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意欲何為?”

在隆武看來，如果你沒有二志，你就該學學古代的賢臣，不應該讓君王感到不安，在君王稍起疑慮時，就該主動放棄權利，將自身談化出朝野，以上帝王心安，可是王彥的行為，卻正好相反，他不斷在試圖掌權，甚至拉幫結派，試圖挑戰皇權，隆武帝真是不明白，甚至有些憎恨王彥，恨他為什麽不能做個聽話的臣子。

王彥聽了隆武的話，也沉默下來。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普天之下，九成九的人，都是這般模樣，每個都為了同一個目的，不惜一切的努力著，心甘情願的成為金銀，美色，權利的奴隸，死心蹋地的付出。

功利、利己，這是大多人的選擇，為此可以不擇手斷，就像時下。

這也是現實，但是如果整個天下，人人都是如此，那就太可怕。

早期資本主義的特點就功利，不賺錢，萌什麽牙?

在說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也該想到，當整個江南士人階層，去追逐錢財的時候，原來修齊治平的價值觀也必然隨之崩塌。

禮樂崩壞後，如何要求一個信奉功利主義的官員，去抵抗滿清呢?

弘光年間，明朝一觸即潰，與晚明思想混亂，有很大的原因。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禽獸在本質上都是功利的，差異就那麽一點點，普通的人拋棄這一點點，君子卻保存它。

庸眾可以選擇功利，卻不該去嘲弄，堅持理想、道義的人，因為正是有這一小撮人在，整個社會才不斷進步，道德才不斷提高，文明才有希望。

儒家在中國古代社會，就一直承擔著教化的責任，但是卻在歷代統治者的乾預下，逐漸喪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逐漸淪為了逐利的官僚。

這種轉變，在明朝尤為明顯，而轉變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皇權太強，臣權太弱，皇帝隨意廷杖大臣，打斷整個士大夫階層的脊梁，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徹底寒心，放棄了治國的理想。

太祖設廷杖，起初是為了震懾不法官員，也就是一兩人，但到了子孫後世，就完全變味，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

正德年間，武宗創下一百零七人同時受杖的紀錄，而時隔不久，這個紀錄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時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當場死亡的記錄給打破。

除此之外，大太監劉瑾也曾杖殺二十三員大臣，此後被魏忠賢杖殺之人，也不在少數。

而這些官員受杖的原因，有彈劾嚴嵩的，論妖僧的，諫萬貴妃乾政的，還有諫元夕觀燈的，諫武宗南巡的，諫嘉靖勿服金丹的，這都被廷杖。

最離譜的是正德年間，十三道禦史彈劾劉瑾，結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兩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歷代沒有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著皇帝，用儒家對君王的標準，來要求皇帝，這不能乾，那不能做的，歷代皇帝要乾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過。

士大夫對於國事，本就該仗義直言，可直言後，卻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災，他卻要南下遊玩，大臣們勸諫，被打死十幾個，最後武宗是被朝臣給感動了，取消了南巡的計劃，但勸諫的大臣卻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為會使得民怨沸騰，也不會在開口勸諫，

這就是士大夫階層思想的一個轉變。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東林一黨。

東林的名聲很差，可要知道東林一黨在結社之初可不是這般模樣，而他們為什麽會從曾經有著鮮明的政治主張，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的政治團體，最後淪為逐利的官僚集團，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為東林在早期的諫言中，被皇帝的行為打的寒了心。

在經歷了神宗朝和天啟朝的鬥爭後，部分士大夫如夢初醒，隨著皇權的不斷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視為私產，而皇權並不想讓他們對朱家的江山指手畫腳，這種大徹大悟導致東林黨人在兩個方面脫胎換骨。

一是東林黨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在此之前，無論是理學門徒，還王門心學的信奉者，都有儒家傳統的治世理想，所以他們在施政的過程中，會有道德約束和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管這種儒家世界觀的具體內容如何，這種影響都是非常強有力的。

但在此之後，東林黨從整體上開始演變成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官僚集團。

他放棄了原來士大夫階層的理想，摒棄了儒家對他們的約束，在道德凋零之後，世俗利益的追求，已經成為這個集團的唯一衝動。

從東林黨的變化，大多可以看出，明朝士人階層的思想轉變。

皇帝不願意與士人共天下，士人也不想在為朱家出力。

堅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隱居鄉野，繼續留下的成為逐利官僚。

這個時候，整個明朝的官僚系統，不在表達社會上各個階層的意願，變成了僅僅表達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團，所以東林能在明知朝廷無錢，北方惡化的情況下，也不願意朝廷爭他們的稅。

當整個朝廷的官僚系統，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皇帝個人在有雄心，也是無用的。

弘光朝之前，當明朝大盤崩塌後，原來的官僚集團豈會在呼朱家的江山，一觸即潰，叛降如雲，也是情理之中。

這是整個階層道德和理想的喪失，而這種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之後，帶來的後果和思想混論，絕不是殺幾個人，就能解決的。

信仰的崩塌，想要重新樹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這與時下也非常相似。

王彥想做的，就是重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而如何重振，那這個天下就不能是朱家一姓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