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下近代的法制。在提到我國法制的時候，近代總會有一種聲音，提到我國法制的落後，認為從我國古代一直到民國時期的法律都是一片空白，但這是不對的。我就用民法舉例:

　　反方觀點:

　　我國作為法律術語中的民法一詞是來源於日本，而日本是將荷蘭語‘burgerlyk regt’的譯語新創而成為‘民法’。清朝末期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民國初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民律草案》，都只能稱作民律而不是民法。主要的框架也還是來源於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民法典》，而《法國民法典》主要的參照又是羅馬法。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說我國的法制落後當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歷史是一個環，社會制度的變化始終圍繞著人心的善惡而展開，不論技術如何革新，科技如何進步，人心善惡都從未有改變，只是各自的處境與對象會有所不同。什麽方法現在好用就用什麽方法，這樣而延伸出來的律法又哪會有什麽領先和落後可言?

　　但又有人會問，那為什麽我們在近代會被西方吊打?

　　我想過和看過很多種解釋，但是最終隻得到一個勉強能合心意的說法。

　　政治與管理永遠都是一門取與舍的學問，我們統一的時間太早了，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也生活得太過於安逸了。每一任的當權者在摸索了一遍或又一遍後，在最後都認為，與其以身犯險用一種會得罪大部分人的方式，在詆毀和孤獨中進行變革。不如把精力放在令大家都開心，所有人也都能看得到的事情上。所以就像是溫水煮青蛙一樣，一代又一代的君王與大臣在無窮的內耗中，勾鬥了將近兩千年。

　　到了戊戌變法時期，當權者已經有了一套非常成熟且完善的體系將百姓治理的服服帖帖，但是在對外來侵虐的時候，他們卻難以適應，仗打輸了一場又一場，圖強的口號也喊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當他們在感覺到手中權力正受到威脅時，依然還是會不顧一切的優先排除異己。因為他們認為西方的小打小鬧只是為了要錢，而國內的動亂才會危及他們自身的權力。而且當我們設身處地的站在他們當時的位置時，這種說法居然會是一種極致的清醒。。

　　溥儀被袁世凱勸退，日本人忙著要幫滿清復國，英法俄美徳最關心的也是租界與商衢，最知名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的本名叫金碧輝，號誠之，是清朝鑲白旗和碩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的女兒。所以這也讓我們不得不佩服那些晚清王室的睿智。

　　可不論滿清還是民國，在這種極致的利益清醒之下，在面對領土爭端的時候，他們還是展現了過強勢的一面。雖然結果不盡人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他們能將這種妥協貫徹到底的時候，他們王朝也可以堅持更長的時間。

　　所以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再次反思，我曾經是這樣評價他們的，以猶猶豫豫的態度做事必定不得好死，與猶猶豫豫的共事注定一事無成。

　　但是長了幾歲之後，我的對他們評價，或者說是對這片土地上所有國人的評價。極致的私利與大愛並行，因為對未來的不自信而促生私利，因為被迫到極致民族面臨危亡而促使大愛爆發。

　　初中的時候我們的老師會講，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擺脫奴隸製而進入封建帝製的國家，魏文侯變法的時候，奴隸交易就幾乎消失了，而西方直到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後期奴隸交易才開始消失。

　　封建帝製從公元前230年秦始皇開始，到公元1912年愛新覺羅·溥儀退位，超過了兩千年。西方在1760年開始工業革命。

　　我們認為是體制導致了生產力的差距，但是沒有任何一任的當權者是希望民不聊生的。不論我們將那些昏君合奸臣如何貶低，但到了他們那一個位置的時候，也許都會比最下層的百姓更希望天下人安居樂業。

　　用狼群舉例，老百姓是羊，官員和貴族是狼，當羊群可以供養狼群的時候，狼群就會相安無事，可是當食物不夠的時候，狼王就驅逐或咬死一部分的狼，以保證當地食物足夠供養狼群。這就是印度國父甘地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哲學基礎。

　　因為人就是這樣，不論學術上的術語在如何變化，這種金字塔式的結構都從未改變。

　　可是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

　　每一代西方的當權者，在其所處領域內的統治力都相對薄弱。就算是皇族，在大多數時候也依然是過的戰戰兢兢。他們的歷史就像是我們在三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一樣。工業革命之後才能正式的邁入戰國時代。

　　但是東方卻在公元前221年就完成了文字、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統一。如乾隆在1793年所講“天朝地大物博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東方統治者和貴族把所有最關鍵的生產資料壟斷在手中，就能保住自己在該領域之內的絕對優勢。1820年中國的GDP在全世界佔比32.9%，人口佔比36.6%。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GDP超過英國1.8倍，超過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936年抗日戰爭前，中國的GDP也是日本的兩倍。這是一個英國人在2010左右發布的數據，真實的佔比只會更高。

　　如此被暴打，卻還能保持領先?

　　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物質也太豐富了。在工業革命之前，我們都對世界保持著絕對的碾壓，貴族們只需要用封閉和壟斷的方法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壟斷，這就是最典型的貴族思想，也是製約了文化發展與生產力進步的最大絆腳石。(不包含國防工業。)

　　《六韜·守土第七》: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

　　所以這其中的分寸一直都難以拿捏。

　　而西方則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西方歷史，這是我為什麽會想到把寫作的目標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緣故。也許後面會寫一些，但是我本人的思維發散性很大，就這個話題寫下去，肯定會偏題。

　　因為天災人禍，生產力低，人口不足，加上戰亂頻繁。(整個就是一春秋中期的翻版)。就算是西方的貴族，大量的中下層貴族也一直都在饑餓邊緣徘徊。但就是這些衰弱的貴族改變了中西方的歷史。

　　一方面他們能夠接觸到大量的只有上層人士才能掌握的信息和生產資料，另一方面他們也要拚命的摸索使家族和家庭能夠維持溫飽。在無休無止的爭鬥中，他們在無形間打破了貴族和王室更高級生產資料的壟斷。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西方開始在技術上實現對東方的全面反超。

　　但至於溫飽問題，則要到了1909年德國化學家弗裡茨·哈伯在實驗室完成了合成氨的實驗之後才完全解決，所以在此之前他們一直都十分熱衷於冒險和殖民，是什麽原因?就是窮。我們為什麽不殖民?因為太富有了，出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前往其它的地方都叫流放。

　　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也並非完全是利益分配不均，而是早期得到殖民優勢的人，完全不給新生代們一條活路。工業時代的發展極大的推動了學術進步，紙質書的廣泛傳播斷絕了貴族們對生產技術與生產信息方面的絕對壟斷， 所以他們開始想辦法對生產和生活物質進行壟斷。

　　這玩意說好聽一點叫金融危機，說不好聽了就叫玩脫了。在這個時候那些寡頭們就要用國家的名義出來洗地，處理好了叫危機，處理不好就會有暴亂。所以才給流民發放救濟，不是因為國外的空氣香甜，而是因為餓肚子的人達到一定的規模就一定會發生動亂，一千個難民會一萬個貧民餓肚子，一萬貧民會讓十萬小康破產。小康破產的時候，我上面所說的狼王就要開始驅逐和要死一部分讓他不順眼或者讓他感覺沒有價值的狼。處理好了叫中興，處理不好輕則全面洗牌，重則改朝換代。

　　所以人家福利高不是因為人性至善，而是為了防范人性至惡，而且隻對他們領域之內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福利，看看現在的非洲，他們在想方設法把人變成一種被圈養的牲畜。

　　所以國家為什麽要反壟斷，但目前為止這個東西太難拿捏。它不僅適用於商業和技術領域，在文化、教育、宣傳等領域同樣適用於壟斷。而所有因利益而發起的壟斷行為最終都一定會站在國家與社會整體的對立面，因為只有壟斷才能讓利益最大化，但你要利益最大化就一定會有人站在滅絕邊緣。所以才有了《呂氏春秋·博志》:“全則必缺，極則必反。”

　　所以隨著我翻查的資料越多，我就越佩服斯大林，從盲信到不理解，再到鄙夷，最後是傾佩。

　　敘寫的話就此打住，所有可能會涉及到本國政治層面的話題絕對不公開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