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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國的單位離他家直線距離不超過800米，步行回家用不了10分鍾。當初買這個房子就是圖方便，隨時能回家，結果現在五點半下班，往往也要六點多才到家。不是因為單位加班多。他家樓下有個院子，物業不愛打理，瘋長到快一人高灌木綠化帶裡，有紅色和藍色的健身器材，油漆剝落的地方爬上鏽跡。以前這裡是一塊沙地，如今凋敝許久了，地上已沒有沙只有泥。夏天裡黃的是屎、綠的是草，冬天則黃色的是草、綠的是屎，除了狗只有他來。下班後他就坐在那台蹲力器上，點上幾根煙，等到妻子催的時候再慢吞吞起身上樓。他點的煙是3塊錢1包的大豐收，本地牌子，燥得很，抽多了頭還容易疼，所以怎麽抽都不心疼。他就把煙夾在手裡，讓它靜靜地燃著，在煙霧繚繞中，思考一些荒誕的事情，這樣3根煙就能坐很久。抽完的煙屁股往旁邊鏽蝕的鐵柱上一戳，就吸上去了，長此以往，這根柱子變得像條劍龍，背上長滿密密麻麻的煙屁股。

　最後妻子總是會打電話過來:你怎麽還沒回來?又加班?天天加班?要不我跟你領導反映反映，叫他不要趁著下班安排事情?夠了，我不想聽你解釋。快回來快回來快回來，菜都涼了……他就慢慢起身，朝家裡走去。有時候妻子沒有打電話過來，他反而因為貪圖一時清靜，更加不想回去。

　結婚3年，他們沒有孩子。他不想要孩子，但是她喜歡。對別人家的孩子，有時候她會看著歡喜很久。他們的分歧不止這一件，包括吃不吃香菜，上廁所後馬桶蓋怎麽放，衣櫃多久整理一次。這些事情多起來後，生活開始變得乏味。

　吃完飯後，他會坐在床上看書。福克納、馬爾克斯、加繆，以及一切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或者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妻子在一旁疊衣服，把它們放在他腳邊，然後說:

　“我真的好累。每天開火，做飯，還要洗衣服，每天還要去店裡，我真的很累。”

　他的手指凝固在書頁上，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

　“你可以把店裡的工作辭了，錢不多，還累人。”

　過了很久他才說出這句話。實際上他已經說過無數次這句了，剛才那句話他的妻子也無數次對他說了，連接下來她會怎麽回答，他都心知肚明，那就是:

　“我不去上班哪有那麽多錢啊?”

　工資每個月3000多，加上妻子不穩定的收入，在這個小城市過得下去，但在妻子的計劃裡，他們明年會有一個孩子。有了這個孩子後，他們會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支出。

　比如說“生孩子那幾個月不能再去店裡了，這就少賺好幾千”，接著就是“生孩子疼，我想剖腹產，剖腹產又貴，產後還要護理，也是一大筆錢”，再然後“我可不想你媽來照顧我坐月子，會得產後抑鬱，去月子會所，那也是好幾萬……”“還有孩子的奶粉錢，衣服，鞋子，紙尿褲……”“我要是去上班，就得老人幫忙帶，也得給點兒吧?總不能白讓他們帶……”“大點兒了還要上幼兒園，沒準還會生病……”“過年得給老師紅包吧?得上輔導班吧?我想讓他學鋼琴……”總之這個不存在的孩子還沒有來到世界上，就已經給他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妻子構思這個孩子已經很久了，久到這個孩子的容貌，五官哪裡像誰，都已明確。無數個日月裡妻子和他講述這個孩子是怎樣的一個生物，如果有人問你們的孩子長啥樣?夫妻倆都能把這個孩子畫給他看。這個孩子是如此的具有實在感，以至於他覺得，如果不讓他出生，近似於一種謀殺。

　“你老是回家就躺著，也不幫我分擔點，就你那些工資哪夠啊?”

　妻子還在絮絮叨叨，講的話前言不搭後語。她越是這樣，他就越累，越想躺著。

　他想說:“我在寫小說，能賺不少稿費。”但是他沒有說，因為這句話也已經在無數個日日夜夜裡重複過很多遍。他甚至知道他這樣說過後，妻子會把兩手一攤，然後問:“那稿費呢?”這筆稿費就跟那個孩子一樣，都是不存在的，是虛構的產物，他自然什麽也拿不出來。

　作為一個作家，在想象力這方面他反而不及妻子。他無法告訴妻子，這是怎樣一筆稿費:它會被小心地裝在一個白色信封裡，掂在手裡有種令人舒服的厚實感，騎著自行車的郵差把它送來，用裁紙刀割開信封後，一張藍色的小票掉出來，上面用藍色的黑體字寫著“稿費收據”;或者在接到一個電話後，他騎著電動車駛過那條鋪滿樟葉的小路，來到銀行，他把銀行卡塞到機器裡，用顫抖的手輸入密碼，輸錯了兩次，第三次成功了，他看到銀行卡裡的數字莫名地變多了一些，多出來的這些就是那筆稿費;或者是在某個清晨，他的手機響起“叮”的一聲，消息框上用獨特的字體寫著“你有一筆款項入帳”，打開軟件後，他興奮地看到一個官方模樣的付款方名稱，後面跟著一大串未知意義的數字，在最上方有著醒目的數字。這三種方式都有可能。也有可能還有第四種方式。但是他不能說。因為他從來沒有收到過稿費，在對妻子敘述這件事時，不夠斬釘截鐵，反而讓妻子加深了懷疑。

　在最早的時候，寫作本身對於他來說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不知不覺間，最要緊的事變成了趕緊入帳一筆稿費，以向妻子證明自己的能力。他特地去搜索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600多萬人民幣，世界上沒有比這個更高的稿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年都要頒發一次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次，那麽，如果他活到80歲，那就還有50多次機會去獲得它。這是怎樣激蕩的50次機會啊，不管是寫下來還是拍成電影，都會成為一部史詩。

　他開始全方位攻讀諾貝爾獎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然後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他讀福克納的時候，文風就像福克納，場景不斷切換，人物的視點遊移，每個人都仿佛精神病一般囈語，不知所雲;讀加繆的時候，寫的東西又像加繆，筆下每個人都成為了孤獨的、冰冷的城堡;讀馬爾克斯的時候，他又如同置身南美，紙張和墨水間升騰起南半球雨林間才有的熱氣。他覺得他以靈魂觸碰到這些閃閃發光的偉大靈魂，諾貝爾文學獎不再是鏡花水月。

　不過在他拿到那600萬之前，他需要更快速的方法去證明自己。那就是給雜志投稿。在嘗試了五六次後，寄去的小說杳如黃鶴，沒有半分音信，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興奮變成了惶恐，最後喪失了自信，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寫作的料。

　王利國的辦公桌正對著門，這個位置是他特地挑的，這樣他就可以在有人造訪時，第一時間把正在寫的小說文檔隱藏起來，並打開一個網頁假裝看新聞。他的工作不多，有電話的時候接電話，沒電話的時候就寫小說，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事情做。單位裡沒人知道他在寫小說，他很早不知從哪裡讀到過一句話:不要告訴別人你的理想，不要給人嘲笑你的機會。在他們這裡，努力本身是一件可笑的事，特別是在沒有得到回報的時候。

　但這種謹慎也有代價。他已經一年沒有在外面吃飯了。他們中年人，娛樂就是吃飯喝酒。在觥籌交錯、唇槍舌劍之間，他的同事們總是能獲得某種成就感，他並不能理解。一開始別人請他去，他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後來別人就不叫他了。多年來，有些人神奇的解決了編制問題，有人承包到了連鎖快餐店，這些跟酒桌上那些話不無關系。他知道，很多機會在這些拒絕中擦肩而過了。但他不在乎，至少他還有50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

　他本來也不愛說話。有時候，他覺得自己是把刀，讓他加入庸常的生活對話，就好像把刀放在豆腐上，刀身穿過豆腐時，豆腐連呻吟都來不及發出。在他寫作時，同事們經常溜達過來，在他的辦公室裡走來走去，提著褲腰帶，大聲談論股票、豬肉、發工資的日子，還有前天在藥監局頂層跳樓的女人。這些事情近得不至於產生詩意，遠得也不足以讓人產生切身感，這令他不舒服。在寫作之外努力思考接茬的方式，就好像為了一件並不重要的商品，特地跑去1公裡外的商店。可疑的是他的同事總是知道這樣的事情，他懷疑他們是某種新聞媒介的工作人員，負責把這些軼聞傳播到社會的最末端，頻繁且高效。

　他其實明白，只需要適時地拋出自己的觀點，盡量淺顯曉暢、流於表面，還可以加上一些語氣詞，去疑問，去反問，跟著他們的話題走，日常交流並不是那麽困難的事情。但他總是會說出一些總結性的話，讓話題戛然而止，沒有人可以順著他的話繼續往下說，如果有，那也十有八九是因為沒聽懂。但他就是控制不住去說這些話，因為他已經想到了。想到了而刻意不去說，會讓他惡心。他覺得自己是把刀，不需要任何廚子或者屠夫，僅僅依靠自身的重量，就可以把豆腐切開，他的人際關系也如此這般被切開了。其實他可以和緩一些，不把鋒利露出來，可是那就不是刀子了。他想。刀子存在的意義就是切割，不管是切割什麽。

　妻子的手被菜刀割破了。

　掛了電話，王利國扔掉煙頭趕回家，到家的時候，妻子已經自己包扎好了手，擺好了碗筷等他吃飯，沒吃幾口，眼淚就流了下來。

　“今天身體不舒服，沒去店裡幫忙，想休息一下，一天哪裡都沒去，就在家做衛生，越做事越多，越做越多，上個月買回來那個柚子，叫你先放在桌上，你就真的隻放在桌上，都爛掉了，你也從來不收，是不是如果我不做，那個柚子就一輩子都在那兒?我好累啊，我每天打兩份工，還要做家務，手指割傷了，家裡就我一個人，誰也指望不上，別的事你也指望不上，我真的不想再過這種生活……要是我沒跟你結婚，是不是就不會過這樣的生活了?”

　他不知道怎麽安慰妻子，她就是一直哭。所有溫暖的話，在他們結婚的前3年， 都已經全部說完了。辯解的話也沒有說的必要。妻子說的是事實，但僅僅是站在她角度上感性的真實，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事情未必是這樣。但每當他想到一個反駁的理由，她總能想到三個，他從來說不過她。他很想讓她換位思考一下，但每次這樣嘗試，總能激起她更多怨言，最後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女人要是懂得換位思考，那就不是女人了。

　他大學時曾經是校辯論隊的隊長，他曾以為說服力的根源是口才，後來認為是思想。思想曾助他在辯論席上無往不利，但後來他發現都不對，他意識到思想和精神是有極限的，這極限遠比物質的極限要低得多，在思想可以觸及的地方，物質早已在那裡插旗佔地。最後，他給妻子轉帳了500塊錢。

　妻子本來坐在沙發背對著他，掏出手機看了看，抹了抹眼淚，過了會兒，噙著淚轉過身問，你給我轉錢幹什麽?

　王利國說，這我稿費，今天投稿過了，給我打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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