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二，楊玄感全軍覆沒於潼關之下，兵變風暴肆虐兩個月後終於平息下來。複製網址訪問 %77%77%77%2e%76%6f%64%74%77%2e%63%6f%6d

　越王楊侗、東都留守樊子蓋、西京留守衛文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和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聯名向聖主報捷:楊玄感已死，兵變已平，東都局勢正在迅速恢復之中，請聖主速回京師。

　同日，在涿郡臨朔宮，聖主接到了西京奏報。代王楊侑稟奏，隴西局勢日益危急，雖然右屯衛將軍柳武建和右禦衛將軍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轉了隴西邊軍的頹勢，但受製於兵力不足和物資匱乏，只能勉強維持現狀，無力展開反攻。同一時期，西域局勢也急轉直下，河西軍團同樣受製於兵力不足和物資匱乏，既無法抵擋吐谷渾人的反攻，亦無法阻止西突厥人對西域諸國的兼並和蠶食，節節敗退。總結起來一句話，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經略西域的果實，喪失殆盡。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西北局勢風雨飄零之際，河西會寧的突厥人又叫嚷著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隴西和河西兩大軍團以武力強行震懾，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歸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內亂，處羅可汗眾叛親離，走投無路，於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誘”下東投中土，而追隨處羅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會寧。當時中土承諾，隻待時機合適就幫助處羅可汗東山再起。的啟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幫助東山再起的，有這個先例存在，處羅可汗和他的追隨者們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諾。

　一轉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沒有兌現承諾，反而變相“囚禁”了處羅可汗，並且與處羅可汗的敵人射匱可汗結盟了。中土背信棄義，激怒了這些突厥人，他們理所當然要離開中土。然而，中土已絕無可能讓他們離開了。

　目前中土內憂外患一起爆發，這種惡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說經略西土勞師遠征了，就連維持西北安全都困難重重，所以此刻處羅可汗的這張“牌”尤其重要，中土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會寧的突厥人離開。如果他們離開，剩下處羅可汗孤家寡人一個，勢單力薄，中土拿他威脅誰?

　吐谷渾人復國必然會嚴重刺激到西土諸虜。激起西土諸虜對中土的野心，接下來中土如果不能迅速擊敗吐谷渾人。那便證明中土實力不濟，未來西北邊疆必定戰事頻繁，其中對中土威脅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為此，中土必須牢牢抓住處羅可汗這張“牌”，以幫助處羅可汗重回西土東山再起來要挾西突厥人。同樣是因為啟民可汗這個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匱可汗必然妥協，畢竟以中土的實力足以幫助處羅可汗殺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轍，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殘殺，最終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個接一個，聖主異常憤怒，但憤怒之後亦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

　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時間內完全顛覆?

　國力不足?肯定不是國力不足，大業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獲全勝，大業八年(公元612年)發動了上百萬人規模的浩大東征。可見國力足以支撐中土實施積極防禦之國策。

　策略錯誤?先帝時期國力不足，要休養生息，只能消極防禦，如今國力發展了，當然要積極防禦，主動出擊。遏製和削弱外虜，為中土贏得一個更安全更寬松的飛速發展的中外大環境，否則中土總是受製於外虜的威脅，在倍受掣肘的情況下步履蹣跚，無法專注於發展，長此以往當然不利於自身的強大。

　所以西征是對的，傾盡國力東征高句麗也是對的。只要一戰而定，接下來東都就能騰出手來，在確保北疆穩定的同時，加大對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渾人即便反攻也無法形成威脅，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殺進西域也只能與中土分庭抗禮，西北局勢也就不至於急轉直下一潰千裡。

　然而，第一次東征以慘敗而告終，積極防禦的國策在實施過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飛速發展的夢想遭到了沉重打擊。

　難道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相比西征，東征期間軍事指揮上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軍權更為集中，聖主和中樞不但牢牢掌控了軍事決策權，還從前線統帥們的手上“搶”下了大部分的戰場指揮權，前線統帥們為此不得不事事請示最高統帥部，結果貽誤戰機。

　但是，聖主和中樞並不承認自己“搶”了統帥們的戰場指揮權，因為水師是單獨行動，水師統帥部獨攬水師指揮權，來護兒、周法尚和崔君肅三個人就能決定水師的攻防大計。另外在陸路，遠征平壤的大軍也有臨機處置的獨立指揮權，於仲文、宇文述和劉士龍三個人全權負責攻打平壤。所以水師在平壤的敗北，陸路大軍在薩水的慘敗，都是前線統帥們指揮不力，與最高統帥部沒有關系，與聖主和中樞過度集中軍權也沒有關系。

　如此一來，就剩下最後一個原因，國內政治鬥爭，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改革和保守之爭，保守派為維護自身利益，為推翻改革，為推翻聖主和改革派，不惜犧牲中土和國祚利益，不惜摧毀積極防禦的國防策略，甚至不惜屠殺幾十萬衛府軍民，其中最令人切齒痛恨的就是楊玄感和斛斯政等罪大惡極的激進保守勢力，正是因為他們的背叛，他們裡通外國出賣國家和民族，導致東征連續失利，導致內憂外患一起爆發，中外大勢急轉直下，導致中土在南北關系中歷經艱辛而獲得的一些優勢喪失殆盡。

　聖主對保守派恨入骨髓，恨他們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中土、國祚、統一大業和千千萬萬生靈於不顧，恨不得生吞活剝了楊玄感、斛斯政等叛臣賊子。

　然而，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兩次東征失利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保守勢力不但強大，而且為了擊敗聖主和改革派，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這太可怕太恐怖了，如果聖主和改革派繼續與保守勢力血腥廝殺，一意孤行，不做任何妥協，最終結果不難想像，恐怕就算聖主和改革派笑到了最後，也是最後一笑了。

　聖主和改革派必須妥協，必須以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為代價，暫時贏得與保守勢力的和解，以攜手合作共渡難關。

　但是，楊玄感兵變失敗後，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經徹底撕破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雙方針尖對麥芒，刀出鞘箭上弦，都已決心置對方於死地，此刻誰也不能退，誰也不敢退，一退就有可能兵敗如山倒，全軍覆沒。

　這是一個死局。楊玄感兵變失敗後，改革派肯定要乘機出手，對保守勢力來一個“大掃蕩”，一場政治清算必然會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而西京做為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必然誓死反擊。為確保反擊成功，西京必然蓄意惡化西北局勢，挾西北危機來威脅聖主和改革派，擺出同歸於盡之架勢。

　這種情形下，聖主和改革派只能在政治清算中適可而止，止步於潼關，不再蓄意把風暴推向關中乃至整個關隴地區。但是，聖主和改革派的這種妥協是被迫之舉，是無奈而為之，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必然向保守勢力大開殺戒，所以西京不會認可和接受這種妥協，他們必然保持高度戒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始終與改革派緊張對峙，而為了在對峙中贏得更多優勢甚至最終的勝利，西京必然想盡一切辦法打擊改革派，用盡一切手段削弱中央威權，無所不用其極。如此一來，雙方還談什麽合作?還怎麽共渡難關?

　聖主緊急召見黃門侍郎裴世矩。

　西土經略就是出自裴世矩，西征的勝利讓裴世矩的西土經略轉化為累累碩果，然而天不遂人願，短短四年後的今天，累累碩果眼看就要化為烏有了。而西土經略的失敗，不僅意味著疆土的失陷，西北安全陷入危機，更給了聖主和中樞一個響亮“大巴掌”，威權遭受重創，尤其嚴重的是，在東征連續失利內憂外患一起爆發的不利局面下，西北危機等於雪上加霜，對聖主和中樞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

　裴世矩看完西京奏報， 暗自苦歎。

　政治鬥爭白熱化了，兩京的政治博弈越來越血腥，有逐漸失控之趨勢。楊玄感的兵變就如一桶“火油”，澆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火焰上，結果“轟”一聲響，爆炸了，失控了，不可收拾了。

　西土經略之所以失敗，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央對西北的支持力度不夠，而東都的借口就是傾盡國力進行東征。東征的確耗盡了國力，但問題是，打一個高句麗，目的又是殺雞儆猴，是否有必要動用上百萬人?是否需要傾盡國力?是否需要以犧牲西土之利來支持東征?

　如果犧牲西土之利的確贏得了東征大捷，那深層次的矛盾也就被掩蓋了，但現在西土之利被完全犧牲掉了，而東征卻接連失利，這個深層次的矛盾也就無法掩蓋，徹底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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