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德彝根據現有訊息，對隱藏在高陽危機背後的秘密，重新進行了一番“梳理”，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他可以肯定這是一盤“大棋”，一個針對日益惡化的南北關系所做的精妙布局，其中齊王很關鍵，但齊王也就是一個棋子而已，可以對北疆安全產生一定的影響，卻決定不了南北關系的走向。

　決定南北關系走向的只有兩股力量，一個是聖主和中樞，一個是始畢可汗和牙帳。

　對中土來說，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大漠北虜越是發展壯大，對中土的威脅就越大，就會直接影響到天下共主的至高無上的威權，所以必須遏製和削弱大漠北虜，必須將其扼殺於崛起之中。對於大漠北虜來說，中土這頭雄獅虎視眈眈地盯著自己，時時刻刻都有生存危機，為此必須發展壯大，而發展壯大除了自身的茁壯成長外，還要抓住一切機會、運用一切手段打擊和削弱對手。

　也就是說，在南北雙方握手言和的笑臉上，實際上都隱藏著殺死對方的凶殘之念，只要有機會，這絲凶殘之念就會爆發，雙方就會背信棄義拔刀相向。歷史證明，在南北戰爭史上，漢武大帝曾經把匈奴人殺得落花流水，甚至趕出了大漠之外，而鮮卑等五胡諸虜也曾呼嘯而下，橫掃中原，把中土人壓製在長江以北。以史為鑒，統一後的中土人夢想著封狼居胥，重建漢武之偉業;而崛起於大漠的突厥被諸種胡虜也不忘飲馬黃河，再現先輩之輝煌。

　南北雙方的血液裡始終流淌著英雄壯志和激昂戰意，這注定了南北戰爭始終是南北關系的主旋律，而在南北雙方任意一個崛起和雙雙崛起的過程中，最高決策層中主戰之聲都是震耳欲聾，戰爭也隨之如影附隨。

　今日南北關系亦是如此，南北雙方都在迅速崛起之中，戰爭也如影附隨。中土發動了西征和東征，雖然至今還沒有與以突厥人為首的北方諸虜大聯盟發生正面碰撞。但中土鏟除其羽翼、削弱其力量的目的“一覽無余”，因此雙方都知道必有一戰，都知道戰爭即將開始，並且都在為戰爭做積極準備。

　中土不會因為兩次東征失利就主動放棄南北大戰，原因很簡單，前期中土氣勢如虎，咄咄逼人。已經騎到了虎背上，箭已上弦。而大漠北虜也已騎上虎背，也已拉滿了弓弦，這時中土突然不進反退，畏怯不戰，等於自取死路。

　那麽有沒有辦法讓大漠北虜“知難而退”，讓大漠北虜向中土示弱，主動放棄南北大戰?

　理論上還是有辦法的，比如牙帳內部發生激烈衝突，諸虜大聯盟發生內訌或者叛亂。大漠北虜自顧不暇，當然也就無力進行南北戰爭。

　先帝執政晚期，開皇末年，東、西突厥爆發內戰，諸虜自相殘殺，中土人乘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運用離間、挑拔等各種手段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最終以最小代價贏得了最大戰果，成功打擊和削弱了北虜，緩和了緊張的南北關系，穩定了邊疆局勢，中土迎來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然而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突厥等諸種胡虜對自己的突然衰落記憶猶新。對陰險狡詐趁火打劫的中土人更是切齒痛恨，所以短期內他們應該不會犯同樣的錯誤，再給中土人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既然這種機會可遇而不可求，那麽中土與其寄希望於“奇跡”的出現，不如自己創造“奇跡”，於是聖主和中樞裡的主戰派就有了繼續東征的想法，以第三次東征的全面勝利。以斬斷大漠北虜伸向遠東之“手”，來展現中土強悍實力，來遏製大漠北虜的擴張，來讓中土這隻“虎”的咆哮聲更為恐怖，來讓中土長弓上的箭更具殺傷力，繼而達到威懾和恐嚇北虜之目的，延緩南北大戰的爆發，給中土贏得更多更充足的準備南北戰爭的時間。

　當然，從中土的角度來說，這也是理論上的設想。第三次東征的全面勝利能否幫助中土實現全部預期目標，還需要北虜的密切“配合”，如果北虜對南北局勢有清醒而正確的“解讀”，知道南北戰爭一定會爆發，知道中土在連續三次東征後已是強弩之末，知道中土人正在南北關系上故意虛張聲勢以達到欺騙之目的，北虜必定將計就計，乘虛而入，乘著中土元氣大傷之際發動全面戰爭，趁你病要你命，傾盡全力給中土以沉重一擊，如此則中土就麻煩了，即便最後守住了長城一線，付出的代價也非常慘重。

　所以說，就目前南北局勢而言，所有的預測都是悲觀的。對於聖主和中樞來說，不能把中土的命運寄托在“奇跡”上，也不能寄托在一廂情願的設想上，更不能寄希望於敵人犯錯誤，必須積極面對，勇於破釜沉舟，敢於玉石俱焚，怯戰必死，唯有決一死戰才能緊緊掌握自己的命運。

　於是回歸到“原點”，聖主堅持主戰立場，主戰的聲音在中樞中不但沒有隨著兩次東征失利而減小，反而越來越大了，主戰派尤其軍方的主戰派在國防策略上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樞決策。

　目前聖主為何隱忍不發?中樞對東征的未來為何諱莫如深?關鍵就在軍方的態度尚不明朗。

　目前軍方兩個權勢最大的大佬，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和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都在東都戰場上，只要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剿殺了楊玄感，平息了這場風暴，穩定了東都局勢，則軍方必然要就東征的未來做出表態。

　要麽停止東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國內局勢的穩定上，攘外必先安內，寧願忍氣吞聲向北虜做出妥協和讓步，也要先穩固聖主和改革派的執政地位;要麽繼續東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對抗上，積極進行南北大戰的準備，只要北虜膽敢南下入侵，就傾盡全力給予迎頭痛擊，寧願玉石俱焚，也要禦敵於國門之外。為聖主和中樞守住最後的政治底線。

　前者對聖主和改革派來說，政治上是腹背受敵，對內對外都要妥協讓步，步履艱難，改革肯定會陷入停滯和倒退，雖然看上去穩妥安全，煎熬一段時間後。就能守得雲開見月明，但稍有不慎就是“四面楚歌”。如果外部北虜堅決入侵，內部反對派的叛亂也是此起彼伏，內外夾擊之下，必有全軍覆沒之危;後者置之死地而後生，拒不妥協，決不讓步，對外咄咄逼人，對內強權鎮製，雖然也有全軍覆沒之憂。但只要贏得了南北大戰，不但會讓聖主和中央的威權達到一個全新高度，還能給聖主和改革派贏得繼續推進改革的時間和空間，反之，如果敗了，對內對外只能妥協，改革必然停滯和倒退。執政地位也岌岌可危，這與前者的結果毫無二致。

　既然如此，為何不搏一把?尤其對於態度強硬的軍方來說，既然主戰和主和的最終結果可能是一樣的，那為何要主和?當然要誓死一戰，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中土的尊嚴。

　所以。封德彝對南北關系的走向持悲觀態度，“主和”立場在中樞最高決策層已步履艱難，而“主戰”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樞決策，則第三次東征會爆發，南北大戰也會爆發。

　這種趨勢下，齊王北上戍邊，意味著中土這邊的態度越來越強硬。這不但無助於南北關系的緩和，反而會給大漠北虜以更強烈的暗示。大漠北虜在危機的壓迫下，戰爭準備會更快，更積極，南北大戰爆發的速度可能會更快。

　由此推斷，齊王北上戍邊的幕後推手，十有八九是聖主，是中樞主戰派，是軍方的主戰大佬，而近期接觸過齊王的軍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來護兒，這兩位恰好是聖主的絕對心腹，是聖主的堅定支持者。

　如果主戰派為第三次東征和南北大戰特意設下了這盤“棋局”，齊王是他們的“棋子”，白發賊是齊王的“棋子”，那麽齊王拱手讓出大運河的控制權，白發賊悄無聲息地北上，高陽危機的突然爆發就在情理之中，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白發賊攻打高陽引發高陽危機，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齊王，而推出齊王的目的，則是為聖主和主戰派強行推出第三次東征和南北大戰的決策做鋪墊。

　封德彝權衡良久，毅然決斷，手書一封，請親信僚屬通過私密渠道，轉呈門下省副長官黃門侍郎裴世矩，並再三囑托，務必要快，要保密。

　門下省與內史省同掌機要，共議國政，並負責審查詔令，簽署章奏，有封駁之權。所謂封駁就是“封還皇帝失宜詔令，駁正臣下奏章違誤”，這個權力就很大了，直接監督皇帝和宰執了。當朝門下省長官是納言蘇威，關中籍三朝老臣;副長官兩位，一個是河東裴氏的裴世矩，一個是隴西天水的趙長文，也都是三朝老臣。

　中樞核心三大機構中，內史省是決策者，詔令政令出自內史;門下省也參與決策，並負責審查詔令政令;尚書省同樣參與決策，並負責執行詔令、政令。尚書省下轄六部，人員較多，派系林立，而內史省和門下省人員較少，其中內史省兩位長官都是江左人，門下省三位長官都是關隴人，雖然內史侍郎虞世基和蕭瑀在江左貴族集團中分屬江南和荊楚派系，納言蘇威和黃門侍郎裴世矩、趙長文在關隴貴族集團中也分屬關中、河東和隴西派系，但在集團整體利益上，這兩大決策機構的“掌門人”顯然是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封德彝屬於山東貴族集團，與關隴、江左兩大貴族集團“涇渭分明”。 這種政治上的“涇渭分明”在高層中極其重要，尤其在當今豪門世家牢牢霸佔著政治資源的情況下，“騎牆派”在高層中根本沒有存身之地，出一個死一個。

　過去功勳大臣高熲和楊素都以“伯樂”揚名於世，屢屢提攜和舉薦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楊素提攜和舉薦的，但這不僅是統一後的政治需要，其背後也隱藏著大量的利益交換。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為同為前朝舊臣，有共同利益所在，關鍵時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現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幫助。楊玄感的叛亂肯定會連累到封德彝，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麽才能交換裴世矩的幫助?

　封德彝寫給裴世矩的這份密信，能否打動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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