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衙門裡的差役，哦！不對，是新官府的“治安員”們拿著一個個“鐵喇叭”在大街小巷裡大呼小叫。“街坊四鄰都聽清楚了！明日上午巳時初，新an軍事管理委員會在南門召開公審大會，士紳百姓人等皆可前往參加，旁聽軍管會審理近日在城內作奸犯科之徒，希望大家相互轉告，屆時準時參加！”　　對於這幾個人販子的處理意見，在今天早晨管委會的例行碰頭會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一方是以管委會主席黃凡丁、光複軍總政委申行時、文史“專家”陳建華、衛生部長兼基地醫院院長秦山峰有首的從輕派;一方是以光複軍總司令馬當歸、新an縣軍管會主任陳威賦、前公共安全專家雲隨心、婦女權益保障中心(未獲管委會承認的組織)主任莊雪兒、前某基層法院女書記員夏愚思為首的從重派。

　　前某基層法院書記員、幸存者中不多的“專業”法律工作者夏愚思是個才二十歲出頭，加入公務員行列還沒兩年的女“絲”。平凡的相貌、平凡的家庭，還算不錯的學歷和運氣，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公務員考試中脫穎而出，端上了鐵飯碗。可惜事業還沒開始又面臨“失業”，在末日的世界裡法律已無用武之地，每個人都在掙扎求存，好在一群理智的人自發組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女“絲”才擁有了一片安寧的天空。新時空，新世界，女書記員發現自己又有了新的舞台，為了在新的體制裡出人投地，她向著成為法官邁出了第一步。現在，她正用她的專業知識為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頗有“舌戰群儒”之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夏愚思站在講台上，向管委會的諸位領導講解法律條文。“這個以下情節就包括: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三、被拐賣的婦女的;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的;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讀到這裡，夏愚思放下手裡的書，開始用三個人販子的行為對照條文。“人販子有五個人，可以算作團夥，而那個中年女人是頭目，也就是首要分子，這符合第一條;他們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使用了麻醉方法進行綁架，這又符合第五條。就算依據《大清律例》，這幾個人也是死刑。綜上所述，我們對那個中年女人判處死刑，兩名男性從犯判處無期徒刑是合適的。”

　　“這個時代買賣人口不是合法的嗎?”黃凡丁問道。“我們動不動就是判處死刑，會不會引起百姓的反感?”

　　“清代正常的人口買賣是合法的，順治時北京就有專門“人市”，史載:‘順承門內大街騾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叢焉。’人市與牲口市場並列，說明政府允許人口買賣合法存在。人市上被賣對象主要是婦女，她們在被賣時與牲口無別，買主往往要求婦女脫衣驗貨，時人雲:‘女姬薑，買自漳。去袒衣，膚築脂。著眼看，無疤痍。’人市的貨源主要是貧窮人家的妻女，史料中常以“貧民乏食，鬻賣妻子以自求活”進行表述。”陳建華又開始賣弄自己的專業知識。幾個狼友聽到“買主往往要求婦女脫衣驗貨”這段，不禁對人市充滿了向往。

　　“拐賣人口主要是指違背當事人意願，通過誘騙或暴力手段進行非法買賣。這種犯罪活動在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清代就非常突出。當時，人口販子為巨額利潤驅使，瘋狂拐賣婦女兒童。被拐賣者主要來自貧窮地區。清政府允許正常人口買賣的同時，對拐賣人口犯罪進行嚴厲打擊。”夏愚思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是胸有成竹，歷史典故、法律條文皆能娓娓道來。“《大清律例・刑律》明文規定:‘凡誘拐婦人子女，或典賣，或為妻妾子孫者，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誘取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為首者，擬絞監候，被誘之人不坐。若以藥餅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為首者立絞。’對於從犯及其知情不報者，皆流放寧古塔。同時規定:‘婦人有犯，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及無夫男者，仍坐本婦(決杖一百，余罪收贖)。’這裡的規定對首犯是絞監候，如果使用迷藥就是絞立決了。”

　　“那我們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呢?還是照搬《大清律例》呢?”申時行問道。

　　夏愚思又打開從檔案庫裡找來的資料，“為了保證對人口拐賣的打擊力度，清政府加強對貴州等地正常人口買賣的管理，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清政府規定‘凡外省民人有買貴州窮民子女者，令報明地方官用印準買。但一人不許買至四五人帶至外省。’買賣期間，雙方要簽訂契約，並且要有官府加蓋的印章才能過關通行。‘如地方官不行查明，將苗民男婦用印買與川販者，照例議處。’清政府在《大清律例》中專門規定對拐賣貴州婦女的懲罰措施，顯示出極強的針對性，為歷史上所罕見。法律規定:‘貴州地方有外來流棍勾通本地棍徒，將民間子女拐去四川等省販賣，甚將荒村居住之人硬行綁去販賣，為首者立斬，在犯事地方正法;為從者俱擬絞監候。如有致死人命者。其為從之犯斬監候。如地方該管員弁知情故縱者，照例議處。鄉保汛兵盤查不力。杖八十，革役。知情故縱者，杖一百。得財賣放者，以枉法從重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裡。’這是對外來拐販及官員瀆職的法律製裁。對本地窩主的犯罪行為，法律也給予嚴厲製裁:‘凡窩隱川販，果有指引、捆拐、窩匿、遞賣確據者，審實，照開窯為首例，同川販首犯，皆斬立決，在犯事地方正法。其無指引、捆拐、遞賣情事，但窩隱、護送、分贓者。不論贓數，不分首從，俱發邊衛充軍。其止知情窩留、未經分贓者，無論人數多寡，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裡;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其鄰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所以說《刑法》的第二百四十條和這些是一脈相承的。我個人認為，為了讓老百姓理清我們和清政府的區別，我們還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為好！”

　　“對這些喪盡天良的人渣，一槍斃了已經算是便宜他了。”莊雪兒惡狠狠的說道。

　　馬當歸也發言力挺夏愚思。“亂世用重典，就象原時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嚴打一樣，一舉鎮懾住那些犯罪分子。”

　　“83年的嚴打，官方定義為‘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輕刑化政策，刑罰又要總體重於西方，要有節製的從嚴、從重’。所以中國的嚴打被西方國家以及人權組織看來打擊的刑罰過重了。原來主要是針對於偷搶以及對‘流氓罪’的嚴打，在當時出現了所謂‘偷一元錢判死刑’的現象。‘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幾十年監禁的，還有的被‘發配’到邊遠地區關起來勞改的。朱德元帥最小的親孫子在此期間，因為‘耍流氓’直接被槍斃，這條消息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一位男青年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著較為暴露的照片，僅僅因為這個，男青年被判處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馬燕秦的中年婦女因組織地下舞會，被汙蔑為“亂搞兩性關系”，判處死刑。1984年，20歲的北京人牛玉強因搶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是中國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後一人。”對於83年由總設計師領導開展的那次行動，夏愚思從很多資料上進行了了解。“刑事政策來源於刑事司法實踐， 服務於司法實踐。每項刑事政策的確立都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淵源，都源於對刑事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學者們對刑法學、犯罪學理論的研究，是司法實踐與法學理論有機結合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刑法學家在對各時期的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犯罪特點、懲治手段等進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創立了刑事政策學，陸續提出了一系列刑事政策，如‘鎮反’、‘嚴打’等等，對指導中國刑事立法與司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比83年還要嚴重，不僅要治理如盜竊、搶劫、詐騙等一般的刑事犯罪;隨後還要清理妓院、賭場、鴉片煙館等藏汙納垢的場所;以及獨立於我們體制外的各種勢力，如:地方上的宗族勢力、封建會道門、山上的地匪、海裡的海盜等等。這倒是和剛解放時的情況差不多，如果我們不能在第一時間樹立起我們之個政權的權威，必定會後患無窮。”

　　最後，女書記員做了“結案呈詞”。“在當前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各種利益之間的衝突更為加劇，社會矛盾更趨激化，社會治安形勢更趨嚴峻，刑事政策的相對滯後更顯突出。我所提倡的刑事政策在當時所處歷史背景下是合理合時的，其作用是巨大的，一定會為我們在這個新時空建設新社會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聽了夏愚思的講解，原來搖擺不定的中間派都表示支持從嚴從重處理，最後會議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專項整治行動》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