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舊唐書.楊貴妃傳》這本當時的書和白居易的《長恨歌》這首第一篇寫唐玄宗與楊玉環愛情的詩中記載楊玉環死於自縊，關於楊玉環的死還有幾個版本。

　　楊貴妃也可能死於亂軍之中。此說主要見於一些唐詩中的描述。杜甫於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祿山佔據的長安，作《哀江頭》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之句，暗示楊貴妃不是被縊死於馬嵬驛，因為縊死是不會見血的。李益所作七絕《過馬嵬》和七律《過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蓮花血”和“太真血染馬蹄盡”等詩句，也反映了楊貴妃為亂軍所殺，死於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華清宮三十韻》的“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張佑《華清宮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豔”;溫庭筠《馬嵬驛》的“返魂無驗表煙滅，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詩句，也都認為楊貴妃血濺馬嵬驛，並非被縊而死。

　　楊貴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說她系吞金而死。這種說法僅見於劉禹錫所用的《馬嵬行》一詩。劉氏之詩曾寫道:“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行，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裡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天暉。貴人飲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從這首詩來看，楊貴妃是吞金而死的。陳寅恪先生曾對這種說法頗感稀奇，並在《元白詩箋證稿》中作了考證。陳氏懷疑劉詩“貴人飲金屑”之語，是得自“裡兒中”，故而才與眾說有異。然而，陳氏並不排除楊貴妃在被縊死之前，也有可能吞過金，所以“裡兒中”才傳得此說。

　　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淒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舊唐書·卷五十一·楊貴妃傳》)

　　不過上述關於楊玉環之死說法卻都不是主流觀點，雖然劉禹錫和杜甫與楊玉環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們卻並非《馬嵬之變》的親歷者，他們關於楊玉環的種種記載恐怕主要來自道聽途說，而且他們在描述“馬嵬之變”的時候采用的是文學性的語言，可信程度並不高。

　　20世紀20年代，紅學家俞平伯通過探究《長恨歌》和《長恨歌傳》背後的“隱事”得出一個爆炸性的結論:楊玉環死於馬嵬坡其實是一個天大的政治騙局！

　　俞平伯覺得生活在唐代的白居易和陳鴻迫於政治壓力並不敢直接說出真相，隻得通過曲筆委婉地表達出來。

　　第一種傳說，當年被殺的並非楊玉環本人，而是她身邊的侍女張雲容。雖然兩人地位有別，但楊玉環卻與她情同手足，形影不離。張雲容擅長跳霓裳羽衣舞，舞姿輕盈飄逸，柔美卻不失韻律感。楊玉環歎為觀止，隨即在黃綾上揮毫寫就一首七絕《贈張雲容舞》。

　　受寵若驚的張雲容當即跪下發誓道:“貴妃娘娘的大恩大德，奴家日後定當以死相報！”

　　正在這時，李隆基順手拿過侍女手中捧著的雲龍紋銅鏡，放在她們的面前，說:“你們二人如同孿生姐妹，如果不是你們倆的服飾有別，朕恐怕真的分不清哪個是貴妃，哪個是雲容了！”

　　“馬嵬之變”時，李隆基迫於壓力隻得同意通過犧牲楊玉環來保全自己。此時的楊玉環因為驚恐和悲憤變得面如土灰，瑟瑟發抖。張雲容見狀高聲喊道:“啟奏陛下，貴妃娘娘需要更衣！”李隆基隨即朝她揮了揮手。張雲容拉著楊玉環疾步走向佛堂邊的茅屋，在那裡強行與楊玉環調換了衣服和首飾，又抓起一把黃土抹在楊玉環的臉上說:“奴家願意替娘娘去死。娘娘暫且扮作奴身，受幾天委屈，待局勢安定下來時再奏明聖上恢復本身。”話音未落，張雲容就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出茅屋，從容地替主子受死。

　　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到底有沒有可能趁機將楊玉環調包呢?

　　姚汝能的《安祿山事跡》記載:“(楊玉環)遂縊於佛堂，舁置驛庭中。令(陳)玄禮等觀之，(陳)玄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

　　《資治通鑒·第二百一十八卷》記載:“上(即李隆基)乃命(高)力士引(楊)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屍置驛庭，召(陳)玄禮等入視之。(陳)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

　　楊玉環當時被縊殺之後，她的屍體被擺放在驛站的庭院之中，等待著禁軍將領們驗明正身。注意上述兩個文獻用的都是“玄禮等”，說明當時在場的並不是僅僅只有陳玄禮一人，還有其他禁軍將領，甚至可能還包括一些普通士兵。如果楊玉環身邊真有一個和她容貌極為相似的張雲容，負責皇宮保衛工作的陳玄禮等禁軍將領不可能不知道，在他們眼皮子底下上演這出調包計怎會不被識破呢?

　　第二種可能就是高力士當年縊殺的的確是楊玉環，不過她後來卻又奇跡般地活了過來。在古代，“死而複生”可不是什麽新鮮事。

　　《太平廣記》收錄了從漢代至宋初的各類野史小說，其中就有大量的關於死而複生的記載。雖然很多死而複生的故事太過離奇，可信程度並不高，但卻可以說明我國古代關於“死而複生”的故事可謂源遠流長、家喻戶曉。

　　無論是小說還是傳說，雖然都因為進行過藝術加工或者摻雜進杜撰的成分而與真實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卻並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總會有著生活的影子。通過梳理古代那些千奇百怪的死而複生的故事，可以發現關於死而複生的兩個規律:第一個就是主角多是女人，這或許是因為男女的體質差異導致的;第二個就是上吊後複生的故事特別多，說明這種死法生還率比較高。在馬嵬坡自縊的楊玉環無疑完全符合這兩個特征。她會不會非常僥幸地“死而複生”了呢?如果果真如此，她後來又去了哪裡呢?

　　1963年，一位日本少女在電視上露面自稱是楊貴妃的後裔，並出示了自己的家譜文件。

　　據有些媒體報道，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聲稱自己是楊貴妃的後代，卻並未得到當事人的證實。

　　對於此，東亞的許多學者專家還研究了許久，不過我白堊求生表示不理解，這根本不值得研究就應該排除，原因很簡單——楊玉環無法懷孕，不可能有後代。

　　陳鴻的《長恨歌傳》中曾有這樣的記載，有個從四川來的道士得知太上皇李隆基一直思念著楊貴妃，便毛遂自薦說自己擁有招魂之術。喜出望外的李隆基隨即讓他前去尋找楊貴妃的魂魄。那個方士使出渾身解數又是上天，又是入地，卻始終都找尋不到楊玉環美麗的身影。他一直向東，越過蓬萊發現了一座煙霧繚繞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這個名叫“玉妃太真院”的女道士院與唐代妓院的名稱極為相似，這是不是在暗示楊貴妃已經流落風塵了呢?試想她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女子要想在亂世之中生存下來也隻得如此！

　　如果楊玉環真的流落風塵，那麽李隆基重返長安後，她為何不去長安投奔李隆基呢?學者周煦良還認為:“楊妃已墮落風塵，自然無顏再見君王。”如果在明清時期，這個論斷或許是正確的，因為程朱理學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深深扎根，別說皇室就是普通家庭恐怕都容不下一個存在汙點的女人，可是在兼容並包的唐代，當時的人們對女人卻頗為寬容。

　　其實，即使李隆基已經淪為太上皇，喪失了手中的權力，擔心接回楊玉環會遭到兒子李亨的堅決反對，也依舊可以暗中派人將她妥善安置好，使其不會繼續淪落風塵。

　　既然楊玉環並沒有東渡日本，那麽她會不會找個偏僻的地方過著隱居的生活呢?在陳鴻的《長恨歌傳》中，那個精通招魂術的道士找到楊玉環的地方是蓬壺仙山。蓬壺與蓬萊是一個意思，莫非陳鴻筆下的蓬壺並非指遙遠的日本，而是唐帝國境內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

　　大蓬山(又名太蓬山)“狀如海中蓬萊[1]”。這座位於今天四川南充營山縣的大蓬山在唐代時就是一座佛教與道教並存的名山，偏僻而又清幽，的確是隱居的好去處。白居易曾任忠州[2]刺史，或許在任期間聽到過什麽，並將所見所聞告訴了好友陳鴻，陳鴻才會在《長恨歌傳》中這麽寫。

　　[1]《方輿勝覽》卷六十八。

　　[2]今重慶忠縣。

　　其實縱觀整個唐帝國，四川無疑是楊玉環避難的上佳去處。楊玉環在那裡出生，在那裡成長，自然對那裡的風土人情、山川地貌再熟悉不過了，而且她的家族在四川又有著很大的政治影響力。

　　祖父楊志謙和父親楊玄琰都曾在四川為官。堂兄楊國忠也曾長期在四川生活，發跡後推薦好友鮮於仲通擔任劍南節度使，後來乾脆自己遙領劍南節度使。在卸任節度使之後，相繼出任劍南節度使的崔圓和崔光遠也都是楊國忠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因此如果楊玉環真的逃到那裡，或許會得到這些人的庇佑。加之四川地形複雜，有很多像大蓬山這樣人跡罕至的僻靜之所，便於隱藏自己，而且四川臨近南詔和吐蕃，一旦政治形勢緊張還可以迅速逃離唐帝國。

　　當然這些只是推測，楊玉環隱居大蓬山有直接的證據嗎?最有力的證據或許就是透明岩上驚現的《安祿山題龕》。唐代人喜歡在山上建造佛像為自己祈福，用以寄托自己的美好願望。

　　更有甚者將自己造像的心路歷程用文字的形式留在崖壁之上，稱之為“題龕”。可史書上卻從未留下關於安祿山曾經到過此處的隻言片語，而且安祿山發動叛亂後觸角也不可能延伸到這裡。這個《安祿山題龕》又是從何而來呢?

　　備受關注的《安祿山題龕》刻著這樣的話:

　　大唐先天二年(公元 713年)，歲在辛癸醜七月朔十五日，弟子安祿山稽首，和南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一切諸佛。但弟子業緣五濁，受蔭閻浮。恆為二豎相摧，四蛇所逼。加以法王垂澤，梵帝流恩。伏聞大聖大慈，能救眾生之苦，真實不虛。遂發微心，於此蓬山敬造彌勒像龕一鋪。合家心願，上為帝主人王，七代父母，下及法界蒼生，普同供養，謹白。

　　在距離《安祿山題龕》不遠的地方就留有宋代詩人清遠居士所寫的一首《透明岩壁安祿山題記》:

　　妖胡作逆罪滔天， 翠輦倉皇幸蜀川。

　　千載業緣磨不盡，卻來邀福向金仙。

　　清遠居士認為這個題龕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叛賊安祿山所留，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僅僅只有清遠居士一人，宋代進士雍沿也是如此，留有一首《安祿山彌勒像龕》:

　　全狼犬態固難防，犯上誰能不敗亡。

　　何事像龕題志處，謾將真懇佞空王。

　　雖然早在宋代就有很多文人學者堅定地認為這個《安祿山題龕》就是唐帝國的千古罪人安祿山所留，但細細品味題龕中的文字仍不禁會生出諸多疑問。

　　公元713年這一年中曾出現了兩個年號，一個是人們熟知的開元元年，另一個就是鮮為人知的先天二年。

　　種種跡象都表明題龕中提及的這個“安祿山”似乎並不是我們熟知的那個安祿山，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個題龕是一個與安祿山同名同姓的人所留，而且此人可能比安祿山還要年長一些。

　　這個觀點貌似有些道理，可安祿山這個名字畢竟太特殊了。“祿山”並非純粹的漢語，而是從粟特詞中翻譯過來的，是“光明、明亮”的意思。鑒於這個名字的特殊性，漢人與安祿山重名的概率幾乎為零，而粟特人又活躍於唐帝國的北部邊陲，不太可能跑到遙遠的四川，即使因為商貿活動的需要偶然入川，也不太可能跑到偏僻的大蓬山來，更不可能在一個如此僻靜之處修造了一尊彌勒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