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一節課，課時45分，足夠蘇亦發揮了。

建國前，不少學者為了抄錄敦煌文書，歷盡千辛萬苦，然而，這種艱難，並不包括胡適，他在巴黎跟倫敦抄錄敦煌文書的過程，都非常方便，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關。

1926年，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名委員之一，他以這種身份前往英國。在此期間，先後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翻閱敦煌資料。

因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閱敦煌文書的時候，並沒有受到什麽刁難。

而且，他去翻閱這些文書，並非為了抄錄，主要是為了做中國禪宗史研究，至於抄錄敦煌文書，更多是順帶的。

這一時期的閱讀工作，為胡適在後來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獻史料支持。從1926年開始，直到1962年，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始終是胡適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幾篇重要的禪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礎上完成的。

正是由於敦煌文獻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獻在胡適禪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可以說，胡適在研究早期禪宗史過程中，敦煌文獻是其最為重要的一手資料。

不過他去翻閱這些敦煌文書的目的是為了編著他的?《中國禪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終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禪宗史》，這確實是一大遺憾。

然而，他的行為跟劉半農他們一抄錄就是好幾年的學者來說，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所以，蘇亦對胡適這段經歷，只是一筆帶過。

但對於他關於禪宗史方面的論文，蘇亦卻沒有選擇疏忽，“同學們，對禪宗歷史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觀看一下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當然，如果諸位對密宗感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論文TantrisminChina，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學們閱讀。”

然而，蘇亦也沒有深入講解，畢竟這些話都有些跑題了。

所以蘇亦回歸到其他抄錄敦煌文書的學者身上。

他接下來說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鄭振鐸。

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年僅60歲。

“但鄭先生在1927年的時候，曾經避難巴黎。他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借到的第一份中國古籍便是敦煌文書。也曾經抄錄部分文書，1928年回國1929年發表《敦煌的俗文學》和《詞的啟源》後來又將所得俗文學整理出版。”

“小師兄，好端端的，鄭部長為什麽要去法國避難啊?”

他剛說完這段經歷，台下就有些學生發問。

蘇亦簡單解釋，“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先後在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裡工作，這期間，鄭先生博覽群書，也寫了諸多著作，而，抄錄敦煌文書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鄭振鐸啥人?頭銜很多，但蘇亦更加熟悉他翻譯的《飛鳥集》。

“30年代國家公派的學者終於起程前往歐洲調查敦煌文獻。此外，還有一批學者自費到圖書館去抄寫敦煌卷子。然而，國內的學者去抄錄這些文獻並非一帆風順，同樣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難。

”“比如，1933年底北平圖書館托清華大學浦江清與大英博物館商拍攝敦煌文獻佛經以外的寫本，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抄錄，再次遭到拒絕，甚至義務為之編目也遭到拒絕。”

就算屢遭拒絕，國內的學者也沒有放棄在海外抄錄敦煌文書。

除了浦江之外，同樣還有學者繼續前往大英博物館抄錄文書。

“然後，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張素癡來到了大英博物館。考慮到浦江清吃閉門羹，張素癡誰也不驚動，直接到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一個字一個字抄錄了十數種珍貴的敦煌寫本資料。像武則天時代的經書長卷，18歲的女子以10匹絹的價格被賣掉的‘賣女契’，妻子如何給婆婆及丈夫寫信的范文，解夢書，現存最早講解圍棋戰術的棋經等，就是這樣抄回來的。”

“北平圖書館對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書的搜集一直在持續，並沒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滯不前，1934年秋北平圖書館負責人袁同禮派編撰部索引組組長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閱和編輯攝影敦煌遺書，直至1940年德國軍隊佔領巴黎才前往美國。期間，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聖誕節假期前往倫敦觀看敦煌卷子。王重民從1934年開始在法國國立圖書館工作，整整5年期間，他拍攝了3萬張關於敦煌遺書的微縮膠片，工作的繁重難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婦在滯留國外十多年後才回國。”

“同樣，1935年袁同禮因寫經組組長向達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並對於經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然而，等1936年秋，來到倫敦的向達先生卻備受刁難。”

“在向達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經記錄過這個過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顛博物館閱讀敦煌卷子。因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難，一年之間看到的漢文和回鶻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圖書館照了相(當時並替清華大學也照了一分)後來王有三先生到倫敦又替北京圖書館補照了一些……”

說著，蘇亦還聲情並茂的朗讀向達先生的這些書信原文。

這段文字，他多少有些印象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樓考古專業閱覽室他就觀看了向達先生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然後順帶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歷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蘇亦可以不讀，但向達先生的文章，蘇亦必須要讀，因為向覺明先生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蘇亦的師爺，因為宿白先生當年在北大文研所讀研的時候，就師從向達以及毛準兩位先生，向達和毛準兩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讓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下午到圖書館。

當時，向達先生就是北大圖書館館長，他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期間，可以說北大師生最為幸福的時間段，因為向先生直接允許北大的老師直接進入書庫裡面看書。

不過北大圖書館這個風氣好像保留下來了。

蘇亦聽說，現在的北大圖書館，不僅允許老師到書庫閱讀書記，對於他們這些研究生也是開放的，如果有需要，拿著研究生的借書證過去圖書館，就可以進入書庫看書。

這種福利，後世的北大學子想都不要想。

聽到蘇亦這些講述。

台下的同學們憤慨不已。

“這些混蛋，這些經書明明是從咱們國家流散出去的，他們憑啥不讓我們去抄錄?拍照?這些該死的英國佬。”

“對，還有該死的斯坦因，都是因為這個該死的家夥，不然，咱們敦煌經卷怎麽會流失到大英博物館收藏。”

“對，還有該死的王道士，這個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麽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還有該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員，尤其是敦煌縣令汪宗瀚這個不學無術的家夥。”

“……”

聽到大英博物館方面的屢次刁難國內的學者，台下的歷史系同學們，一個個怒火填胸，情緒激動。

尤其是在蘇亦念到向達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時候，同學們就繃不住了。

然後開始咒罵起來。

他們罵英國佬，罵斯坦因，罵王道士，罵汪宗瀚以及甘肅學政葉昌熾，因為敦煌藏經洞經卷流散海外，這些人都脫不了乾系。

而，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這批敦煌文書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斯坦因的捐贈。

蘇亦也不阻攔同學們發泄著他們不滿的情緒，王永興同樣也不阻攔。

等大家發泄過後，蘇亦才說，“英國人確實傲慢，不過他們的傲慢則來源於他們的無知，因為，同樣盜賣走敦煌藏經洞的文書，法國卻成為西方漢學大本營，甚至巴黎都成為西方的漢學中心，而英國人卻在漢學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建樹。所以，我們不需要跟這無知的人去一般見識，我們要做的就是珍惜咱們這些前輩歷經磨難才抄錄回來的敦煌文獻資料，我們要把這些資料好好利用起來，讓我們中國燦爛輝煌的文化重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與其去謾罵，還不如好好利用這些文獻資料去做學術研究。

“其實，向達先生拍攝的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圖書館。不過遺憾的是，這些照片沒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國巴黎研究敦煌遺書。1938年，向達帶著手抄、拍照、曬圖所得的幾百萬字的資科回國。這些都是相當了不起的成果，為了咱們現在敦煌學的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

“除此之外，1934年薑亮夫留學法國1935年開始抄錄拍攝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張，薑亮夫從巴黎跑到倫敦，從倫敦跑到柏林，追蹤著每一卷遺書。在法國國立圖書館每拍一張膠片要付14法郎。為了盡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緊褲帶。喝米粥，嚼麵包乾，白天抄寫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連夜複查整理。”

薑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記錄著經歷，“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閱過近千卷，也攝製了些儒家經典、韻書、字書、老子卷子，並抄錄了些有關文學史地的卷子校錄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經典真是美不勝收的祖國文化的寶庫呵！連在倫敦所抄得的，輯為《瀛涯敦煌韻輯》、《敦煌經籍校錄》與《雜錄》諸書。”

“1948年王慶菽自費前往英國陪讀。1949年初來到倫敦從頭到尾閱讀斯氏經卷，除了將敦煌俗文學資料抄錄外還影印了一些詩詞藥方等資料共計262卷、1182張顯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錄敦煌俗文學資料並影印了45卷533張顯微照片。”

羅振玉、董康、傅芸子、劉半農、鄭振鐸、浦江、張素癡、王重民、向達、薑亮夫、王慶菽等等， 這些人，每一個人對敦煌文書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這些前輩，在異國他鄉，歷經千辛萬苦，抄寫經書這是為了什麽呢?

他們是想用手中的筆把那數萬件遺書“搬”回來！能夠順利抄錄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輩卻遭遇國外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刁難。

一代又一代的大師，為了敦煌瑰寶重回祖國付出了很多。

蘇亦對於他們的故事，一一講述。

“在中國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學者的呼籲下有關的考察和研究也開展起來了。在這一過程中，又一批文獻被發現。”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達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團到敦煌做實地調查，在當地文人那裡訪查到不少敦煌寫卷編成《敦煌余錄》其中就有《毛氏鄭氏箋注》、《文選》等文學資料。可惜這些資料至今沒有印行。”

“1944年元旦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當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廟建職工宿舍的時候常書鴻等藝術家發現了68件經卷.其中就有珍貴的《詩經》殘卷。後來研究者發現這批經卷來自藏經洞。”

“日本學界獲悉敦煌文獻被法國人運走的消息後，京都大學曾組織‘五教授團’訪華，當發現北京的敦煌遺書大都是與宋代以後刊本大藏經相同內容的佛教經籍後他們把目光轉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慶輝、羽田亨、內騰湖南、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貞、小島馬、岡崎文夫等人先後前往歐洲調查研究敦煌遺書。其中對中國敦煌俗文學研究起推進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