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驤軍一陣暴風驟雨式的襲殺，笮融的一千多名余黨死得痛痛快快，死傷殆盡，那三四百個僧侶也被斬殺完畢，去西方見如來去了。

　此時曹豹、曹宏都領兵在裝模作樣地滅火，等陶謙接到傳報，命他們前去抓捕龍驤軍，龍驤軍已經化整為零，變回了原來的客商，從容地返回客棧。

　陶謙見到笮融余黨與那些高僧們慘死的屍骸，甚為驚怖，連忙封鎖所有城門，搜查刺客行蹤，可在曹豹、曹宏的掩護下，龍驤軍從容地避過檢查，等到風頭已過城門開放，他們從容撤回鄴城。

　當史阿的龍驤軍勝利回到鄴城，呂布口述、王粲撰稿的朝廷公文到達郯城，宣稱那斬尾行動正是呂布派遣人馬做下的，若是陶謙再不取締佛教，下場當如笮融那些余黨。

　陶謙回想起笮融那些余黨以及那些禿驢們的斷手殘肢血流大片的淒慘場景，不禁毛骨悚然，他恐懼的不只是鮮血，而是陰謀，因為他始終查不清楚呂布派出的那些精兵是怎麽偷入郯城的，是怎麽知道笮融余黨們的藏身之地的，這樣下去，恐怕有朝一日，呂布的大隊人馬潛入郯城，要了自己的腦袋。

　陶謙懷疑曹豹、曹宏兄弟，但他又要倚重他們的軍隊，所以他不敢動曹豹、曹宏兄弟，後來又聽說是曹宏向那些疑似刺客的商隊勒索，便又猜疑不是曹氏兄弟背叛自己，而是因為他們瀆職。這樣想來就寬心不少，便責令曹氏兄弟以後要加強防禦。

　陶謙不管如何。始終要面對呂布的強烈要求去取締佛教，呂布為何非要逼著陶謙取締佛教，是因為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徐州地界佛教昌盛是陶謙搞出來的，就該有陶謙取締，陶謙取締時還不能說是呂布命令他取締的，要說崇佛浴佛耗費甚大，影響民眾生存。故而取締，因為呂布有朝一日還是要君臨徐州的，可不能在自己還未形成對徐州強有力的統治時，就遭到徐州百姓的厭棄，這個取締佛教的惡人還是要由陶謙來做。

　陶謙本來並不信佛，他重用笮融搞佛教，是純粹是想利用佛教那些消極思想麻痹民眾的反抗好維持自己統治的穩定。佛教只是他的一個政治工具，現在他再來取締佛教，不過是把手中的這隻政治工具丟掉罷了，他心裡沒有多少不舍，反倒是把那些佛像推倒，把那些佛寺查抄後。陶謙憑空多得了數十億錢的資產，雖然這些錢有很大一部分當成賦稅上交到鄴城朝廷。

　呂布得知陶謙在徐州取締佛教之後，便讓天子劉辯以朝廷名義發詔各地州牧、州刺史，包括偽荊州刺史袁紹、偽揚州刺史袁術、益州牧劉璋、交州牧土燮，要求他們遵照此前漢明帝時期的法令。嚴禁漢人出家。

　沒錯，

嚴禁漢人出家是漢明帝時期的法令。漢明帝本身對佛教的態度是抑製的，而非人雲亦雲的寵信。

　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攜帶佛經來到鹹陽，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們。漢武帝時霍去病攻西域，獲其金質佛像，漢武帝祭之於甘泉宮。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在西漢末年，已經有人開始研究佛教經典，而到東漢之初，佛教在中國少數地區，已經流行於民間，有時也波及貴族以至宮廷了。

　此後便有漢明帝求法的故事，說永平七年(公元64年)甲子，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明日遍問群臣:此是何神?太史傅毅答說:聽說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飛行虛空，身有日光。陛下所夢或者就是佛。於是明帝派遣了羽林中郎將率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尋求佛法。在月支國遇到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帶了經像同回中國。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陽。迦葉摩騰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是《阿含經》的選譯本。經典譯成之後，明帝將譯本秘藏在蘭台石室，未廣流傳。二人初到洛陽時，被招待在鴻臚寺，鴻臚是掌管諸侯和外國朝覲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稱，後來明帝特為他們建立了專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稱，叫作“白馬寺”。

　其實漢明帝求法的故事另有隱情，並非是漢明帝真的信奉佛教，實際上是他在利用佛教。

　漢明帝求法這個故事發生的同一時間發生了另外一個對佛教有關的事情，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劉英既寵信佛教，又信奉黃老。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下詔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縑贖罪，劉英派人到國相獻黃縑白紈贖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詔說，劉英既信奉黃老，讀誦黃老之言，又祭祠佛陀，並且按照佛教的規定定期持戒吃素，對於他派人上繳黃縑白紈贖罪的做法表示諒解，示意他無罪，不必心懷不安，並令退回縑紈讓他作供養居士、僧人之用。

　如若將漢明求法與楚王英奉佛二事聯系起來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漢明帝夜夢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夢，可見當時由於楚王交結豪俠，崇奉佛教，得到教眾的擁護，聲勢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勢，引起明帝的深刻憂慮，以致夜夢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與楚王爭取教眾，畢竟這種辦法緩不濟急，便下詔撫慰楚王。

　五年後的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漢明帝便以謀反的罪名貶遷了楚王，結果楚王劉英自殺，同時還興起大獄，楚王門下賓客和親戚被殺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獄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門下的桑門、伊蒲塞當等僧侶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敵既除，求法之舉便無必要，因此譯出的經典也就緘之蘭台石室而不向社會流傳，並且有鑒於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漢人出家奉佛，佛教受此打擊，所以此後八十年中寂然無聞，毫無有關佛教的史實記載，到漢桓帝時才出現了佛教的史實。

　天子劉辯的詔書發往各處，各地世家豪強本來都尊信儒家思想，對佛家思想有抵觸，又因其是外來神靈，又多由西域胡人僧侶傳道，抵觸心理很盛，於是各出兵馬，將那些四散的僧侶擒獲，其中所謂得道高僧有數十人，名傳後世的有安世高、安玄、嚴佛調、支婁迦讖、竺佛朔、支謙等人。

　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國太子出家，他的名字是到大漢後根據大漢習慣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他的學問很淵博，懂得天文、醫術以及鳥獸語言。他尤精阿毗曇學和禪經，他的教導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於禪修以求解脫。他翻譯了很多佛教經典，譯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經》、《陰持人經》、《人本欲生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道地經》等。

　安玄，也是安息人，因經商到洛陽，受職為騎都尉，秉持法戒，博誦群經;常與沙門講論道義。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與嚴佛調共譯經二部，其中《法鏡經》是談三歸、五戒、布施、悔過等法義的。

　嚴佛調是臨淮郡人，出家為沙門，從安世高學佛，以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於洛陽譯經五部，當時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的傳譯為難繼。佛調又撰《沙彌十慧章句》，是為漢人撰述佛典之始，佛調所譯《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也是談六妙門的，同時繼承安世高禪學的有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惠等。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是月支國人，以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來洛陽，至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譯經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即《大阿彌陀經》)、《般舟三昧經》三卷，前一經對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展起了主導的作用，後二經對漢土淨土思想奠定了基礎。

　支婁迦讖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謙，三人學問淵博，受到當時的讚揚說:“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特別對於支謙稱讚說:“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當時幫助支婁迦讖翻譯的有竺佛朔，從二人筆受的有信士孟信、張蓮，此時還有康孟詳、竺大力、曇果譯出佛傳，使人了解釋迦如來的事跡。

　以上這些僧侶多被當地官吏或世家豪強所緝拿， 押赴鄴城，交由通天教兩位天師佐漢天師左慈、輔漢天師於吉處置，兩位天師施展他們的道術，讓這些僧侶把他們在推崇佛教過程中撒過的謊、做過的惡都傾訴出來，再載入大漢日報，傳於大漢各處，讓普通民眾都了解到這個天竺教派裡面不堪入目的一面。

　當通天教教皇劉辯、教尊呂布、輔漢天師於吉、佐漢天師左慈、護教蓮花聖女王魯蓮、護教香艾聖女趙愛兒、護教芍藥聖女郭芍藥聯名對普天下通天教教徒們發出聖戰令，呼籲各地通天教教徒挺身而出，為捍衛聖教的聖潔，勇敢地跟外來邪教鬥爭。

　一時之間，舉凡佛教、拜火教、薩滿教等一系列外來宗教全部遭到官府取締，更遭到通天教教眾攻擊，通天教在這幾年時間裡發展迅速，已經擁有上千萬名信徒，這些信徒一起出動，所有的外來宗教、那些不知所謂的外來神靈、本地土神都被掀翻打倒，從此之後，大漢境內只有大漢民眾認可的代表大漢文化的神靈盤古、華胥、伏羲、女媧，以及隨後衍生的炎帝、黃帝、薑尚、老子、孔子等仙人。

　呂布眼前為之一清，阿三們創造出來的神靈不再腐蝕漢人的精氣神了，呂布心情非常愉快，不得不自豪地大吼一聲:“這場宗教戰爭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