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簡單來說，就是從事農業生產者聚居的地方，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是大多數人躲不掉也避不開的標簽，同時也給不少人留下了“窮”的烙印，但這也是事實。

　　根據網上數據顯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總人口約11.43億人，農村人口約8.41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約73.58%，由此數據可知我國人口絕大多數都生活在農村。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發政策，我國對內改革便先從農村開始。拉開對內改革的大幕便是“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大包乾”制度。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的“春風”已拂去十余年，雖春風過處留有余香、福澤萬民，但也同樣任重而道遠。

　　1994年夏，我出生於一個普通農村家庭。我對出生時的場景肯定是沒有記憶的，相信每個人也不例外。但我回老家會聽到有人笑談我出生時的故事，當然我媽是最清楚的，只不過她很少提起。我的出生在當時看來有些與眾不同，至少以當時村裡人接受科學的程度來說是不尋常的。

　　我出生是在農歷七月，村裡沒有專職接生的人，為我媽接生的是村裡的一個女人，那時的她還是中年，但輩分跟我爺爺同輩兒，我得喊她“婆”或者“妭【bá】”，她家就緊鄰在我家後面。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正值水稻收割時節，我爸和幾個村裡的男人在我家的稻田裡收割水稻，而我媽懷著我請了三個村裡的婦女一起在灶房裡忙著準備飯菜，她們就住在我家附近，鄰裡關系也不錯。那時候不管是乾農活兒還是忙家務，忙不過來的情況下都會請鄰居幫忙，算是互幫互助，也算一份人情是要還的。

　　就當時村裡的經濟條件而言，臨到預產期的孕婦是不會去醫院等著妊娠的，都是在家待產，待在家裡的人總是閑不住的，即使挺著大肚子也會幫忙做一些輕活兒，或是洗洗菜，或是燒燒火，或是擺擺碗。我是在這種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出生的。

　　在灶房忙活兒的婦女，一個人站在木桌邊低著頭在切菜板上的臘肉，時不時撥弄著那幾根散落而下擋在眼前的頭髮，時不時用手背擦著額頭的汗水。一個人蹲在水缸邊盯著菜盆裡的菜一邊摘一邊洗。還有一個人在鍋裡拍打著筲箕，剛把煮熟的米飯倒進甑子。而我媽彎著腰在灶孔前添著柴生火，她們一邊忙著手裡的活兒一邊擺著“龍門陣”，說話聲和歡笑聲充斥著整個灶房，無不其樂融融。

　　突然我媽感覺到身體不適，臉上還露出了一副難受的表情，用手捂著肚子。最先發現的是那個在鍋裡忙活的女人，她帶著肯定的口吻懷疑的說:“你怕是要生咯”。

　　聽到這話，那個切菜的女人也連忙抬起了頭看向我媽，補了一句:“看樣子是要生了”。那個洗菜的女人放下了手裡的菜也站了起來。

　　看到我媽痛到慘敗的臉色，她們顯得有些驚慌失措，但那個在鍋裡忙活的女人立馬應變了起來:“你們兩個把她扶到屋頭去躺起，我去喊下滿婆”。

　　村裡人習慣對兄弟姐妹中年紀最小的稱呼加個“滿”字，她丈夫是他們家年紀最小的，跟我平輩兒的人都叫她“滿婆”，她有一米六高，還很瘦，面容慈祥，臉上有些癬狀的斑點。以前她給村裡的婦女接過生，多少有些經驗，而且她也是那種樂於助人的女人，給村裡人的印象都還不錯。

　　那個應變的女人年紀稍大些，經歷也要豐富一些，也算是灶房裡的主事，她放下手裡的筲箕大步走出房門，沿著灶房背後的石板路朝著滿婆家趕，而另外兩個女人就扶著我媽進屋躺上了床。

　　不到一分鍾，那女人就來到了滿婆家的院壩邊，遠遠地看到滿婆坐在房門外的小板凳上，端著碗正在吧唧著嘴慢悠悠的吃著飯，滿婆也遠遠地看見那女人，還客氣的問候一句:“大妹子，來吃飯”。

　　那女人喘著緩氣並沒有回答，只是以十萬火急的語氣說了一句:“滿婆，你快來看一哈，秀芝妹怕是要生了”。她口中的秀芝妹就是我媽，村裡的長輩和跟我爸平輩兒但又比我爸年紀大的人都是那樣稱呼我媽的。

　　滿婆聽到這話，立馬哽噎著吞了嘴裡的飯菜說:“你們先把她弄到床上躺起，我馬上下來”。那女人聽完就立馬掉頭回我家了，她也快速起身進屋放下手裡的碗，邁著緊促的步伐也緊隨其後去了我家。

　　她來到床前，看到我媽已經躺在了床上，便開始安撫起來。同時她還吩咐其中一個女人去通知我爸，讓另外兩個女人幫忙準備接生的東西:熱水，毛巾，剪刀，煤油燈，床單。她是有接生經驗的人，掌握妊娠使勁兒的節奏，時不時用濕熱毛巾幫我媽擦擦汗，還不忘說一些安撫的話，一邊說著，一邊鋪好床單，一邊點燃煤油燈，拿著剪刀在火焰上來回晃蕩幾下。最後我媽使出九牛二虎治理，在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喊聲中生出了我。她拿著那把經過高溫消過毒的剪刀剪斷了臍帶，做了一番處理後，就把我抱起放在了床單上。

　　那種生孩子的喊聲往往會引來一群年幼的孩子，或許他們年紀並不小，但由於他們年少無知而對那種聲音充滿好奇。我媽生我的時候，窗外站了幾個偷看的孩子，但他們的身高不夠，只能墊著腳尖努力地把頭抬起，才能勉強把眼睛墊到窗邊，透過那張已經破掉的窗紙縫裡瞄向屋內，閉著一隻眼，用另外那隻睜開的眼睛窺視著屋裡的情況。

　　我雖然出生了，但還被胎膜包裹著，透過胎膜是看不清性別的。生活常識也告訴人們，人在出生的第一時間都會哭，而我卻沒有。

　　剛出生的我是沒有哭聲的，按理說接生的人應該有些驚慌，可她卻沒有，她好像見慣了一樣，擦了擦胎膜上殘留的血跡，她又拿起那把剪刀，把刀尖放在煤油燈的火焰上停留幾秒消消毒，然後用刀尖戳著胎膜，胎膜被戳破以後瞬間就被撕開，而後才傳來了我的哭聲。

　　哭聲，只有剛出生的嬰兒發出的才最為動聽。如同細雨般輕柔，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奇跡和希望。如同微弱而短促的旋律，稚嫩而純粹。就像一段美妙的交響樂，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多彩與和諧。

　　接著，滿婆在床單上翻滾我的身體，把我全身摸了個遍，為了檢查我的身體有沒有什麽殘缺，當然也少不了會關注性別，確認下是男是女，好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爸。

　　而我爸已經接到通知放下了手裡的農活兒回了家，站在門外焦急的等著我的出生。滿婆走出房門看到我爸同他說了一句:“華安，你家生了個毛”。村裡人習慣把兒子稱作“毛”，把女兒稱作“姑娘”。我爸是一個內向且不愛說話的人，他並沒有回答，只是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接生主要是滿婆的事兒，那幾個女人只是打打下手，空閑之時，她們還得繼續在灶房裡忙活。我出生完事兒以後，飯菜也做好了，在地裡幫忙乾活兒的男人也擔著稻谷回來了，大家圍坐在一起準備吃飯。我爸還叫住滿婆一起吃，可她拒絕了，她是正在吃飯被叫下來接生的，她碗裡的飯都還沒吃完呢。她還是回家了，不過離開之前，她還好心囑咐我爸，在月子期間如何照顧我媽，吃什麽禁什麽都說了一遍，也不知道我爸記住了多少，反正他是第一次當爸。說完她便走出了房門。

　　那天的飯桌上人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除了有稻谷秋收的喜悅之外，還有我出生的意外之喜，算是雙喜臨門吧。

　　長大以後，每當聽到他們聊起這個故事，我都是尷尬的一笑而過。雖然我是當事人，但初到世間必不記事，等同於並非親身經歷，我並沒有太多的感觸，只是那事兒成了老一輩人茶余飯後的談資。

　　在他們眼裡，如今的我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也算是不負眾望，他們也就順坡下驢，聲稱從我與眾不同的出生就看出了我長大以後是個有出息的人。但我很清楚，科學是對我出生最好的解釋，我也並未在意。

　　出生後不久，我爺爺給我取了名字，他對黃歷頗有研究，對五行八卦也略知一二，也許這是老一輩人的一技之長吧。起初給我取的名字裡沒有我們家族的字輩，所以後來改掉了，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改的，我媽也不記得了，我隻記得從我上學開始，一直都是用的現在這個名字。

　　我不記得我入學那年是幾歲，聽我媽說是2000年，我正好年滿六歲。那時候學前教育還沒有普及，入學接受的便是小學教育，所以入學年齡最小也得年滿六歲才行，不知道這是硬性規定還是一種約定俗成，總之未滿六歲是沒有資格接受教育的。

　　我對我出生的月份感到無比慶幸，我翻看手機上的日歷查詢到2000年的農歷七月二十一日正好是公歷8月20日，正好趕上那一年的開學季。以前，每年的開學時間總是固定的，上半年是在公歷3月1日，下半年是在公歷9月1日。我為什麽要特意提到這個時間，因為如果在開學時間前沒有達到入學年齡是沒有資格進入學堂的，直到今天，這樣的硬性規定也還在，而我妻子就是這種規定的受害者。

　　我妻子是1992年農歷八月二十六日出生的，算起來她大我近兩歲，但她卻跟我是同一屆學生，當時我並沒有深究原因，後來我也查了日歷，她出生那天是公歷9月22日，在她年滿六歲之時已經過了開學時間，所以就只能等到第二年的9月1日才能入學，而那時候她已經年滿近七歲了，不過即使這樣她也應該比我大一屆才對，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在小學三年級還留過級。

　　以前上學，留級是常態，大多都是學習能力跟不上而不得不留級，當年的智力發育不夠就只能留在原年級繼續學習等到智力發育，就算“趕鴨子上架”式的勉強升級也難免會有拔苗助長的嫌疑，我不知道留級生在以前的老師眼裡是一個什麽樣的角色，或許是“恨鐵不成鋼”的焦慮和不滿，也或許是一種斂財獲利的工具。

　　在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全免”的制度還未推廣普及之前，人們上學都是要交學雜費的，而留級就會面臨多交一年甚至幾年學雜費的問題，這對學校而言無疑是一筆經濟收入，雖然一個人交的費用不多，但留級的學生多了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對本就已經一貧如洗的農村家庭而言，一個人的學雜費也都是庚癸頻呼才勉強能夠湊足，有的家庭還會有幾個孩子同時在上學，更是有些捉襟見肘。有的人臨近開學的時候才現做打算，或是賤賣家當，或是變賣收成，或是向人乞借，總之送孩子上學是頭等大事，是他們任勞任怨不遺余力都要做的事，他們吃過太多文化的虧，也深知教育的意義，他們堅信讀書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出生的時候，村裡有一座祠堂，打我記事起，那裡並沒有供奉神仙或者祖宗靈位，也沒有祭祀的桌椅和貢品，我還特意問過，那房子為什麽叫祠堂，沒有人能夠道出原由。後來那裡成了學校，成了村裡人接受啟蒙教育的地方，不知道從何時起變成學校的，從我爸那一輩人就已經在這裡念書了，那時的教書先生是村裡推選的人擔任的，有點文化但不多，至於課本、教具、教師工資等費用也是村裡自籌解決的，那時候還不叫學校，叫私塾，除了教書先生和費用都是自行解決以外，也沒有得到教育部門的批準，算是私設學堂。

　　村裡人很明白教育不能丟，只有教育才能使人從善;只有教育才能走出大山;只有教育才能開拓眼界。

　　祠堂被辦成學堂以後，給紅山村和鄰村都帶來了希望，猶如星星之火一樣悄悄的燃燒，許多鄰村的孩子慕名而來，從那裡走出去的人也不在少數，學堂也換了幾任教書先生。

　　學堂大門口正前方有一塊空地，像村裡人居住的房子前面那塊院壩一樣，地上長滿了草，整塊都是小草獨有的綠，同山坡上的草坪沒什麽兩樣，課間休息的學生都在這塊空地玩耍，勉強可以說它是一個“操場”吧。在從操場進入祠堂大門的地方還設置了三級石台階，那方寸之地的石色為操場增添了一縷白。操場外邊有兩道高坎兒，一道在大門正前方，長度與祠堂開間同長，坎的長度便是操場的長度，高約兩米，坎下是莊稼地。另一道在出大門的左前方，高約五米，坎的長度便是操場的寬度。操場也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搭著旗台、立著旗杆，光禿禿的，什麽也沒有。

　　學堂背後也是一塊莊稼地，莊稼地旁邊有一個用土坯壘起來的茅草棚，面積大約五平米左右，這是老師和學生上廁所的地方，裡面挖了一個方方正正的大坑，坑上沒有搭鋪木板，上廁所是直接蹲在坑邊解決，茅草棚也沒有用東西隔起來，而是男女共用。上廁所也用不起奢侈的衛生紙，替代的是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空白頁，有的甚至直接起身提上褲子走人。而六七歲的小孩子也沒有什麽教養，上廁所都是隨地亂“屙【ē】”，不管是坑裡還是坑邊都能零星看見幾坨糞便爬滿了蒼蠅，散發的臭味在幾米之外都能聞見。

　　屋簷下是用石頭鋪成的長廊，只不過只是正面和面對祠堂大門的右側才有。中間是堂屋，兩邊各有一間房，而且都設置了隔樓，但只有一間當作教室，教室上的隔樓沒有封閉，而另一間用來堆放多余的或是壞掉的課桌、板凳那樣的雜物，但這一間房上的隔樓是完全封閉了的。不管是堂屋還是那兩間房，都設置了一道門檻，屬堂屋的門檻最高，約有四十公分，而兩個房間的門檻高約二十公分。大門和兩間房門在門內沒有裝門栓，而在門外是上了鎖的，是那種老式的“鐵掛鎖”，插入鑰匙一扭，鎖環便會自動彈出，鎖色原本是黑色的，由於常年使用的緣故卻早已鏽跡斑斑，用上一定的時間後會換上一把新的，那些年無論如何也要上鎖，即使村裡人不會監守自盜，也得防著強盜來襲。跨過大門門檻，首先進入的是堂屋，而後右轉便是教室。

　　我對入學時的場景記憶猶新。入學那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太陽像往常一樣羞答答的來，染紅對面那片天空，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態從對面的山頭冉冉升起，那所學堂被照得分外明亮。

　　它正好在我家的正下方，離我家很近，大約一百米遠，我記得以前在那裡上學的時候，我曾趁課間休息的時間跑回家吃了一碗飯再回教室上課都還來得及，站在院壩邊就能看見祠堂的大門，也能聽見祠堂裡讀書聲。

　　那天，整個村子一如既往的被朗朗的讀書聲叫醒，打破了山裡獨有的寧靜。老師靠站在祠堂大門口，時而抬頭看看山上那片樹林，時而平視望著門前那片田野，時而低頭瞅瞅手上那隻手表，思索著，盼望著，思索著那樣的光景能夠持續多久，盼望著教室裡的學生能夠學有所成。

　　老師是村裡人，我不知道他當時的年紀，近幾年聽到村裡人說他已過古稀之年，由此推算當時他大概四十多歲，他不止教過我們這一代人，村裡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出生的也大多都是他的學生，論輩分他是爺爺輩兒，我們這輩人都叫他“老師滿公”，他是我求學生涯的第一位老師。據說在他之前還有一個老師，也是村裡人，只是現在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住在村尾，每天早上都是從家裡趕到祠堂上課，放學後又收拾書本回家。

　　我入學那天可能不是開學那天，我清楚的記得我走到學堂大門口，看見教室裡已經坐滿了人，不知道他們是開學坐進教室的還是他們已經在上課了。

　　我媽提前到鎮上扯了幾尺灰色的布料，帶回家讓村裡的裁縫給我做了一個布袋子，那就是我後來幾年上學時用的書包，樣式就像現在人們常見的一種手提包，有兩條布條當作提繩縫在包身用來承重，包身很大，方方正正的，放平來看，長寬約有四十公分，厚度約五公分，提起來看，深度也就是四十公分了，除了布袋口以外的其他邊都縫上了灰色布屑花邊，只要是風吹或者背著書包跑起來，那灰色布屑就會隨風飄拂。

　　我媽提前跟老師打好了招呼並交了學費，隻讓我那天直接去上學，我背著書包興高采烈地朝著學堂跑去，一邊跑一邊聽，我媽站在院壩邊，大聲和站在學堂外的老師搭話:“滿公，看哈我家毛兒讀得書不?”。

　　老師豎著耳朵聽著，稍作遲疑:“上兩天課看看情況哇”。

　　學堂裡傳來的讀書聲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大聲，不一會兒我就來到了大門口碰見了老師。

　　他中等身材，身高約一米七五，留著一個大平頭，盡管剔得很短，也掩藏不住那滿頭的白發，粗大的鼻孔下還留著一排沒來得及刮掉的銀白色短胡子，上身著了一件灰色短袖襯衣，手上戴著一隻並不趁手的白色手表總是在手臂上滑動，下身穿著一條黑色短褲，腳上套著一雙涼鞋露出那幾顆肥大而又皺巴巴的腳趾。

　　他慈祥地站在大門外，正在期待著我的到來，離他還有幾米遠的距離，我便放緩了腳步，看到他在向我招手示意，並對我說:“快來快來，我們馬上上課了”。

　　我並沒有應聲，而是極不自然的扶著牆面，停停走走地來到他面前，他彎下身子低聲和我說話，他說教室裡有那麽多小夥伴都在等著我同他們一起讀書，叫我進教室裡坐下，可我卻呆呆地靠著門檻愣在了原地，教室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威嚴，裡面傳來異口同聲的讀書聲也深深震顫著我那顆幼小而又不經世故的心靈，我站在大門口始終沒有向裡面邁進。

　　我媽還站在院壩邊遠遠的望著我，嘴裡還扯起嗓子催促著讓我:“毛，快跟老師進(教室)去噻”。但我還是無動於衷。

　　我並不明白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愫，只是腦子裡的第一反應讓我選擇了止步不前，現在回憶起來我才明白，那是猶豫，是徘徊，猶豫中帶了點渴望，徘徊中多了點不舍，渴望的是知識，不舍的是父母。

　　老師立馬叫停了我媽的催促聲，說他自有辦法讓我主動走進教室，隨後老師便把我丟在了門外，直起身子一個人走進了教室。

　　我站在大門外歪著身子看見教室裡坐在第一排的學生，他們雙手翻開課本立在課桌上讀得朗朗上口，時而盯著課本，時而開會小差看我一眼，我還隱約看到教室前面那塊黑板的側邊，那是透過房門和窗戶照進的陽光看見的，流動的白雲總會讓太陽忽隱忽現，視線也就變得有些忽明忽暗了，教室的地面是鋪的石板，石板高低不平、坑坑窪窪，坑窪處有一些松散的黃沙，木質的柱和牆都被蛀蟲蛀滿了孔，門檻也被踩“玉”了，踩得無比的光滑，陽光照在上面都能感覺到刺眼。

　　過了一會兒，老師從教室裡走了出來，手裡拿著一本教科書，很厚也很新，那是新學期剛進的新書，他站在大門裡側把書遞到我面前，並耐心地對我說:“你快進來吧，我這裡有好多花花兒書”。

　　我已經記不起2000年所用的一年級教科書是什麽模樣了，後來是上網查了才想起那個熟悉的封面。我的腦海裡立馬浮現出那時課本裡學的第一篇課文便是《詠鵝》。看到那個封面，我目不轉睛的盯著他手裡的課本，我承認我有些心動了。

　　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用一隻手托住書沿，用另一隻手不停的撥開書頁，走馬觀花似的翻著，裡面一頁一頁豐富多彩而又不重樣的圖畫展現在我面前被我盡收眼底，我承認我失守了。

　　他趁勝追擊般直接把書遞到我手裡，並告訴我他那裡還有好多這樣的書，讓我進教室慢慢看，我一邊翻著書，一邊看著裡面的圖畫，提著腿跨進了大門檻，翻書帶出來的書香氣息撲鼻而來，是那麽的沁人心脾，我承認我陶醉了。

　　就這樣，我一步一步淪陷，消失在我媽的視線裡。我最終沒能抵製住那該死而又無可厚非的誘惑，跟著老師的腳步走進了教室。等我緩過神來，我已經坐在了座位上，深處那片朗朗的讀書聲中成為一個焦點，被聲音衝蝕，被眼神圍觀，而我隻好裝作如無其事的打開課本濫竽充數的附和著，賣力的掩飾著內心的緊張，表現出一副好好學習認真聽講的姿態，看著黑板，聽著老師授課。

　　那時候的辦學條件極為有限，教室裡的陳設只有課桌、板凳和一張已經褪了色的木質黑板，僅此而已再無其他多余的東西。

　　兩人同坐一張課桌，課桌上有凹凸不平的條紋，邊緣還被鉛筆刀削了一道道數不清的刻痕，有的課桌上東倒西歪的刻著幾個漢字，或是姓氏，或是名字，有的課桌中間深刻著一條“三八線”，長期被人反覆刻下的凹痕清晰可見。

　　板凳上也有一條刻痕與課桌上的“三八線”對齊，坐著板凳在課桌上寫字，板凳和課桌總會左搖右晃動個不停，或是凹凸不平的地面造成的，或是板凳和課桌的榫接處本就出現了松動，總是讓人無法安安靜靜、規規矩矩寫出自己想要的筆畫。板凳和課桌的搭配高度也是參差不齊，有的太高，弓著背寫字特別累，有的太低，眼睛距離課桌太近容易患上近視。

　　那塊黑板倒是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它是固定擺在一個木架上的，不過固定也不是把它死死釘在架子上，而是可以輕易取放，木架也是直接立在地面上的沒有深入地底固定。只要有人經過絆一下就會把它帶離原來的位置，那塊黑板多少也有些分量，即使無意絆動也不會偏離太遠。

　　黑板上的光線卻最為致命，黑板上方有一扇窗，光是通過窗戶照進來的，強度合適的話倒是可以提高看黑板的清晰度，但光線過強就會適得其反，黑板會在光線的陰影之下反而會變得暗淡，而光線太弱黑板就是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見。而擦黑板的抹布和粉筆也沒有多余的地方來放，都是放在第一排學生坐的課桌上面。

　　除了教室裡的陳設簡陋以外，大門邊上的柱子與老師齊高的地方釘著一顆鐵釘，上面系著一條麻繩，掛著一個鐵圈，滿圈都是鐵鏽，也不知道是從什麽設備上弄來的，鐵圈上還卡放著一個扳手用來打鈴，那便是學堂必不可少的鈴鐺，不管是上課還是下課、放學，鈴鐺都會被敲響，這看似不起眼的鈴鐺敲出來的聲音卻很尖細，也很響亮，那是整個村子獨一無二的聲音。

　　那時的我們，沒有統一的校服，連最流行的紅領巾也沒有。有的只有一個人、一個布袋子和幾支筆尖斷掉的鉛筆。

　　學堂還有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它是鄰近幾個村唯一一個上學的地方，慕名而來的學生從各地湧來，他們除了來這裡，沒有更近的去處，即使翻山越嶺和長途跋涉也在所不惜，最多的時候，學生數量可達四十多個，他們全都擠在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房間裡聽課，課桌不夠的時候還是三人擠坐在一起。

　　那所學堂開設了一年級和二年級兩個年級的課程，但卻同在一個教室裡上課，學的科目也只有語文和數學兩科。老師為了聽課的時候不至於混亂，不得不把學生分成兩批人，一批是一年級學生，一批是二年級學生。教室裡擺著三列課桌，共七排，每桌坐兩人共計六列座位，有座位四十二個，這便是招生極限，再多也坐不下。以左右各三列座位劃分，背對黑板左邊三列是一年級，右邊三列是二年級。

　　我不知道這樣的教學條件有沒有人經歷過，反正那時村裡的學堂就是這樣辦起來的，它啟蒙著一代又一代求學的孩子，它也容納著孩子們無數次的歡聲笑語，它又保留著一屆又一屆學生的爛漫童真。

　　後來，那所學堂停止辦學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停辦的，我也不確定那位老師是否還記得，就算不記得倒是也可以去調查，因為停辦後的學生都被安排去了村尾後山鄰村新修的學校，在那裡教書的老師和那個村的村幹部也許還記得。

　　新修的學校離村裡那所學堂大約一公裡的路程，共設有四個年級，可容納一百名學生，每個年級都有獨立的教室，有男女分開的廁所，還有教師辦公室，桌子板凳和教具也都換成了全新的，有硬化的操場，也有旗台和旗杆，穿著統一的校服，戴著一條紅領巾，徹底改善了紅山村那所學堂所面臨的辦學難題，而曾經辦學的那位老師在退休前也理所當然的去了那所小學站上了更高的講台。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有過與我同樣的經歷，這經歷也許在某些人眼裡不值一提， 可再怎麽說那也是我兒時獨有的回憶，是一段過往，也是一次成長，更是一個轉折。我很慶幸有過那樣的往事，否則我不知道我該以怎樣的方式步入學堂，又如何才能邁出父母寄予厚望的那一步去譜寫人生中那段最令人懷念的讀書生涯。

　　每次回憶起這段往事，我是快樂的，但快樂之余也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傷感。我傷感光陰似箭，我也傷感歲月不饒人，我更傷感時光一去不複返。

　　曾經那位和藹可親引我步入學堂的老師漸漸老去，我曾聽說他退休之後住去了鎮上，後來還患過老年癡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沒有見過他，醫治後才有了明顯好轉。經此一事，他又回到了村裡的老家生活，再見他時，可他已步入遲暮之年，白發蒼蒼，滿臉皺紋，步履蹣跚，口齒不清，好在他仍然耳聰目明，每次見到他，我都會親切的叫上一句“滿公”，那是發自內心的喊聲，充滿無盡的感激和由衷的謝意，他還能認出我來，也能聽到我在叫他，可他的回應我大多都聽不清，為此我特別的難過，是人都逃不過生老病死，每年我都抱著能見一面是一面的心態去見他，只為了能夠當著他的面喊他一聲，即使他的回應語無倫次，但總歸是有回應的。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曾經把我領進學堂那一幕，我想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還記得就好。他雖老去，但在我看來，他也算得上是安享晚年，有妻子相濡以沫，有兒女承歡膝下，村裡就屬他的兒女最有出息，有人下海經商成了老板，有人上岸從政當了大官，如今都已是兒孫滿堂盡享著天倫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