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其實，在咱們國內，提到敦煌學，就不得不提羅振玉，他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歷史。然後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後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了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

其實，王永興口中的接回來，還不如說是抄回來的。

為了把這些流失在國外博物館的經卷抄回來，國內的學者花費了極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紀的敦煌學，敦煌文學研究是從搜集、著錄、整理敦煌文獻開始的。

國內搜集到那麽多敦煌經卷內容，離不開一代代學者的努力。

這一時期的敦煌文獻著錄實際上分為五大塊，即國內、巴黎、倫敦敦煌文獻目錄和有關文獻散錄以及敦煌文學專科目錄。敦煌文獻的整理和搜集、著錄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緊接著，羅振玉及羅氏家族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貢獻。敦煌文學專題文獻的出版也始於羅振玉。此外，劉複、鄭振鐸等也為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貢獻。

說著，王永興就開始分享在1949年前，國內眾多學者整理搜集敦煌文書的艱難經歷。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訪端方(兩江總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書。端方想回購，伯希和卻不樂意，伯希和這個人佔有欲很強，他獲得這些敦煌文書，親自保管，從不讓外人染指，更別說發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這些文獻資料都鮮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記《旅途中的筆記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險結束100周年時，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這種情況下，他好不容易購買到敦煌經書怎麽能會讓人回購，然而，伯希和這個人終究是學者，他好不容易獲得這些珍惜文獻，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後就廣邀中國學者參加他展覽會。端方就通過董康將消息告訴北京學界羅振玉、王仁俊、蔣黻、董康、曹元忠、葉恭綽等人，讓他媽前往八寶胡同參觀，並拍照、抄錄經卷開始了敦煌經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的展覽會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攜精要之本和已運回法國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

“不過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那就是羅振玉了。在清政府時期，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為敦煌文獻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羅振玉，在敦煌遺書的收集方面可謂厥功至偉。正是在羅振玉的奔走呼籲下清政府才將敦煌殘余經卷運至北京歸京師圖書館收藏。羅振玉雖未參加六國飯店的展覽會，但正是他請端方敦請伯希和出售隨身攜帶的和已運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寫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寫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跟王國維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這個期間，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遺書在內的出土文獻。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處搜集敦煌文獻之外，他還從曾前往歐洲調查敦煌寫本的日本學者那裡獲得不少敦煌文獻。1910年羅振玉計劃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遺書，委托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去巴黎，張元濟又到倫敦和斯坦因商談影印敦煌遺書但最終沒有結果。”

“就算如此，羅振玉依舊在努力搜集，1913年羅又與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聯系欲親往歐洲調查敦煌遺書，

在沙畹等學者的努力下，羅王一切就緒，但因戰爭原因未能成行。王國維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學者收集的敦煌文獻，校勘了不少文學作品，寫了許多研究文章。”說到這裡，王永興環繞一周，然後望向台下，問，“除了羅王二人，諸位還知道哪些學者也曾經在海外搜集過敦煌文獻嗎?”

一下子，還真沒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來，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都相互對視，期望能夠從旁邊的同學眼中得切確的答案。

奈何，並沒有。

這一切都是因為時代的限制，在資訊不發達的情況之下，大家檢索資料靠的是去圖書館參閱，如果沒有刻意關注這個方面的知識，想要猜都很難猜測。

然後，慢慢的，眾人的目光就匯集在蘇亦的身上了，因為在場的眾人，包括前來蹭課的，除了蘇亦之外，就沒一個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還回答了王永興的提問，這種情況下，大家只能夠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了。

這種下，王永興當然不會忽略掉蘇亦，“嗯，蘇亦同學，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對於這段歷史，蘇亦並不陌生。

他複試結束，在北大兜裡一周，就翻看了不少關於這個方面的書籍。

後世也有不少的學者在整理關於敦煌文書流失史或者說中國文物流失史方面的著作。

甚至，蘇亦還寫過相關論文。

所以，蘇亦站起來之後，幾乎就把涉及到他的學者點了一遍。

蘇亦說，“據我所知，這裡面的學者還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經到歐洲以及日本抄寫過不少的敦煌卷子。除此之外，應該還有傅芸子、劉半農、胡適、鄭振鐸、浦江、張素癡、王重民、向達、薑亮夫、王慶菽諸位先生。”

結果，他剛說完，台下就傳來一陣熱烈的議論聲。

“媽呀，怎麽那麽多人啊。”

“對啊，那麽多人，剛才大家怎麽都沒能猜出來一個呢。”

“真沒有想到連胡適先生也在其中。”

“對啊，確實沒有想到，不過除了劉半農以及向達兩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認識。”

“這兩位是咱們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諸位先生並非出自於咱們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別扯，鄭振鐸部長，你們會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還有鄭部長了。”

“其他的幾位先生，我確實不知道了。”

“我說你們就不疑惑，小師兄怎麽就知道那麽多嗎?”

“廢話，這有什麽好疑惑的，你們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讀研了?還需要跟我們坐在這裡。”

“讀研怎麽了，小師兄不也跟我們在一起上課嗎?”

歪樓了。

但不管如何，眾人對於蘇亦的崇拜已經更上一個台階。

實際上，不僅台下的學生驚訝，就連台上的王永興也驚訝不已。

他還真沒有想到蘇亦會對這段歷史也了解得如此清楚。

要是沒有怎麽做過研究，怎麽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

所以他望向蘇亦，笑道，“研究過敦煌學?”

蘇亦也不隱瞞，“具體的經卷寫本沒有研究，但我對敦煌學術史比較感興趣，因為，導師宿白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我師兄馬世昌又在敦煌工作多年，難免會好奇。”

王永興恍然，然後望向蘇亦突然說道，“要不蘇亦同學，接下來這節課，你來跟同學們說說一下，這些前輩在國外搜集敦煌文獻的經歷如何?”

蘇亦也沒有想到眼前這位王永興先生如此特立獨行，竟然當眾就讓他上台講課，一時之間，蘇亦有些猶豫。

“王先生，合適嗎?”

王永興反問，“有什麽不合適?”

說著，望向台下的學生，“同學們，想不想聽，你們小師兄給你們上這節課?”

“想！”

台下學生轟然響應。

王永興望向蘇亦，笑，“現在聽到同學們的心聲了吧?”

都這樣了，蘇亦還能怎麽樣。

只能夠硬著頭皮上台了。

然後，王永興就真的讓開講台的位置給蘇亦。

蘇亦怎麽也沒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課，竟然是在王永興的課堂上而非他導師的宿白先生。

“1922年，董康辭財政總長職，率實業考察團到達巴黎，埋首圖書館抄寫敦煌卷子，後又往倫敦抄得《雲謠集》等珍貴文學史料。1926年後避難日本，爾後又三次前往日本，著《書舶庸談》，著錄、抄錄了日本公私收藏的寫卷，日本學者從倫敦、巴黎攝回的寫卷和國內流失到日本的寫卷(如劉廷琛藏敦煌經卷目錄)。

“1922年，董康遊歷歐美，在英國和法國，在伯希和等人幫助下，董康查閱了敦煌文書數十部，將六十余種拍攝成照片。學術界有評價說董康是最早主動，為英國藏敦煌文獻拍攝照片的中國人。此外，董康還到日本抄錄和收集敦煌文獻。在日本期間，董康做了大量的訪求工作，特別是敦煌卷子、手寫本《文館詞林》等。”

“此外，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對於日本公私藏書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們北大任教，著有《俗文學講稿》以及一系列論文對敦煌文學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間，他抄錄了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小島右馬、岡崎文夫、那波利貞、矢吹慶輝等人從歐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學文獻，澄清了不少問題。”

“1920年劉半農留學倫敦，第二年轉巴黎讀博。他把目光對準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獻利用余暇時間手抄了104種敦煌文學、社會、語言材料。劉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國巴黎大學這些年抄錄敦煌文獻成為他的主要副業。”

“除此之外，1926年，胡適參加在英國召開的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來到倫敦，爾後又前往巴黎，胡適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寫《中國禪宗史》而查閱敦煌卷子同時意外地獲得了不少文學史料。”

1927年鄭振鐸避難巴黎，他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借到的第一份中國古籍便是敦煌文書。也曾經抄錄部分文書，1928年回國1929年發表《敦煌的俗文學》和《詞的啟源》後來又將所得俗文學整理出版。”

鄭振鐸啥人?頭銜很多，但蘇亦更加熟悉他翻譯的《飛鳥集》。

“30年代國家公派的學者終於起程前往歐洲調查敦煌文獻。此外，還有一批學者自費到圖書館去抄寫敦煌卷子。然而，國內的學者去抄錄這些文獻並非一帆風順，同樣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難。”

“比如，1933年底北平圖書館托清華大學浦江清與大英博物館商拍攝敦煌文獻佛經以外的寫本，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抄錄，再次遭到拒絕，甚至義務為之編目也遭到拒絕。”

“然後，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張素癡來到了大英博物館。考慮到浦江清吃閉門羹，張素癡誰也不驚動，直接到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一個字一個字抄錄了十數種珍貴的敦煌寫本資料。像武則天時代的經書長卷，18歲的女子以10匹絹的價格被賣掉的‘賣女契’，妻子如何給婆婆及丈夫寫信的范文，解夢書，現存最早講解圍棋戰術的棋經等，就是這樣抄回來的。”

“北平圖書館對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書的搜集一直在持續，並沒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滯不前，1934年秋北平圖書館負責人袁同禮派編撰部索引組組長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閱和編輯攝影敦煌遺書，直至1939年德國軍隊佔領巴黎才前往美國。期間，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聖誕節假期前往倫敦觀看敦煌卷子。王重民從1934年開始在法國國立圖書館工作，整整5年期間，他拍攝了3萬張關於敦煌遺書的微縮膠片，工作的繁重難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婦在滯留國外十多年後才回國。”

“同樣，1935年袁同禮因寫經組組長向達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並對於經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然而，等1936年秋，來到倫敦的向達先生卻備受刁難。”

“在向達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經記錄過這個過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顛博物館閱讀敦煌卷子。因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難一年之間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圖書館照了相(當時並替清華大學也照了一分)後來王有三先生到倫敦又替北京圖書館補照了一些。”

“現在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圖書館。可惜沒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國巴黎研究敦煌遺書。1938年，向達帶著手抄、拍照、曬圖所得的幾百萬字的資科回國。”

“除此之外，1934年薑亮夫留學法國1935年開始抄錄拍攝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張，薑亮夫從巴黎跑到倫敦，從倫敦跑到柏林，追蹤著每一卷遺書。在法國國立圖書館每拍一張膠片要付14法郎。為了盡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緊褲帶。喝米粥，嚼麵包乾，白天抄寫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連夜複查整理。”

薑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記錄著經歷，“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閱過近千卷，也攝製了些儒家經典、韻書、字書、老子卷子，並抄錄了些有關文學史地的卷子校錄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經典真是美不勝收的祖國文化的寶庫呵！連在倫敦所抄得的，輯為《瀛涯敦煌韻輯》、《敦煌經籍校錄》與《雜錄》諸書。 ”

“1948年王慶菽自費前往英國陪讀。1949年初來到倫敦從頭到尾閱讀斯氏經卷，除了將敦煌俗文學資料抄錄外還影印了一些詩詞藥方等資料共計262卷、1182張顯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錄敦煌俗文學資料並影印了45卷533張顯微照片。”

羅振玉、董康、傅芸子、劉半農、鄭振鐸、浦江、張素癡、王重民、向達、薑亮夫、王慶菽等等，這些人，每一個人對敦煌文書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這些前輩，在異國他鄉，歷經千辛萬苦，抄寫經書這是為了什麽呢?

他們是想用手中的筆把那數萬件遺書“搬”回來！能夠順利抄錄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輩卻遭遇國外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刁難。

一代又一代的大師，為了敦煌瑰寶重回祖國付出了很多。

王永興對於他們的故事，一一講述。

“在中國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學者的呼籲下有關的考察和研究也開展起來了。在這一過程中，又一批文獻被發現。”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達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團到敦煌做實地調查，在當地文人那裡訪查到不少敦煌寫卷編成《敦煌余錄》其中就有《毛氏鄭氏箋注》、《文選》等文學資料。可惜這些資料至今沒有印行。”

“1944年元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當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廟建職工宿舍的時候常書鴻等藝術家發現了68件經卷.其中就有珍貴的《詩經》殘卷。後來研究者發現這批經卷來自藏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