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北大的兼職老師之中，其中最為特例的就是王利器了。

這位先生，被聘請到北大的時候，已經六十多了。

如果擱前世，早就退休了。

然而，因為十年時間，主管退休事物的勞工部被撤銷，公會系統癱瘓，社會保險幾斤的征集、管理、調劑使用製毒被迫停止、退休製毒形同虛設。

直到今年，國務院才頒布《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本質上是恢復、調整1958年的退休政策，並且平亂十年的混亂制度。

王利器先生，基本上屬於半退休狀態。

然而，對方被聘請到北大開課，也是有歷史淵源的。

因為，王利器從川大中文系畢業之後，就考入了北大文研所讀研，師從傅斯年先生，而且，還是傅斯年唯一的一個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之後，就被川大文研所聘請回去當老師，抗戰勝利後，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分別複員，北大遷回原北平校址。

他才被傅斯年聘請到北大中文系當老師，所以，早年間在北大文研所，他跟鄧廣銘先生是認識的。

十年間，就算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這位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著作。

因為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才被聘請到北大歷史系開設《古文選讀》課程。

蘇亦去蹭課的時候，對方正在講授《文心雕龍》，跟漆俠的《宋代經濟史》連講義都是臨時編著的不一樣，王利器先生講課的時候，直接就給大家分發了油印版的原文講義。

這點上，倒是跟蘇亦之前在新會一中講座的時候，派發的和尊銘文講義有點像。

這也是這個年代大師開設新課程的常態，大多數的時候連教材都沒有，老師在台上信馬由韁、自由發揮，台下的學生宛如聽天書，雙目呆滯。

好在，北大的老師都知道剛剛恢復高考後的77-78級學生普遍基礎都不好，所以，講課的時候，也沒有講述太過深奧的內容。

好比如這位王利器。

在講述《文心雕龍》的時候，也對著原文逐字逐句的講，還在講台上板書，就跟教小朋友古文啟蒙差不多。

一板一眼的，跟之前的寧可、漆俠、蔡美彪等人都不太一樣，估計這就是中文系教授跟歷史系教授不一樣的地方吧。

前世，蘇亦看《文心雕龍》的時候，還是易中天教授的《〈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易中天教授是教哲學教美學的，自然而然，就從美學的角度去解構這書，而王利器這不一樣，他是中文系的，還是研究古文獻的，所以他注重的還是教授大家如何讀懂這書。

而且，老先生講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講文獻。

比如《文心雕龍》，講完內容之後，又開始講述各種批注版本。

比如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老先生對這本書評價還挺高的，直接說，“范注是《雕龍》舊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時代研究的開山鼻祖。”

實際上，王利器先生也自己編著了一本《文心雕龍新書》只不過這本書並沒有在國內出版而已，反而，是牆內開花牆外香，直接在台灣給出版了。

同樣，范注之中也有他增添的不少注釋。

所以，到了最後，老先生有些謙虛的說，“我在古籍社當編輯時，能參與此書的編著是我之榮幸。”

然後，跟大多數北大教授一樣，課後就直接給大家列書單。

重點推薦《史記》跟《莊子》兩本。

那麽多老師，王利器是唯一一個全程忽略蘇亦這個歷史系“小師兄”的存在。

並沒有對他做特殊化，真要說有什麽特殊化的地方就是，老先生走到蘇亦身邊的時候，還下意識問他，“同學，能聽得懂嗎?”

等蘇亦點了點頭，還當場跟他讀一段《文心雕龍》的白話版，老先生才滿意離開。

除此之外，老先生都不搭理他。

畢竟老先生這輩子見過的少年天才多不勝數，而，他本身就曾經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不過以上這些，都不是最讓蘇亦印象深刻的，最讓蘇亦印象深刻的，還是因為鄧廣銘先生準備把老先生挖到北大，卻沒有挖成。

等中午他去食堂吃飯，撞見范長流，跟他提起王利器先生的時候，范長流還有些遺憾。

他是鄧廣銘先生的研究生，經常要幫導師處理一些事情，所以對歷史系的人事問題，他再清楚不過。

平時跟蘇亦他聊天的時候，他也沒有藏著掖著，所以，很多歷史系的人事調動，蘇亦都是從他的口中得知的。

之前，鄧廣銘先生聘請王利器他們這些老師兼職開課，只是解燃眉之急。

應急之外，鄧先生也有長遠打算，那就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調幾位名家進入歷史系。鄧先生先後提出調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范長流說，“第一是商調王利器先生。王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個古籍部門工作，1973年跟鄧先生一起在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

對於中華書局的這個版本“二十四史”蘇亦是熟悉的，或者說大家都很熟悉，因為大家看的二十四史版本，差不多就是這個版。

可以說這是國家級的圖書工程。

這套書有多厲害?

用百度百科的詞條:點校本“二十四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志性成果。

那麽國家為什麽要弄這樣的出版工程?

其實，蘇亦對這段歷史也模糊。

但，二十四史他看過不少的版本，對於普通人來說，點校本二十四史無疑是最容易閱讀的。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準本，但是武英殿本並非沒有缺點，所以才有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

五十年代，由國家領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所以，這些書一開始並沒有什麽標點符號。要沒這版本，大多數人都看不懂二十四史，好吧，就算有標點符號，要是沒有譯本，普通人也看不懂。

不過蘇亦聽到范長流這項工程，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王利器跟鄧廣銘先生除了早年間的情誼，73年代還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段共事經歷。

難怪，可以把對方挖過來北大開課。

當然，王利器最為出名的並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兩千萬富翁”的名號。

因為後來他整理古籍將近兩千萬字，大有成就。社會上“萬元戶”興起的時候，他被人們稱為“兩千萬富翁”。

能夠有這樣一個稱號，可想而知，王利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有多深厚。

北大學生能夠有這樣一個先生來開設《古文選讀》，何其之幸。

只不過這種幸福，對於當下的北大歷史系學生來說，還未能感知罷了。

因為古文，對於剛入學的歷史系新生來說，太枯燥了。

甚至大部分學生都是讀不懂的。

所以面對這幫子愁眉苦臉的家夥，蘇亦也算是找回一點點自信。

之前在蔡美彪《遼金元史》的課堂上，他也被打擊得不要不要的。

相比較之下，他對文獻的閱讀能力就比台下的大部分歷史系學生都要強。

這種強，是能夠很明顯感受出來的。

但不管如何，鄧廣銘先生對王利器是重視的。

然而，這位“兩千萬富翁”的調入一直沒有進展。

原因很簡單，出版社那邊也不想放人。

王利器的學問之大，出版社的領導要不是瞎子，肯定早有耳聞。

另外一個商調王仲犖，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鄧先生在中華書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上個世紀50年代，有過一本有名的雜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創辦者之一。

鄧先生看中了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門出面三次去函商調，王仲犖本人很客氣，隻說:“山大已經成了我的第二故鄉了”

不僅如此，山大的人事部門很有意思，他們並不打官腔，也沒有委婉的拒絕，而是直接給北大歷史系發函說，“我們山大想調你們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過來，不知可否?”

這樣一來，事情就好玩了。

鄧主任本來決意調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後調王仲犖的事絕口不再提起。

顯然，這個年代山大的底氣還是很足的，在人文社科方面跟北大相比較並沒有遜色多少。

實際上，王仲犖的名頭太大了。

而且，對方從1947年起任職於山東大學，還當過山大歷史系主任，是山大“文史見長”學術特色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和歷史學科的代表性學者。

就連蘇亦這樣的半吊子，前世都翻看過對方的《魏晉南北朝史》以及《隋唐五代史》。

相比較山大的高效率，山西的節奏好像比北京慢一點，因為鄧廣銘想調任的第三位王先生就是——王永興。

58年的時候，王永興調入山西教師進修學院任職。北大歷史系商調第三位王永興的函件一去，山西教師進修學院表示同意。

可調人的手續辦起來相當繁雜，按照常規要耗費很多時日。在辦理後續事務的過程中，一來二去，問題就出現了。

辦到山西教育廳一層，卡住了。

原因也很簡單，山西師修學院不知道王永興的厲害，教育廳的相關領導會不知道嗎?就算不知道，等北大興師動眾去調人的時候，山西那邊想不知道都難了。

所以，王永興的分量，到這個時候，山西慢慢掂了出來，這樣一來，山西就不放人了。

眼看到手的鴨子就要飛走，這下急壞了鄧廣銘。

不過最後，王永興還是順利被調任到北大歷史系。

這其中的變故，主要還是歷史系這邊用了歪招。

蘇亦就想知道這中間北大這邊使出啥歪招?

不然，現在王永興怎麽會調入北大?

好在范長流也不隱瞞，他說，“主要是北大這邊直接跳過省廳，跟省大領導對話了。這個主意好是咱們歷史系的李培豪老師支招的。”

“李培豪?”蘇亦有些陌生。

范長流說，“還沒開課，如果要開課的話，李老師應該會接過寧可先生開中國通史吧。”

難怪。

“現在李老師在系辦幫忙。他也是咱們北大歷史系畢業的，59年，畢業以後就留校。他頭腦靈活，人很活躍，辦事也熱心。這段時間，他給鄧先生幫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裡沒有任何職務，全憑熱心。他聽到這事以後，才給鄧先生支招的。”

“不過北大歷史系這邊想要找省裡，也不容易的。因為根本就不知道找誰。最後，還是李老師從報紙上得知他們的大領導李立功。”

“李老師就說，請北大新任的領導周林寫封信給李立功。”

因為周林也在貴州當過大領導，周、李二人應有同僚之誼，就是沒有交集，也會彼此相知。商量了一會兒，又覺得，先報告周林，等周寫信寄李，到達後者手裡又是什麽時候，更不可知，這個辦法的流程太繁，恐怕來不及。後來說，乾脆起草一封信給周林，請周簽字發出就好。

“最後還是李老師提議，用周林的名義寫封信，直接寄給李立功本人親啟，或許還來得及挽救。”

鄧先生說:“好！這個主意好。周林跟我說過，讓我放手乾，凡對歷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後會報告周林，他不會不同意。”

從這點就看得出來，鄧廣銘先生任職北大歷史系主任是有校領導在後面大力支持的。

甚至，鄧廣銘還對時任歷史系書記郝斌說:“現在就寫。你動筆，豎著寫。”

當時郝斌寫個抬頭“立功同志”就打住了，因為根本就不知道怎寫。畢竟，總得像熟人一樣先問候幾句做個鋪墊吧，可說什麽呢?周林和李立功，都當過省大領導，至於他們的其他關系，北大歷史系這邊根本就不知道，往下沒詞兒了。

“最後還是李老師靈便，他說就寫十年，我們都有磨難——一筆帶過，跟著寫，現在我出任北大，茲有一事相煩……然後，鄧主任、郝支書還有李老師三個人湊寫了一封信，當天發出，然後王永興教授就真的被調動成功，是不是跟這封信有點關系則不得而知。”

最後說完，范長流望著蘇亦，“這事，你可不能往外亂說，不然，我可不認。”

禍從口出患從口入，這點，蘇亦是知道的。

范長流能夠把這些辛秘告訴他，已是不已。

畢竟涉及到周李兩位大領導，這個層面的事情，對於蘇亦來說，太過遙遠。

他也只能夠感慨，這年頭想要調一個大學教授，並不是什麽容易的事情。

但整個故事聽下來。

蘇亦除了對王永興這尊大佬越發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個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這可是個人才啊。

能夠在這個年代如此懂得變通，就算在學術方面毫無建樹，在政務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後，有這樣的人物當領導，北大歷史系肯定越來越好。

就是不知道為什麽，這位先生後世在北大歷史系並沒有留下什麽事跡。

前世，蘇亦在北大蹭課的時候，並沒有聽說對方的名諱?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麽變故調離北大了，不然，這樣一個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無名。

要知道故事裡面的另外一個主人公——郝斌，未來都成功擔任北大副校長。

但不管如何，蘇亦覺得未來都應該跟對方好好結交一番。

王永興先生調來北大，對於北大歷史學科建設是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的。

鄧、王兩位的合作，甚至再過兩三年，北大歷史系就順勢成立一個中國中古史中心。後來一直都是鄧廣銘先生擔任中心主任。

也因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專業從歷史系獨立出去的時候，歷史系就算損失頗大，也因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於傷筋動骨;也讓北大歷史系的分量沒減，在全國高校的歷史學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鎮。

不過這是後話了。

故事最終還是要回到王永興的身上。

這位先生，蘇亦去蹭課的時候，對他已經不算陌生了。

因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時候，就曾經提及過這位先生。

因為王永興跟周一良兩人都是陳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這位好像也蠻有八卦潛質的，他被拒絕讀鄧廣銘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訴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之前在新生見面會上的發言，多半也是這位先生說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麽會知道自己提出來的“蒙滿回藏鮮之學”。

所以，蘇亦特意去圖書館查一下對方的資料，還刻意跟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許婉韻打聽對方的情況。

再加上，前世一些記憶，蘇亦也對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讀清華，後來隨著清華南遷，到西南聯大，後來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學部讀研，當年，不過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時候，是獨立於西南聯大的，跟西南聯大並沒有什麽隸屬關系。

王一邊在文研所讀研一邊擔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職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遷他離開北大才結束。

他之所以離開北大，完全就是因為陳寅恪先生要會清華大學，點名要他當助手，因為，當時陳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經很嚴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興在清華一待就是好幾年，不過52年院系大調整的時候，他並沒有如同周一良一樣被調任到北大，而是擔任清華工農中學常務副校長。

後來，又調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當編輯;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師修學院任教，曾參加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的工作。

也只是因為如此，才能跟鄧廣銘認識。

所以三王被鄧廣銘如此欣賞是有原因的。

王永興被調入北大歷史系以後，一個學期，同時開設了兩門課程。

這樣的老師，可不多見。

畢竟，北大的名師雖然不多，但並非沒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張光達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學，這兩個課程，蘇亦想都沒有想到就選擇敦煌學。

因為隋唐史部分，對於蘇亦來說可學可不學。

而且之前蹭張光達《中國通史》課程的時候，對方講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這個時候，張光達的研究方向依舊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亞史，他的隋唐史造詣不俗，對於蘇亦這樣一個半吊子來說，聽他的課程足夠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興的課堂再次聽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開設《中國通史》隋唐部分，又開設《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國通史》、《世界通史》這兩門都是中國史的專業基礎課。

實際上，也不僅北大歷史專業的學生要上，就連北大考古專業的學生也都要上。

至於《隋唐史》則屬於專業必修課程。

王永興是敦煌學的大牛，蘇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沒少聽過他的名頭。

他以前在雲大讀研的是一個師兄後來考入蘭大讀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學，他之前做考古公眾號策劃敦煌學推書的時候，就曾經跟這位師兄求助，對方就曾經給推薦王永興的專著。

當時，他簡單翻看一下，也了解過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麽知道王永興、周一良跟陳寅恪三人的軼事。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蘇亦對於王永興教授的課程就越發的期待了。

可以說，這是他第一次正兒八經的接觸敦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