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葛兆光的《宅茲中國》，副標題就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這個副標題已經說明這本書是論述“中國”的合理性。

好端端的。

作為一個文史著名學者，為什麽要論述中國的歷史。

主要是跟晚近以來學術界就有一種觀念，以亞洲或者東亞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歷史。

為什麽要論述亞洲的整體性?

其目的就是為淡化中國的同一性，簡單來說，就是不承認中國有什麽歷史特殊性。

不僅僅從亞洲或者東亞論說，還從地方性來論說，比如曰本著名的“滿蒙回藏鮮之學”。

那麽啥叫滿蒙回藏鮮之學?

簡單的來說，這就19、20世紀之交，曰本的東洋史學逐漸成型，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之學迅速崛起。

那麽好端端的，曰本史學為什麽要來研究滿蒙回藏鮮之學?

日本的興趣從傳統漢族中國偏向所謂“滿蒙回藏鮮”的歷史地理研究，與日本政界重建國際地位和擴張領土的野心有關。

“中野正剛(耕堂)曾經明確地以《大國、大國民、大人物———滿蒙放棄論を排す》為題，以傳統中國的歷史興衰來論證日本爭霸與擴張的必要性，他說中國變弱始於秦始皇築長城自保，他認為“我國乘新興機運，漸有台灣，並朝鮮，向滿洲與蒙古發展的曙光出現，若於朝鮮國境築長城，守四方，弱士氣，這豈非亡國之兆””

“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不再把過去的清國即“中華帝國”看成是龐大的“一個”，而是借用歐洲流行的“民族國家”新觀念，把過去所謂的“中國”解釋成不同的王朝，這些王朝只是一個傳統的帝國，而實際的“中國”隻應該是以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而中國周邊的各個民族應當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體，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只是中國之外的“周邊”。”

好家夥。

一下子，就把中國周邊的眾多領土從歷史上論述成中國的周邊了，而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甚至，不認同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

在日清戰爭爆發的刺激後曰本國民對亞洲大陸越來越關心，覺得日本作為亞洲民族的自覺日益高漲，面對西洋文化，出現主張獨特的東洋文化，這使得他們對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產生了“有如國土”的感覺。

這種情況下，也刺激了曰本學術界繼續重構中國。

聽到這些，台下的學生憤慨不已。

覺得小曰本太囂張了。

甚至，還有人提問，“難道咱們中國學者就這樣任由小曰本這種解讀咱們中國的歷史?”

“只要研究歷史，就會涉及到涉及國家、民族與四裔，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術界，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章太炎、王國維，都曾注意到國家、領土與歷史的問題，道理很簡單，當大清的天朝大國的想象，在西洋和東洋列強的威脅和打擊下破滅之後，人們會開始注意到一個擁有清晰邊境和自主主權的國家的意義。”

“然而，這種情況下，為什麽中國學者並沒有在學術上進行反駁?像曰本那樣想成一種從政治到學術去重構中國的合法性呢?”

“原因很簡單，當時，大清的太亂，從當朝宰輔到士大夫學者都有各種分歧，甚至，李鴻章希望專注海防，塞防回撤並無可惜，而左宗棠則極力發對，

覺得祖宗基業不可輕言放棄。”“自動如此！”

顯然，台下的學生是認同左宗棠的做法，甚至還有人叫囂著李鴻章就是賣國賊。

嗯，學歷史的學生就是這麽可愛。

蘇亦也不矯正他們。

繼續發言。

“而晚清學界由於國家與民族認識分歧，，也分成兩派了。一派覺得以大清帝國疆域為現代中國，另一派則覺得要以長城以南漢族中國為現代中國。”

“有人延續著大清的帝國空間的政治觀念，滿蒙回藏都要屬於一個大中國。畢竟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他們試圖把原來龐大的帝國人口與空間納入一個現代國家之中。而有人則受到滿清王朝壓力下滋生的反滿情緒和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隻承認漢族所居的十九行省為中國，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宣稱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甚至覺得對於中國來說，滿洲甚至還不如曰本近。”

這種，日親滿梳的現象發展到什麽樣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滿、蒙之地統統送給日本，中國建國在長城之內(參看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並沒有實現，也表明了晚清時期，國內對“中國”認識的差異。

“然而，到了民國時期呢?中國那麽多著名的學者，就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嗎?”

“有的！”

蘇亦搖頭，“並非如此。不同學術共同體之間是有彼此較量和競爭。不僅早期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有彼此較長論短的心態，中國學者，無論是沒有出洋的陳垣，還是深受西洋學術訓練的陳寅恪、傅斯年、胡適，都有非常深的把漢學中心從法國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來的想法。”

蘇亦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麽漢學中心會在法國巴黎。

順帶跟台下眾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國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對東方學的研究。

話題再次回到民國學者對邊境的研究問題上。

“九·一八事變後，曰本關於滿洲的研究興趣大大高漲，正是在這個時候，傅斯年專門寫了一部《東北史綱》。在這部書中，他卻專門駁斥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他堅持用東北而不用滿洲，認為這是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很顯然，不僅討論東北或者滿洲，包括討論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鮮，中國和曰本學者思考立場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徑庭，這無疑告訴我們，文史研究尤其是歷史研究，不得不面對一個各自不同的學術策略與思想立場問題。”

“實際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學者關注這些問題，19世紀起國內逐漸對西北史地之學、蒙古歷史語言之學發生過關注，獲得了豐碩成就，並且促使中國傳統考據學向國際近代歷史學初步轉向。但是，真正對於中國周邊的近代性歷史地理研究，卻是稍後在歐洲和日本的東洋學，即所謂西域南海之學或滿蒙回藏鮮學的刺激下，才較明顯地發展起來的。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那個時代，一些敏感的學者們開始參與到西北地理、遼金蒙元史、域外文獻的譯讀、中亞各種宗教研究等國際性的課題中。就連後來對滿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學界，在明治時代起步時，都不得不借重中國人如張穆、何秋濤、李文田的著作。從此，這個新領域的關注空間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漢族中國，而更重要的在於所謂的西域研究了。”

“畢竟，在古代，所謂中國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種族的。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裡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另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裡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諸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市國家之通稱，凡非農耕社會，又非城市國家，則不為諸夏而為夷狄。”

錢穆先生從文化的重要性來論述中國的合理性。

這是引用。

也是蘇亦的過渡。

不管寫論文還是演講，都要有自己的觀點。

“說到，這裡，那麽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歐洲不同，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向邊緣彌漫開來的，即使不說三代，從秦漢時代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語言文字、倫理風俗和政治制度就開始把民族在這個空間中逐漸固定下來，這與歐洲認為‘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晚近的新現象’不同，因此，把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代的理論，並不符合中國歷史，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

實際上，這也不是蘇亦自己的觀點。

這是《宅茲中國》的原文。

“從這點就可以論述曰本學者所謂的滿蒙回藏鮮之學，並不合理。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華學者從地方性以及整體性來圍攻，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識相的“同一性”。”

“我們不應該從民族國家中去拯救歷史，而是要在歷史中去理解民族國家，或者說，在中國歷史中去理解中國。那麽咱們中國，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逐漸演變成為民族國家的呢?我覺得是從宋代。”

嘩！

這個說法。

跨度太大了吧?

前一分鍾還在介紹，曰本的滿蒙回藏鮮之學，下一秒就跳到了中國民族國家的起源?

“大家或許覺得奇怪，為什麽偏偏是宋代呢?”

大家確實好奇。

甚至有學生還在台下嘀咕，蘇亦是不是在討好鄧廣銘先生。

畢竟誰都知道鄧主任是宋史大佬，結果，你小子倒好，哪一個朝代都不說，就偏偏選擇宋代?

宋代就那麽特殊呢?

所以，就算蘇亦提說出來，台下也會有學生忍不住在提問。

他們都在好奇。

其實，這也不是蘇亦自己的說法。

他只是借用葛兆光教授在《宅茲中國》裡面關於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的觀點。

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

這是啥意思呢?

就是說。

宋代便可以理所當然地被看作為代表中國的近世:自宋代以降，在越來越龐大的四夷的壓迫下，漢代中國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不斷遭遇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則應勢興起，從宋到清、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國際關系已經形成。

這個時候，葛兆光教授還以詩歌史為例。

用辛棄疾、陸遊的詩歌來舉列子。

從宋代文人們詩詞中所表達的此種民族主義式的焦慮、緊張等情緒，在葛兆光教授看來，都呈現出一種歷史中國內的一個一般思想師姐，而這個新的思想世界，便標示了近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這些列子，聽起來極為荒唐。

然而，對照葛兆光教授的學術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了。

他是研究思想史啊。

而非正統的史學研究者。

思想史用詩歌來舉例子一點問題都沒有。

所以，面對台下一片嘩然的學生。

蘇亦也也給出自己的說法，“這個方面，同學們日後可以從思想史方面去理解，去解構。”

這種起源說。

並非是葛兆光先生的獨創。

甚至，在前世，就有不少的學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五個社會階級形態持反對意見。

認為，中國就存在什麽奴隸社會。

同樣的，國內的學者，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認同西方提出來的“民族國家”的概念。

“我之所以跟大家舉例宅茲中國，舉例曰本的蒙滿回藏鮮之學，跟大家簡單討論一下晚近時期關於國內學術史的發展，就是想告訴大家，未來研究歷史，是大有作為。”

後世，經常有學生陷入一種極為迷茫的狀態。

學歷史我能幹什麽?

同樣，在七八十年代也是如此。

在以全國都重理輕文的大環境之下，選擇歷史的學生，同樣也會有這樣的困惑。

他學了歷史，以後能幹什麽?

蘇亦就在這裡給他們指明一條康莊大道。

“在國家需要大家的時候，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挺身而出，貢獻我們應有的力量，同樣，現在在國際范圍內，漢學中心依舊不在咱們中國大陸，甚至，國際還有一種共識，就是東方學要去曰本，所以，如何把漢學中心拿回咱們中國，就靠在座的諸位了，作為咱們北大的學子，應當有這種引流國際學術風向的霸氣，我與諸君共勉。”

然而，事情到了這裡就結束了嗎?

並沒有。

葛兆光《宅茲中國》只是告訴大家中國是怎麽來的。

蘇亦的發言這是告訴大家我們要去如何維護中國的合理性。

但這一切都距離大家太遙遠了。

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們應該怎麽學好歷史。

於是，蘇亦說了那麽多，跑題了大半個小時，終於回歸了正題《我們該如何學習歷史》。

於是蘇亦跟他們說了巫師，說了史官。說了修史傳統的根源是天人合一的觀念

“《貳臣傳》，把誰記錄在裡面呢?明朝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只要是投降清朝的，原來明朝的官統統放到“貳臣傳”，讓後人知道這些人是叛變自己的主人，投奔大清的。這些人大清也承認他們的功勞，但是現在天下穩定了，要否定他們才更加有利於穩定。從傳統價值觀念講背叛自己的祖國和組織，投降敵人，這是要否定的。相反，把曾經抵抗過清朝，無論是被殺的、自殺的，只要是明朝的官員，統統列進《忠臣傳》。不僅在中央朝廷這樣做，還下命令全國各地在編修方志的時候，凡是當年抵抗大軍而死的， 明朝時候有官職的，一律進《忠臣傳》，女人進《節婦傳》。維護傳統的價值觀念，教育大家忠於現在的皇帝，告訴他們像明朝那些投降的人雖然給大清立了功，但是從長遠來看他們不忠於原來的皇帝，這是一個否定。特別是對基層，我們知道中國的基層傳統文化、社會秩序，主要是靠一批鄉紳、一批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維護的，清朝入關遇到激烈的反抗，嘉定、揚州，甚至幾次被屠城，地方上那些正經的鄉紳、知識分子，幾乎都被殺了，家也都被毀了，那麽這個基層社會靠誰來維護呢?往往就是那些地痞流氓。現在宣布這些人是忠臣烈士，那麽整個縣到基層，原來的那些鄉紳、那些家族、地方上的知識分子，以及由他們傳承的孔孟之道的價值觀念得到恢復和維護。”

同樣，這裡面的內容，也不是蘇亦的獨創。

他只是引用了複旦大學葛劍雄的說法。

所以，他今天上下兩部分的發言，都是引用了複旦“雙葛”的言論。

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就是歷史的知識的搬運工。

然而，兩位大佬的學術思想拿過來應對台下這幫初學者，足夠了。

不僅如此，他今天的發言也給了台下諸位北大師長吃驚不已。

誰也沒想到他一個考古學研究生會跑去研究這些晚近的學術史。

從何尊銘文到滿蒙回藏鮮之學，這中間的跨度也太大了。

然而，也因為這次的發言，讓他在整個北大歷史系徹底出名了。

北大歷史系小師兄的光芒，再怎麽樣的低調都沒法掩蓋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