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年後季，我到鐵李川小學上學。

　　在我走進學校的那一年，隻上了三年學的哥哥就輟學了。由於家裡太窮，上學需要交幾塊錢的學費，父親抱的態度是:誰能讀進去書，就讀;不能讀，識個字就行了。姐姐比較聰明，父親就讓姐姐繼續上;哥哥貪玩，父親就讓其回家，我和弟弟就順理成章地上了學。

　　當時的學校只有一棟房子，沒有院牆，也沒有其他設施，教室門前是個比較大的場院。那時候小學是五年製，前三年在我家門口村裡上，後兩年到宮河小學上學。

　　前三年記憶最深刻的老師就是班主任習惠如，他終年四季穿著同一顏色的衣服，腳上不穿襪子。他後來當鐵李川小學校長，一直到去年退休。由於他幾十年都在鐵李川教學，川裡的娃娃幾乎都是他教出來的。

　　習惠如老師對學生抓得很嚴，不像有的學校有的班級，班主任還帶頭和學生玩打撲克的遊戲。習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是，誰不好好學，或者學不會，他就硬打著教你。他經常給我們講“懸梁夜讀”和秀才考試、鯉魚跳龍門的故事，目的讓我們成為鐵李川的秀才。為了管教我們，他在教育方式上有點暴力傾向之外，還有點不擇手段，譬如為了讓我們節省“鉛筆”，只要不是吹風下雨，就讓我們到場院的地上去寫字算算術。當然，在地上寫字的“鉛筆”不會真正的鉛筆，而是從廢電池裡挖出的黑芯子。那年月，即使廢電池這個資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每當需要到院裡寫字的時候，老師才把這有限的“鉛筆”發給學生。而且每次在發筆之前，要求我們圍繞他蹲個圈兒，然後他給每個學生往過發。

　　記得有一次，發到我跟前時，沒了，我情急之下，一把奪過身邊同學手裡的“鉛筆”，習老師見狀，一個巴掌打了過來，命令讓我在地上寫字，還要寫好。我就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地上劃一個方格，在方格裡劃上橫線，然後在在橫線上寫了起來。

　　盡管那時候筆墨紙硯對我們來說非常有限，但是作為農村孩子，總有一些辦法可以填補這方面的缺陷，當時在老師的啟發和帶動下，鐵李川的學生，沒有人不經歷這種原始的學習方式。

　　習老師給我們講語文算術的同時，還講一講發生在我們合水縣的故事，譬如“太白奪槍”故事，譬如在馬蓮河畔挖出了“黃河古象”化石的故事，當然還有鐵拐李在鐵李川懸壺濟世的故事，可以說，兒時我感到最快樂的事情，就是聽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我逐漸了解了我的村莊。也在故事中，我的心一次次的越過群山，像天空翱翔的小鳥一樣飛向了遠方。

　　有時候，在和夥伴玩耍時，我們還利用起了故事中的情景——玩起了“太白奪槍”的遊戲，我自告奮勇地當起了英雄，帶著野性十足的夥伴，對著躲在山窪裡的“敵人”，以樹枝當槍使，打了起來。打到最後，就是短兵相接的肉搏。誰被撲倒，誰就舉手投降。我們玩的逼真，玩的熱鬧，惹得村裡的狗兒眼紅，都跟著我們跑得不停。

　　對英雄的模仿使我在夥伴的群體中逐漸有了威信，用一個文縐縐的詞來形容，就是成了“孩子王”。

　　但是有一件事，讓我這個“孩子王”很沒面子——那是因為爺爺的一次“偷糧”事件。從我記事起，我發現爺爺就是個瘸子，據說他當年從桑樹掉下來之後摔壞了腿，由於沒有錢治病，讓其自然愈合，最後腿就瘸了。因為他行動不便，

生產隊就安排他看麥場。那時候家家裡吃了上頓沒下頓，爺爺為了接濟我們全家的口糧，就利用看場的便利，就把場裡的麥子裝了一點。　　在他偷偷裝麥子的同時，被濱娃發現了。濱娃是我村上的農民，路過麥場時發現了爺爺的事兒，就偷偷躲在麥場對面的高粱地裡盯了起來，待爺爺背著糧食口袋要離開時，濱娃給生產隊隊長舉報了。

　　針對爺爺偷糧食的行為，生產隊專門開了群眾大會。那年月，一旦那個生產隊要召開群眾大會，學校的學生都要參加。當時我剛上小學一年級，聽到老師吹口哨，喊集合，要帶我們去會場。當時，群眾大會就在蒲河對面的宮河村。

　　正當我們列好隊伍準備出發時，押送爺爺的隊伍過來了。透過緊跟的人群，我看見爺爺雙手被反剪、脖子上帶著一個寫著“偷糧賊”的牌子走了過來。我感到一股恥辱感朝我戳來，忙左右瞥了一下，生怕有人認出。

　　但偏偏就有同學高聲叫道:“啊呀，是李小峰的爺爺，偷糧賊。”

　　隨著這一聲，同學的目光立即齊刷刷地看向我。有的前傾，有的後仰，都試圖從學生隊伍中看到我。盡管帶隊的老師冷著聲音在製止，喊他們別出聲，站好隊形，但畢竟是娃娃，老師再怎麽維護我的尊嚴，都遏製不了他們的好奇心。

　　看到這情形，我低著頭，不敢看爺爺的背影，也不敢正視同學，好像那“偷糧賊”的牌子就掛在了我的脊背上，壓得我心裡喘不過氣起來。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突然長大了，懂事了，因為我心裡有了這樣一個信念:這輩子就是餓死，都不去偷糧！我要當個“成器”的孩子！

　　而這個曾經舉報過爺爺李濱娃後來在山裡是挖沙子的時，工地塌了，壓壞了他的雙腿，導致雙腿都瘸了。他本來家境不太好，腿瘸了以後家裡更困難了，2004年，我想給鐵李川的百姓捐點款，在家鄉摸排困難戶時，聽到了他的情況。在這一瞬間，我腦海裡首先躍出的念頭就是:幫助他！我當即給他捐助了2000元。在我的家鄉鐵李川，他是第一個接受我捐款的人。

　　1981年，父親從生產隊拉回來了幾隻羊。那時，我剛上小學四年級，從父母的對話中，才知道世事變了，土地分給了私人，再沒有集體出工這回事了。

　　由於給家裡分了幾隻羊，每天需要有人放，地還要有勞力種。父親見村上人陸續有人出去搞副業，他也想出去掙點錢，就將我們兄妹四個叫到窯裡，問我們誰能念成書，誰念不成，讓我們自個兒說。念不成書的，就回家放羊。

　　父親生性剛直，要強，在村裡，是個為人處世比較硬朗的人;在家裡，他是絕對的權威。那年頭，在他的心目中，種地和掙錢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以優勝劣汰的方式來給家裡減壓，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母親性格比較柔弱，平時什麽事都是父親說了算。見父親這樣問我們，我就故意埋頭寫起了作業，因為我怕父親不讓我上學了。弟弟比我小了一歲，平時比較好玩，想到放羊可以和村裡的娃娃玩，在我們都不出聲的情況下，他自告奮勇，要求回家。就這樣，弟弟成了我家最小的勞力。

　　有了哥哥和弟弟的“犧牲”，我才成了家裡唯一完成學業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