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壞多於好，不僅僅是在思想上麻醉約束了普通民眾，而且它這個組織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像南北朝時期和唐朝中後期，寺院惡性膨脹，寺院佔盡名山良田、不事生產，既沒有產出也無法流通，對社會生產資源的佔有和浪費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本當艱苦修為、清靜無為的和尚們坐擁大量地產，成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當時平民面臨苛捐重稅，沒有田地耕作又無處謀生，很多選擇了出家一條路，因此寺院人員閑散冗余狀況也相當厲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時候沒有勞力、要打戰的時候沒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興旺鼎盛與蕭條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根本利益上的衝突。公元六世紀，北周滅北齊後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三百萬僧尼還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也有26萬人，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4600所，使社會上的勞動力和生產財富憑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僅如此，佛門還是特權集中之地。北魏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裡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處所，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借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複沙門”。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軍被擊潰後就往寺廟裡躲。“安史之亂”期間，郭子儀與當時的禪宗神會達成協議，默許後者通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因此數量失控。種種內亂外患，致使一個本應與世無爭、良性運作的宗教組織不斷異化，變成了社會腫瘤，非但於政權之外，還與世俗社會的利益相衝突，令統治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招致滅頂之災。

　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因為膨脹過快而失控。已經逸出了本身作為一個出世的宗教組織本身的權力和職能范圍，與世俗社會爭奪起資源和財富，甚至於與政權爭奪起對社會的控制權。

　所以呂布對佛教自然是半點好感都欠奉，不過他對道教則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時期在民間興起，由現在五米道領袖張魯的祖先張道陵創立，道教的思想。來源於戰國時期老子李聃、莊子莊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術，它主張修身養性，煉製丹藥，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經》之名，學問成分較少。實際成分卻是引氣、煉丹，荒誕不經，除了哄騙皇帝修煉長生不老之藥暫時求得一時發展，實際上對後世文化的影響要比佛、儒兩家要弱得多，想想後世那些白蓮教之類的邪門教派多脫胎於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為誤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讓人對道教在這個國度的發展不報什麽希望。

　《道德經》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義也是好的，修身養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開來，轉化為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相對於從印度阿三那裡舶來的佛教，呂布認為土生土長的道教三觀更正。

　呂布準備改良道教，使這個本土出產的宗教發揮出它本來應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別是張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讓東漢末年所有諸侯民眾都對道教有一股偏見，若還是道教，根本無法讓人接受。

　呂布本人雖然通曉一些心理暗示之類的洗腦方法，但他卻不是最適合創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後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東漢末年，道教裡面有幾個崢嶸人物，張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張魯兄弟身在漢中無法利用，剩下還有兩個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個是左慈，另外一個是於吉。

　對於於吉這個人，呂布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確定，這個於吉到底是不是漢順帝時期存活下來的那個於吉，還是一個假借漢順帝時期那個於吉之名招搖撞騙的假於吉。

　漢順帝時期有個於吉，據《後漢書?襄楷傳》記載，“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於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於吉說是神人所授，實際上是自己創作的，於吉的門徒宮崇到皇宮進獻其師所著“神書”《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多巫覡雜語，被視為妖妄不經，順帝命有命藏之，並未為其立學，故其書未見皇室重視，後來輾轉到了張角手裡，張角跟後世那個得了聖經的洪秀全一樣，從一本書開始發跡。

　漢獻帝建安五年，有一個於吉，正是在演義上被孫策殺掉的於吉，《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於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於吉寓居在東部某個地方，經常往來於吳、會稽兩地，燒香給人治病，東漢獻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稱霸吳地的孫策統治時，於吉批評孫策自製力不足，認為“伯符將軍，名而虛之”，孫策聞訊大怒，下令殺死於吉，當地居民都說會有報應，不久後孫策在戰中受暗箭所擊，因而引發重病而死，有人說他是被於吉的亡靈纏身而死。

　現在問題來了，漢順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於吉在漢順帝時期已經成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為宮崇的師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漢順帝末年進獻太平經的，到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被殺，保守估計亦已過百歲，是以有人懷疑活躍於東吳的道士於吉是不是原來漢順帝時期的於吉，不過著作《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把這兩個於吉當成了一個人。

　其實呂布傾向於將這兩個於吉當成一個人，因為於吉這種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對養生之術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個身份從來沒有疑惑的左慈生於156年，死於289年，壽至134歲，呂布揣測，若是於吉沒被孫策所殺，估計也能活到那麽大的歲數。

　不過奉命去征召於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帶轉悠，耗費了大半年時間，卻一直找不到於吉的蹤跡，只能回來鄴城，向呂布通報，呂布依稀記得歷史上記載於吉是琅邪人，至於‘寓居東方’是什麽意思，呂布卻只能推斷為於吉暫時寓居在大漢東部某個地方，到底是徐州還是青州還是揚州，一無所知，隻好暫時宣布放棄，等到機緣來了，於吉會自動上門。

　至於左慈，實有其人，字元放，廬江人，精通五經，曉房中術，也懂得佔星術，他從星象中預測出漢朝的氣數將盡，國運衰落，天下將要大亂，就感歎地說:“在這亂世中，官位高的更難保自身，錢財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間的榮華富貴絕不能貪圖啊！”於是左慈開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煉道術，在一個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經》(演義中為《遁甲天書》)，學會了使自己變化萬端的方術，呂布更相信那本經書是一個古代魔術寶典，左慈是東漢末年的大衛科波菲爾。

　呂布在洛陽的時候，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左慈。

　呂布當時派人找左慈，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術(這時候叫做方術)，這樣厲害的魔術技能應該會對呂布創立新宗教有所幫助，可見呂布當時就有了創立新教派取代舊道教的想法，二呢呂布有寡人之疾(古代帝王的通病-好色)，老婆會越來越多，恐怕應付不過來，左慈這家夥因為通曉房中術在歷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歲，呂布就要向他學一下這個房中術，活長一點兒才能把中國帶入到一個理想的狀態。

　奉命去征召左慈的士卒姓王名全， 本就是廬江人氏，後來跟隨父親遷移到洛陽做買賣，再後來便加入北軍五校，因為他是廬江人，對天柱山熟稔，呂布便派他來天柱山征辟左慈。

　王全在天柱山轉悠了三四個月，將呂布交給他的盤纏幾乎花光了，都沒有探尋到左慈修道所居的洞府，正待王全萬念俱灰，準備返回鄴城稟告主公之時，他遇到了左慈新收的弟子葛玄。

　葛玄在道教的發展史上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葛洪的從祖父，在道教裡被尊為葛仙翁，又稱太極仙翁，在部分道教流派中與張道陵、許遜、薩守堅共為四大天師。

　葛玄原本是琅琊人，後遷丹陽句容，高祖葛廬為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他祖父葛祖矩曾為黃門侍郎，他父親葛德儒歷大鴻臚登尚書，素奉道法，所以葛玄出身宦族名門，自幼好學，博覽五經，十五六歲名震江左，性喜老、莊之說，不願仕進，後入天台赤城山修煉，遇左元放得受《白虎七變經》《太清九鼎金液丹經》《三元真一妙經》等，後遨遊山川，正好遇到王全，知道呂布派王全來的意圖，意圖重興道教，葛玄便欣喜若狂地帶著王全前去拜見葛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