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津風塵仆仆進城，直奔西京皇城內的尚書省。

　東都形勢瞬息萬變，危機日益嚴重，惡化速度越來越快，代王楊侑和留守西京的中樞大員們為此憂心忡忡，焦慮不安，但各大勢力在支援東都一事上存有分歧嚴重，爭執不休，至今拿不出一個符合各方利益且被各方勢力所接受的支援方案。韋津的到來可以讓西京更為詳細的了解東都形勢，更加正確的解讀和分析這場危機，從而幫助西京以最快速度拿出決策，所以代王楊侑和留守西京的中樞大臣、中央大員和衛府統帥們於十三日下午齊聚尚書省，先聽取韋津的奏報，然後共謀對策。

　八歲的代王楊侑是西京名義上的最高軍政長官，其首席輔臣是王府長史韋節，來自關中韋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權貴。

　西京留守、刑部尚書衛文升是實際上掌控西京軍政大權的中樞宰執。其下中樞大員有尚書省的刑部侍郎蕭造、兵部侍郎明雅、尚書右司郎盧楚，門下省的給事郎趙長文，內史省的內史舍人郭文懿，秘書省的少監袁充和秘書丞崔民令，殿內省的少監韋圓成，禦史台的持書侍禦史杜淹，謁者台的有司謁者楊則等。中央大員有衛尉少卿宇文儒童，鴻臚少卿蘇夔，司農少卿獨孤機，京兆內史李長雅，司隸大夫裴操之，太常丞元善達等。

　軍方高級統帥有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屯衛將軍柳武建，右禦衛將軍李仁政，武賁郎將令狐德潤，京輔都尉獨孤武都和監門直閣將軍龐玉。

　韋津實話實說，東都方面除了樊子蓋和關隴本土貴族權貴外，其他勢力均不積極尋求西京的支援，而楊恭仁、崔賾等人更是明確反對西京出兵，其原因大家心裡都清楚，但問題是，這場兵變已導致大運河中斷了，二次東征難以為繼，怎麽辦?二次東征是不是半途而廢不打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西京就必須出兵，以最快速度出兵，以最快速度平息這場叛亂，重新打通大運河，確保二次東征的勝利，但這正是西京遲遲拿不出決策的原因所在。

　這場兵變是否會導致二次東征功虧一簣?遠在遼東的聖主和中樞接到東都爆發嚴重危機的消息後，是否會果斷放棄東征?如果聖主和中樞一意孤行，繼續東征，那形勢就複雜了，當然了如果內外兩個戰場都打贏了皆大歡喜，反之就是自掘墳墓了。

　這是影響西京出兵的外因，而內因則是西京是否具備出兵的條件?

　現在西海的吐谷渾人正在猛烈反攻勢如破竹，河西會寧的突厥人正在以歸家的名義蠢蠢欲動，西域諸國正在西突厥人的威逼利誘下紛紛倒戈，河西軍在西域境內腹背受敵，首尾難以兼顧，不得不撤回敦煌，由此導致中土失去了對且末和鄯善兩個西域邊郡的控制，而西北軍統帥元弘嗣不但無力逆轉西土危局，反而有發動軍事政變攻打西京之嫌。西京在這種內憂外困的局面下，實際上並不具備出兵支援東都的條件，一旦西北危局因關中主力東進戡亂而迅速惡化甚至失控，由此危及到了西京乃至整個西疆的安危，則後果不堪設想，這個責任誰來背?

　所以西京各大勢力不論在出兵東都這件事上持有怎樣的立場和利益，不論是反對出兵還是支持出兵，前提條件都是西北局勢必須在可控范圍內，西北軍必須有能力保證西疆的安全，否則就只能把出兵時間拖延到冬天，待西北大雪紛飛，西北緊張局勢有所緩解，西北軍能夠騰出手來的時候，再去支援東都。

　但問題是，現在還是夏天，距離冬天大雪紛飛之日至少還有四五個月的時間，而東都這場風暴一旦任其肆虐到冬天，結果是什麽不言而喻，所以西京事實上沒有選擇，必須出兵，還要盡快出兵。

　西京陷入兩難困境，好在東都到目前為止隻向西京提出了“求援”要求，尚沒有明確提出“出兵”要求，這給了西京更多的考慮時間，但不論如何考慮，東都局勢迅速惡化是現實，楊玄感和韓相國兩路夾擊東都也是事實，大運河中斷更是事實，這種情況下僅靠東都本身力量已經難以逆轉危局了，退一步說，即便可以逆轉危局但肯定不能在短短時間內結束這場風暴，風暴結束不了大運河就始終中斷，大運河斷了就直接危及到了遠征軍數十萬將士的性命，因此西京肯定要出兵，而且越早越好，即便東都遲遲沒有提出“出兵”要求，西京也不能以此為借口，置國祚安危和中土利益於不顧。

　所以西京爭論的焦點就是:是否出兵?何時出兵?出多少兵?

　依照律法，西京出兵支援東都，必須要聖主的詔令，但現在特殊時期，依照軍興之法(戰時制度)和聖主的授權，西京可以自己決策，然而問題是，東都是京師，地位超然，在兩京共存的特殊制度下，東都是主，西京是從，換句話說，如果東都沒有向西京提出“出兵”支援的要求，西京擅自出兵進入東都戰場，肯定會帶來一系列的政治後果，而這些政治後果必然會激化兩京矛盾，這顯然是聖主和東都不願看到、不能接受之事，也是西京所不願承擔之罪責。好人做了，好事做了，最後啥功勞沒有，反而惹來一身騷，一身麻煩，甚至身死族滅，誰乾?

　這一觀點得到了西京各大勢力的認同。東都必須明確提出“出兵”要求，西京必須出師有名，必須確保這次“出兵”不會帶來一系列政治後果。

　接著爭執又來了。東都政局很複雜，東都有名義上的最高軍政長官越王楊侗，有掌握實權的東都留守樊子蓋，兩個人在律法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樣的命令，越王楊侗下達的，和樊子蓋下達的，所代表的律法效力和政治後果完全不同。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越王楊侗，在律法上完美無缺，西京“出兵”沒有風險，反之，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樊子蓋，那西京就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了，即便樊子蓋的背後是聖主，但在改革和保守激烈碰撞，兩京衝突劇烈之際，誰敢保證聖主和中樞不會背信棄義，恩將仇報?

　門下省的給事郎趙長文認為，東都必須由越王楊侗下達“出兵”請求才具備律法效力，原因很簡單，在東都留守這一塊越王楊侗最大，無可爭議，樊子蓋根本代替不了越王楊侗，就像西京留守衛文升一樣，衛文升也不能凌駕於代王楊侑之上，否則就是僭越，就違背了禮法律法。

　給事郎在門下省僅次於黃門侍郎，出身於隴西趙氏的趙長文留守西京，全權代表門下省，權力很大。趙長文在前面“大旗”一舉，後面一大幫關隴本土權貴都“跟”了上來。關中韋氏的殿內少監韋圓成，關中杜氏的持書侍禦史杜淹，關中蘇氏的鴻臚少卿蘇夔都紛紛附和。蘇夔是中樞宰執納言蘇威的兒子，在西京的影響力非常大。

　秘書省的少監袁充則持反對意見。他也不好直接說越王楊侗是傀儡，也不能說楊恭仁和樊子蓋針鋒相對，只能質疑趙長文，如果東都被叛軍四面圍攻，岌岌可危了，西京依舊冷眼旁觀，視若無睹，任由東都失陷了都不出兵救援，後果是什麽?西京如何逃脫罪責?到那時西京還能以“越王始終沒有要求出兵支援”做為自己脫罪的理由?

　袁充是殿內省的副長官，江左舊臣，出自江左“王、謝、袁、蕭”四大僑姓豪門之一，代表了聖主和改革勢力，但江左人在西京本來就勢單力薄，再加上聖主東征期間又帶走了大部分絕對忠誠和支持他的江左籍軍政大臣，導致江左人在西京基本上失去了話語權。好在山東人在西京的勢力還不小，關鍵時刻雙方結盟，互為聲援，共抗對手。

　刑部侍郎、梁國公蕭造出自江左豪門蕭氏，皇親國戚，理所當然與袁充同心協力，堅決支持袁充的意見。

　兵部侍郎明雅出自河北世家，尚書右司郎盧楚出自山東五大豪門之一的涿郡盧氏，內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太原世家，秘書丞崔民令出自山東五大豪門之一的博陵崔氏， 京兆內史李長雅出自山東五大豪門之一的趙郡李氏遼東房，五位中樞大員也立場鮮明地認為，只要東都請求西京“出兵”支援，不論是越王楊侗的決策，還是東都留守樊子蓋的決策，西京都應該義無反顧的出兵東都。

　還有一些勢力則保持中立。出自宗室的有司謁者楊則是楊恭仁的堂弟，他就始終保持沉默，一言不發。

　太常丞元善達，衛尉少卿宇文儒童，一個虜姓豪門，一個虜姓新貴，也是沉默是金。

　司農少卿獨孤機是皇親國戚，也是武川一系的核心人物，在出兵支援東都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他完全沒必要介入到關隴本土勢力和江左、山東人的衝突中。

　司隸大夫裴操之出自河東豪門裴氏，他完全支持袁充的意見，但在西京這種政治氛圍中，公開支持改革派必然會與關隴本土勢力發生衝突，很多時候謹慎的保持沉默也是一種必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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