過兩處。

這就尷尬了。

要知道寫這些通告的，可是留校任教的老師，還在系裡主持些事情。

當然，這絕不代表北大老中青之中青年教師的一般水平，這是一個很個別的事例，但留校的青年教師，水平跌到這個份上，多少也說明些問題。

除此之外，就是稱謂問題。

用馬世昌的話來說就是，“亂！”，這個亂是真亂，而且跟前面上的錯別字問題不一樣，稱謂的亂，是普遍存在的。

因集體生活頻繁，彼此如何相稱，這是每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且以鄧廣銘先生來說，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直呼他為“老鄧”。

在歷史系師生同住的36樓裡，一個好長的樓道，一人在東，一人在西，東頭高喊“老鄧”，呼之者有六十歲的，也有三十歲的，呼聲坦蕩而自然，被呼的鄧廣銘先生倒也不很在意，應答一如平常。

堂堂北大啊?

擱前世，誰敢想有這一幕的發生。

不說別人，就算鄧廣銘先生，建國前，他就是胡適之的秘書，被稱為胡適之留在祖國大陸的最後一位關門弟子。

在北大歷史系的威望何其高?

結果，十年間，一聲“老鄧”道出多少荒唐事。

總而言之，沒大沒小、錯白字連篇，雖不可用來概括歷史系的全部，而斯文受辱、樂壞禮崩，確是當時的客觀存在，並非誇張。就是在這種狀態之下，學校找到了鄧先生，請他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然而，憑借著鄧廣銘先生的威望，確實把歷史系這個爛攤子收拾得乾乾淨淨。

比如，他被北師把寧可先生挖過來講《中國通史》就是其中一個舉措之一。

實際上，除寧可之外，鄧廣銘先生還挖了蔡美彪講《遼金元史》，蔡美彪本科南開畢業，然後研究生是在北大文研所讀的，不過，52年的時候，北大文研所中科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進了原文研所駐地，蔡美彪就一直留在社科院歷史所，五十年代的時候還曾經跟隨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范文瀾過世之後，就由他來主持編寫。

所以，這也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他講授的《遼金元史》，說實話，蘇亦沒怎麽關注過，他這些歷史的了解，僅限於在查遼上京、元大都這些遺址考古的時候，才去翻看相關史料。

所以，在蹭課的時候，蘇亦也聽得津津有味。

蹭課之後，蘇亦才知道，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才是蔡美彪的專長。

尤其是八思巴字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

這位先生，似乎也聽過蘇亦在歷史系新生見面會提出來的曰本東洋史，“蒙滿回藏鮮之學”，所以，當他發現蘇亦在課堂上之後，還頻頻把蘇亦喊出來回答問題。

常常弄得蘇亦尷尬不已。

他對這些玩意，哪裡有啥研究的。

好在，出洋相的時候，蘇亦也不第一次出了，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談論曰本史的時候，就洋相百出。

好在，蔡美彪也不為難蘇亦，下課的時候，還告誡蘇亦如果對蒙元歷史感興趣的話，可以研究八思巴字，而且，還對蘇亦說，“你在這個方面很有天賦的，具有古文字基礎，又是考古學出身，肯定對金石歷史不陌生，如果稍微花點時間來學蒙語的話，入門肯定比一般的學生要快。”

讀了歷史系之後，才明白語言的重要性。

宿白先生讓他學習日語，周一良先生讓他學日語，甚至，英語、法語都要涉及。

外語就不說了。

國內，藏語、蒙語、滿語、朝鮮語似乎都要懂一些，不然想要研究相關的文獻歷史，宛如天書。

蘇亦也只能勉勵自己，再接再厲了。

除此之外，漆俠講《宋代經濟史》，也不能錯過。

前世，在雲大讀研，經歷過“恭三先生是誰”的糗事之後，蘇亦對鄧廣銘先生以及他的門下弟子，就尤為關注了。

知道這位名字很有辨識度的先生知道這位先生是鄧廣銘先生的高足，而且，還是他首位研究生，從北大畢業沒幾年，就分配到河大。

嗯，這個河大是河北大學的河大。

其實，漆俠還沒畢業的時候，就被范文瀾看中，招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後來，因為犯錯，被分到天津師院(河北大學前身)，結果這位先生因感念河北大學在他遭遇危難之際“收留”了他，從此以後漆俠一直再沒有離開過河北大學。

然而，漆俠先生之所以讓蘇亦熟悉，除了他的名字之外，還因為他是醫療事故去世的。

前世，他因為氣管炎、哮喘到醫院輸液，結果因為醫療事故致死。

也就是網上所說的，被庸醫致死。

網上對漆俠先生的評論，最多的就是三流的大學一流的學者。

這位先生在宋史領域方面研究，可以說是鄧廣銘先生之後的二代核心了。

網傳，他在世的時候，河大的宋史研究中心還冠名“中國”，結果他去世以後，河大的宋史中心“中國”倆字就沒了。

但不管如何，如果前世要對宋史感興趣，考不上北大複旦這些名校，去河大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拜入雲大的前任歷院院長黃純豔教授門下也是可以的。

不過統考的華東師大，也並不容易考入就是了。

說回漆俠，這位先生，雖然是鄧廣銘先生的學生，但要論對宋代經濟史的研究，他可謂是青出於藍，其成就是超過了鄧廣銘先生的。

這點，就算鄧廣銘先生也不否認。

實際上，這位先生，除了宋代經濟史，農民戰爭史研究也成果斐然，也可以說他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主要開創者和推動者之一(寫歷史軍文必備參考文獻)。

這個時候，他的《宋代經濟史》還沒有出版，現在講課，連講義都沒有。

只能現場板書。

漆俠先生在上面講，北大的學生在下面聽。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是從河大過來的緣故，這位先生的課，蹭課的學生並不多。

但不管人多人少，蘇亦永遠都是最為顯然的一個。

甚至，等下課的時候，還特意給蘇亦贈送一份講義。

“這是蘇亦臨時整理出來的，聽說，你先生說，你對宋史也蠻感興趣，你有時間可以翻看一下。”

這個年代，表示重視的方式，莫過於贈書了。

盡管這個時候，他的《宋代經濟史》還沒出版，但其講義，基本上已經把這本書的大框架給包括在其中了。

基本上，從人口、墾田、水利、經濟作物、經營方式、土地所有製形式、賦稅制度等方面，全面論述兩宋300年間社會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全過程，重點研究了宋代農業生產、土地關系、手工業發展、國家專利制度、商業和城市經濟、對外貿易、貨幣及經濟思想等問題。

對於蘇亦來說，這本講義可以算是最為友好的一個禮物了。

畢竟相比較鄧廣銘先生所列書單中的七本書，讀起來就輕松太多了。

尤其是當他看到蘇亦手中拿著一本《三朝北盟會編》的時候，忍不住笑了，“是不是先生給你推薦的?”

蘇亦點頭，然後，漆俠先生就笑個不停。

還對蘇亦說，“蘇亦想周末去拜會季庚先生，到時候，蘇亦們一同過去如何?”

“這事，既然沒問題，到時候，蘇亦約上馬師兄。”

季庚先生，就是他的導師宿白。

也曾經給漆俠上過課。

而且巧合的是，宿白先生就住在鄧廣銘先生的對門，都是在朗潤園。

也難怪，漆俠比其他先生對蘇亦更加親近。

其實，除了漆俠、寧可、蔡美彪三人外，外聘的的老師課程還有，胡如雷講《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劉乃和講《歷史知識講座》、王利器講《古文選讀》。

胡如雷，這位先生，蘇亦就很陌生了。

甚至，前世都沒聽說過。

而且，他講授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對於蘇亦來說，太過於無聊了。

毋庸諱言，這門課程肯定是受到《資本論》等著作的影響和啟發，所以胡如雷在授課的時候，就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關系、地租形態和地主經濟等。

問題上，馬克思提出來的五個社會形態，後世的學術界內，認可的並不多。

爭議太多了。

對於蘇亦來說，社會形態的研究太過於枯燥。

所以他蹭了對方一節課之後，就果斷跑掉，不再去。

至於劉乃和講《歷史知識講座》，王利器講《古文選讀》，這兩門課程，蘇亦倒是沒有落下。

前者，蘇亦對劉乃和這個曾經的民國才女比較感興趣，畢竟，她跟啟功一樣，都是陳垣先生的學生，而且還是陳垣的先生的助手，甚至在陳垣先生晚年一直陪伴在其左右。

還傳出來陳垣先生跟她之間的秘密情感。

反正，對於劉乃和跟陳垣先生之間的八卦，還蠻多的。

所以，對於劉乃和這門課程，蹭課的人還蠻多的。

蘇亦進入北大歷史系中國史專業，正式開始系統的歷史知識學習，那時候叫“三基”: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北大中國史專業的基礎課是兩門通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從猿猴變人講到“二戰”結束;專業基礎課是古代漢語，或許是剛接觸的緣故，其中的文選和常用詞部分給蘇亦記憶尤深。另一門與專業基礎課相關的“中國古代史常識”，是當時的系主任鄧廣銘先生專門從北京師范大學請陳垣(援庵)先生的助手劉乃和先生來給蘇亦們開的。這門課包括天文歷法、地理、職官、姓名字號、避諱、目錄等豐富內容，蘇亦於其中受益匪淺(見本書所收《回憶鄧廣銘先生》)。其他還有很多斷代、專題、國別等選修課，蘇亦印象最深的是宿白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這門課其實是考古專業77、78級兩個班的必修課，因為王永興先生開“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課程

的需要，特別請準宿先生允許蘇亦們選修。這門課程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系統性、邏輯性極強。宿先生講課言必有據，論證充分，以至於在聽到他引述《圖墓書》、《古今注》、《風俗通》等文獻來講解墓葬的位置、方向、形製以及器物組合、壁畫內容時，蘇亦有時候會出現一種恍惚，仿佛言之鑿鑿的宿先生就是那個墓葬喪禮的主持人似的。這門課有一節是講北方地區的鮮卑遺跡，宿先生用考古文物論證拓跋鮮卑南遷路線，時空轉換和社會發育、文化演進環環相扣，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方法、邏輯美輪美奐，對蘇亦後來的學習、教學乃至迄今的研究思路都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