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族的打糕、桔梗和辣白菜令我印象深刻，後兩樣我很喜歡吃，把桔梗夾在燒餅裡，一頓能吃三四個。而對打糕的深刻卻不是吃，而是我爹的一種比喻，他說:管孩子就像做打糕，越打越筋道兒。

　　我不知道打糕是怎麽打出來的，但我被修理的經歷，堪比一部打糕人生。

　　三年足以培養一個孩子的習慣，從農村回家後，我總是感到憋屈，農村是廣闊天地，而太平橋人口密集，我的新家不如原來的房子大，在狹窄幽長的胡同裡，一度讓我喘不過氣來。

　　這幾年，我被姥姥和姥爺慣的不像樣，根本不懂也不講規矩，往往他們講規矩，我都是左耳聽右耳冒。他們夫妻倆經過一番密謀後，決定充分貫徹“小樹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哏赳赳”的缺德名言，開始對我進行一系列的修理。

　　第一種修理是日常性的零敲碎打，他們大多是以雞毛撣子和條帚疙瘩為工具，對我的小錯誤和小毛病的隨手抽打，比如:飯前不洗手，左手使筷子，吃飯掉飯粒等情況，我明顯感覺到我媽打我的雞毛撣子像春風拂面，而我爹的條帚下我仿佛成了階級敵人。

　　這種零敲碎打也沒什麽，倒是把我練的皮糙肉厚了，後期感覺更像撓癢癢。當然，我媽為了保護我定了個原則——除了腦袋任意打。

　　第二種是專項修理。其一是比較常見的面壁罰站，這種情況往往是他們夫妻倆忙乎著別的事騰不出手，又不願意搭理我，就讓我雙腿站直，兩手並攏，不許搖頭晃腦，對著牆或大衣櫃反省。

　　其二是因為寫字，我從農村回來後，我爹看到我作業本上的字像老蟑爬似的，就讓我好好練字，還說我們老任家是書香門第，你爺爺奶奶是老師，你爸是老師，你媽當過老師，所以，你不能給丟臉。我平時比較貪玩好動，老師更是給我一個專注力差的評語。

　　於是，他們就想出來一個方法，讓我坐在小方桌前從橫平豎直練起，而他們倆輪流在背後舉個條帚疙瘩盯著我，寫歪一筆抽我一下。我的字在他們輪流雙打下很快練好看了，在學校受到老師表揚，後期還得過獎，一直受用到計算機的普及。

　　我有一個妹妹，比較欠蹬兒，當初，我爸媽把我扔到屯子，除了他們工作忙外，還有一半原因是因為有了她。所以，回哈後我對她就沒啥好臉色，要不是她叫哥叫的親和勤，還時不常的把好吃的讓給我，我都打她八百回了。不過，我還是不願意帶她玩，她在屁股後面跟著，我就和閆春龍快跑，她跟不上就哭，哭著回家就告狀，告狀後我就挨揍，除了挨條帚疙瘩還零星的夾雜些拳腳。

　　這就是第三種烈度的修理:在傳統工具的基礎上添加了散打成分。

　　我爸的脾氣不好，他是體育老師，還練過武術，如果真把他惹急眼了，我的下場可想而知。好在他有千條計，我有我的老主意，他在家時我一般都很老實，他一走我立馬露出原形。我媽說我從小就主意正，心眼子多，記吃不記打。

　　我媽嘴上叨叨，但她是我的保護神，在修理我這件事上，他們夫妻的立場注定會分裂的。

　　第四種烈度的修理，是我爹控制不住脾氣，五馬長槍的對我一通拳打腳踢，讓他有了拳拳到肉的快感才解氣，不過，他還是能守住打兒子的規矩。

　　這一個等級的捶打，往往是我在外面惹禍，或是被學校請家長。用紙彈槍打胡雅婷那次，他被請去了學校，回來後他沒用條帚疙瘩，

也沒用雞毛撣子，而是一個腳把我踢倒，在他正準備繼續大展拳腳時，我媽及時出現了。後來回憶，我一挨揍媽媽出現的總是很及時，不然的話，估計我早就被打殘了。　　即使我媽出現及時，有時也不一定能阻止，這就產生了我被修理的“終極烈度”。那已經不是打糕筋道不筋道的問題了，而是差點讓我骨斷筋折。

　　四年級期中考試，我不知是玩傻了，還是體操比賽掉褲子受了刺激，考試名次一下從中等變成了倒數第五名，老師請家長本來是通知我媽，可那天他自告奮勇到了學校，結果被老師諷刺了一頓，主要是我們班主任慢條斯理的說了一句很有勁的話，她說:“你還是老師呢，把孩子管這樣。”

　　他一臉鐵青回到家後，把我媽和我妹推到了外面，把門一插不讓她們進屋。而他直接把我從炕上拎起，一把甩到地上，也不管是腦袋或是屁股先著地，然後，然後我就不記得哪被打了，那會兒估計已經嚇懵了。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回憶不起來，也不知道是忘了，還是記憶啟動了自我保護模式。我媽跟我說，那次還是她讓鄰居李再林撬開我家後窗戶，之後又進去一個鄰居連拉帶勸的，才讓我爹消停。而她因為這事，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和我爹說話，差一點把我領回農村，她說:“如果再有一次，我兒子即使不被打死，估計也會被打殘廢了。”

　　我媽的觀點是男孩可以摔摔打打，東北的男孩都是這麽過來的，但得有一個度。

　　打要有個度，玩同樣也有個度，哪些可以玩，哪裡可以去，不能同誰玩，這是除了學習外，父母對我的管教。其實，不許的方面概括起來就兩條，第一是危險的地方和危險的玩樂不允許，如:去江邊洗澡、去爬煙囪或跑太遠等，第二是不能和壞孩子玩，因那時有壞人專門教唆小孩去偷盜，利用小孩年齡小不懂事，去鑽法律的空子。

　　在胡同裡，我們這幫小孩有一種興趣，就是喜歡聽半大小子講那些江湖故事，也就是社會上的事，尤其愛聽誰誰最有名氣了，誰誰打仗最厲害，誰誰進笆籬子了，誰誰從笆籬子出來了等。彩傑說笆籬子裡最厲害的人都把甲子，也就是監獄裡的老大，在裡面讓誰幹啥就得幹啥，他還說剛進去的犯人都得跪燈泡，燈泡碎了把腿扎出血也不敢吭聲，否則不讓你睡覺。

　　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太平橋這片兒誰最有名，他們都有哪些江湖軼事，春波告訴我們說，最早有十八羅漢中的一個人是太平橋的，現在最出名的是一對雙兒兄弟叫嘎子和盒子，他們一年前從笆籬子出來的，人手一把短把獵槍，誰不服就哐哐給兩槍。

　　這樣的聽講經歷，我有過幾次，父母知道後嚴厲警告過我，可他們畢竟不能把我拴在褲腰帶上。再說，那時的孩子都散慣了，雙職工父母根本管不過來，我們都是脖子上掛個鑰匙，餓了就把饅頭抹上豆瓣醬，這幾乎是我們胡同小孩的飲食標配。

　　太平橋這片胡同的歷史成因悠久而複雜，有工人、教師、手藝人和做小買賣的，也有不斷從遠郊和農村來這裡落戶的。一代代人開始成長起來，孩子增多，青年增多，鑒於當時的社會背景，無所事事的人，無事生非的人，不學無術的人也開始增多。這片區域的很多青年人進過笆籬子，出來後成了刀槍炮子。

　　1982年春節過後不久，我爸領我去太平浴池洗澡，搓背時發現我後背長了個包，一開始以為是淘氣撞到哪撞腫了，他給我揉了揉也沒當回事。

　　過了些天，那個包不但沒消腫，反而比以前更大了，到醫院一檢查，確診為胸壁結核。我不知道啥是胸壁結核，也不知道會不會死，只知道從那天起，我爹對我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話和風細雨，想吃啥都給買。

　　因為我大爺在大慶當醫生，我被送去了大慶動手術，被截掉了三公分的肋骨，刀口縫了八針。手術的時候，我朦朧記得醫生還問我疼不疼，因為當時在刮骨清淤，即使打了麻藥，我依然感受到“刮骨”咯咯聲，那是種心理上的恐懼。

　　出來手術室，我感覺世界是倒過來的，周圍的事物圍著我打轉，好像我一伸手就能抓到，可我沒有伸出手，雖然我感到世界的奇妙，但此刻酸軟無力。

　　住院了一個多月，又在大慶的二舅家呆了段時間，差不多三個月後回到哈爾濱。回家後，我基本上能活動自如，但不能用力過猛。那時，四年級馬上結束，再開學就是五年級，我因病耽誤了三個月的學習，父母提出一個我要不要蹲級的問題。我表面上沒心沒肺的，其實自尊心強的很，上次考倒數第五名是個意外，被我爹暴揍後效果顯著，學習成績噌噌提高，所以，我堅決不蹲級。

　　屯迷糊的外號好容易淡了，如果再整個降級包，那可真是丟人丟到了姥姥家。

　　父母這時候都聽我的，我媽的態度一如既往，我爹學會了和顏悅色，但偶爾能見到他抽煙了，平時我媽抽煙他不抽，我媽是家裡家外一把手。有一次，我偷聽到親戚們有人私下裡議論:任明亮這下癟茄子了，把兒子打出病，還住院動手術。

　　除了那次聽到的幾句議論，我沒有再聽到任何人關於我病因的話題，大家好像有意避開這個話題，避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當時也沒有想那麽多，但有些東西卻像種子，盡管輕飄的落在你心上，即使再輕，也是在你的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