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蘇亦在新生見面會的發言，除了讓他在歷史系一眾師生面前大大的露臉之後，也給北大歷史系的諸位師長留下一個印象，就是他所學駁雜。

所學駁雜，就意味著涉獵廣泛，不好的一點，就是往往點到即止，不成系統。

然而，不管怎麽說，他在新生見面會的發言都得到了積極的肯定，就連鄧廣銘先生也覺得他的講的好。

關於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的觀點，切入點尤為新穎，還鼓勵他繼續深入研究，最好能夠寫成系統的論文。

蘇秉琦先生給予肯定，說他的發言即從考古學角度出發，也不忘梳理歷史，兼得得當，把北大考古研究生的風采體現得淋漓盡致。

顯然，蘇秉琦先生對於他能在全系上露臉，還是很高興的。

然而，全程黑臉的人，就是宿白先生了。

當晚，就直接把他喊到朗潤園的家中，一通數落，整個過程持續了快有一個小時。

讓陪同的許婉韻、姚華山、馬世昌三人，也跟著遭殃。

用許婉韻的話來說，就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宿白先生為什麽數落他?

最大的原因還是他所學駁雜。

“樹有枯死日，人有力窮時。你一生所學駁雜，最終的可能性就是耗費你畢生的心血，卻仍舊在所學領域難有建樹。”

“對於考古來說，你才初窺門徑，直接考取研究生已是拔苗助長，然而，這個時候，你已經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晚近時期學術史的研究，甚至還涉獵思想史，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所學的是考古學?你是不是忘了你讀我宿季庚的研究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未來所學的是佛教考古了?”

一連串的質問，讓蘇亦啞口無言。

他總不能說自己前世研究的方向就是考古學術史以及大眾考古吧?

或者跟宿先生解釋，《宅茲中國》不是我的學術思想是他照搬葛兆光教授的學術成果?

這些都不能說，隻好乖乖挨訓。

然而，宿先生訓著訓著，就有人偷笑起來了，是許婉韻，這大姐看著蘇亦頂著一張苦瓜臉，宛如小學生站在牆角乖乖認錯的模樣，忍俊不禁，笑出聲來了。

讓宿白先生好不容易醞釀出來的嚴肅氣氛消散一空。

槍打出頭鳥，這個時候，許婉韻露頭了，只能分擔活力了。

果然，宿先生瞪她了一眼，就開始數落，“笑什麽笑，有什麽好笑呢，你還不如意這小子呢，他好歹參與完成了一部發掘報告，你呢?這段時間，連我交給你的讀書報告都沒完成，還好意思笑。”

許婉韻一糗，糯糯說，“前段時間要交接工作，耽擱了，老師，我會盡量完成這事的。”

宿先生哼了一聲，不理會許婉韻，繼續調轉活力，“某些人自覺天資聰慧，啥都想學，難不成你還想自比援庵先生?如果你想要在史學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話，不應該拜入我的宿季庚的門下，而是應該拜入恭三先生的門下。這樣一來，你可以繼續研究你的民族國家宋代生成說了。”

這個時候，蘇亦哪裡還敢說話。

不過最後這句話，怎麽感覺有點不對勁啊?

難不成宿先生吃醋了?

應該是自己想多了。

季庚，是宿白先生的字，所以，宿先生經常會自稱宿季庚。

然而，他剛才提到的援庵先生，則是陳垣先生。

學的歷史的，對陳垣應該不會陌生。

陳垣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在史學界二陳的成就之高，讓後輩望塵莫及。

同樣，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陳垣有多牛?

牛到偉人都稱他是國寶。

其史學成就碩果累累，沾被(蒙受，還指滋潤庇蔭)後學良多。其於宗教史、元史、醫學史、目錄學、年代學、校勘學、進偉學、史源學、敦煌學諸史學領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啟後和重大的開拓、莫基意義，深得海內外學界推重。

尤其是宗教史，被後人稱為空前成就。

陳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同時他也拓寬並鋪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後人能在這條道路，以便後人繼續向前馳騁，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實在是有著繼往開來之功的。

至於醫學史，他更有拓荒創新之舉，陳因為早年陳垣還是一位近代醫學事業的推動者。1908年他與友人合作創辦了光華醫學校，這是當時國人最早創建的私立醫校。同時，又先後與友人編輯《醫學衛生報》和《光華醫事衛生雜志》等刊物，他亦為主要撰稿人。

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元史三方面細致論說陳氏的史學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陳寅恪高度評價陳垣在中國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創之功，稱“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之著述始”。陳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書”，不僅涉及基督教、***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還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為中國宗教史相關領域的開山之作。概言之，陳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個特點:一是注重擴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銘、政書、地方志無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與世俗之間的關系以及闡明宗教盛衰與政治的關系(如對摩尼教、也裡可溫教興衰的考證);三是探索宗教文化傳播的過程，考察宗教傳播與相應文化擴散的情形;四是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褒貶是非，結合現實，考證史實，得出相應的歷史認識。

“宗教三書”書影在歷史文獻學方面，陳垣將古人零散的考據手段，以科學方法歸納出義例和理論，使其成為可供傳授和發展的各門專學。如其目錄學代表作《四庫書目考異》《敦煌劫余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年代學經典著作《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避諱學傑作《史諱舉例》、校勘學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以及史源學代表性研究《陳垣史源學雜文》等書，尤其是他系統總結避諱學和史源學的理論，提出校勘四法(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學，為後人指明了治學門徑。

陳垣先生的史學成就之高，就連蘇亦這樣的後輩都要仰望。

所以多年以後，宿白先生都在感慨，世間也難有二陳這樣的人。

好端端的為什麽要說蘇亦要自比陳垣先生?

那是因為陳垣也是廣東新會人。

好巧，就是蘇亦的老鄉。

同樣是新會人，他並沒有梁啟超出名，完全是因為他不參與政治，隻專注學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調整，輔仁大學並入北師大以後，因為陳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擔任北師大的校長。

陳垣先生這樣的人，千年一遇有點誇張，但百年一遇卻毫不誇張。

蘇亦哪有這樣的底氣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陳垣更多是對他的揶揄，也算是另類的告誡了。

“學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蘇亦勇於認錯。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說不定為師還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實實，專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過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已經緩和了不說。

蘇亦多少理解，宿先生為何對他生那麽大的氣。

估計是恨鐵不成鋼。

又擔心他浪費自己的天賦吧。

擔心他在其他史學領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終本末倒置，忘他學的是考古，甚至還要繼承他的衣缽研究佛教考古。

畢竟，蘇亦他們這一屆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義招入北大的。

作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連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後恐怕要逐出師門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們到家中做客，絕對不是為了呵斥蘇亦那麽簡單，如果僅僅如此，也不需要讓馬世昌他們仨人陪同了。

他讓蘇亦四人過來家中做客，除了勸誡之外，更多的是傳道受業解惑。

研究生的培養跟本科生的培養最終不一樣，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樣老老實實地去課堂上課，被動的接受知識，更多是主動的去學習自己的所研究的領域。

而導師更多是指引方向。

蘇亦他們這一屆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養他們的時候，就要花費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這種還是精英式的培養。

跟蘇亦前世在雲大讀書的大班培養還不太一樣。

當時，他們專業就是四十多人，經常會有大班上課，尤其是研一的時候，公開課程一大堆。

從某種意義來說跟本科生沒啥兩樣。

當然，具體到學術導師，一屆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個人。

像中文系王瑤先生一樣一年招收七個研究生的狀況，基本上沒有。

不過這種情況雖然誇張，但這七個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瑤先生全部指導，還需要配上副導師。

而且中文系哪些沒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師，肯定都參與指導培養，畢竟這些都是寶貝。

那麽在學生剛入門的時候，導師應該怎麽指導的啊?

當然就是列書單了。

先讓學生去讀書，然後寫讀書報告。

考古專業的研究生應該讀書呢?

考古報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還要讀大量的文獻。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種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讀。

不過在研一階段，卻並沒有那麽苛刻。

尤其是典籍這部分，肯定是漢文典籍為主。

這個階段要讀的書，自然自家導數列出來的書單，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導數翻閱過認為有啟迪意義的書籍。

在這個方面，就是導師的作用。

引領入門，然後指正錯誤，最後培養學生獨立科研學術之路。

後世，有學者吐槽現在的學生過分聽話，導師讓幹嘛就幹嘛，沒有一點自主學習探索之精神。

這種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許合適，畢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導師偏離的話，或者說研究的方向更加細分不是導師關注的方向，那麽反過來引領導師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碩士研究生，則沒有這個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時間去專研自己的學術領域。

比如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論對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讀研的時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這種情況下，宿白先生最為放心的也就是馬世昌。

所以他跟馬世昌開的書單跟別人的不一樣，更多是鼓勵他學習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漢學著作。

比如之前蘇亦提過的伯希和，他雖然從中國西域獲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畫運回巴黎，但他在東方學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國際上譽為傑出的東方學者。

這個時候，蘇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僅懂日文，原來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當不俗的。

這一點，等他離開朗潤園，馬世昌才順勢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學經歷。

出了朗潤園，馬世昌安慰蘇亦，“宿先生，剛才的話，你不要介意，實際上，宿先生是擔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彎路，才告誡你要收心，但實際上，宿先生並非反對學生涉及廣泛的。”

蘇亦望向馬世昌，有所懷疑。

馬世昌笑，“這是真話，宿先生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宿先生興趣廣泛，涉獵學科頗多，先後從諸多先生受教。”

許婉韻嬌笑，“這點，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愛好繁雜，喜歡史學，文獻，考古，甚至還有美術。”

姚華山也說，“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私底下討論的時候，覺得小師弟你最能繼承宿先生全部衣缽，因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蘇亦聽到，怎麽感覺這不是啥好話啊?

他隨孫作雲(雨庵)學習中國古代神話及民俗學和楚辭等，在孫雨庵先生影響下撰寫了若乾相關文章;從容庚(希白)學習歷史、古文字、金石學、卜辭研究和書法篆刻等，對容希白先生所授諸課興趣頗濃;跟壽石工(務熹)學習篆刻，《宿白印譜》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馮承鈞(子衡)學習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頗得馮子衡先生賞識。為了學習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學專門學習法文一年，後來撰寫文章所征引喜龍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從向達(覺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學。為此經太先生向覺明教授薦引，專門跟從董希文先生學習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應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講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學”，隨堂所畫示意圖，連當時聽講的敦煌畫家都說宿先生所畫既準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棲霞山考察時，宿先生近八十高齡還與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畫蕭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建築史”，宿先生前往旁聽，隨之對中國古代建築產生了興趣。不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的中國古代建築，是“專為學考古的同學開設的”，不同於一般的中國古代建築史。1946年10月，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援庵)和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裡(斐雲)分別被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名譽教授和兼任講師，宿先生隨陳援庵先生學習史源學，尤其佛籍目錄，後來為我們開設《漢文佛籍目錄》時， 明確提出:“要初步解決兩個實際問題，一、如何檢查漢文佛籍?二、漢文佛籍對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趙斐雲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等課，期間受聘北京大學圖書館指導近代藏書家李盛鐸舊藏的編目工作。1940年，李盛鐸(號木斎)氏木犀軒的藏書9087種售予北京大學，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強，純版本性質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歷代流傳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時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來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寫本和朝鮮古刻本等。宿先生從趙斐雲先生學習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因當時先生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便“從趙斐雲先生整理李氏書”。1946年，名望甚高的湯用彤(錫予)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學院院長，在北大開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晉玄學”等課，宿先生從湯錫予學習佛教史、魏晉玄學等，與湯先生過從甚密。湯錫予先生自西南聯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時，原想做《十六國春秋》輯校，但湯先生認為沒有太大意義，後來改撰《麈尾考》，不過此文謄抄後一直沒有發表。讀研究生期間，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為講師，湯錫予對宿先生說:你現在已經是講師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歷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