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因為中土官府長期實行政教分離政策，又早就確立了儒教統治體系，其他外來的或者自產的宗教體系無法在中土與儒家思想相抗衡，而只能選擇依附於儒教發展，而且漢人重實際，少有人為宗教這種虛無的東西拚命，所以中土自古沒有宗教戰爭。

　呂布對此輕曬道:“那黃巾起義、白蓮起義、方臘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起義算什麽呢?”

　從宗教角度，黃巾起義的實質是道教的分支太平道跟儒教的戰爭，白蓮起義同樣是佛教的分支白蓮宗跟儒教的戰爭，方臘起義則是外來的摩尼教跟儒教的戰爭，太平天國則是本土化的基督教跟儒教的戰爭，義和團起義則是本土宗教義和團跟外來天主教的戰爭，更不用說從南北朝一直蔓延到清朝的佛道兩教之爭，又怎麽能說中土自古沒有宗教戰爭呢?！

　呂布對此只能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細數這些宗教戰爭，給中土帶來了數次生靈塗炭，因黃巾起義、歷次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等宗教戰爭而死傷的漢人不計其數，其中因太平天國而致漢人死傷近一億多人。

　呂布推想，若是大漢民族有統一的穩固的宗教信仰，這一切悲劇都不會發生。

　在後世有人設想過，若漢人以儒教為統一的穩固的信仰，會如何如何，或者以道教為終極信仰，會如何如何。不可否認，除了那個舶來的極端不靠譜的佛教外。儒教、道教在漢人的信仰世界裡都曾發揮過重大的影響力，可惜它們各有各的致命缺陷，都不足以成為終極信仰。

　漢興以後，上層崇尚黃老之道，無為而治。漢武帝之時，無為變成有為。當此之時，儒生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學說推崇為正統意識形態，學者隻準研究儒家經典，博士學位隻設“五經博士”，做官隻從通曉儒家經典的人中選擇。這樣一來，誰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就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特別是隋朝開始的科舉取仕制度後。歷時一千多年，儒家學說與專製皇權互相依靠，排除異己，其他意識形態就更難與爭鋒。

　但是，儒學本身是不能變成宗教的，因為儒學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曉儒家學說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獲得滿足，而是為了獲取一個進身之階，從而影響當政者，達到內聖而外王的境界。官府從儒學者中取仕，當官的輝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領域的追求。儒學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努力為統治階級服務。儒家提倡祖先崇拜，並且規定了一套宗法禮教。這一套類似於原始宗教的東西受到皇權的支持，作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漢民族中築起了一道抵禦其他宗教的防火牆。

　道教也曾被某些朝代封為國教，但就道教的思想和表現來說，它不僅沒有完勝儒教、佛教，反而一直被儒教、佛教壓製著。

　曹操、曹丕鑒於黃巾起義的教訓，害怕下面的貧民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進行造反，便對早期道教采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一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郤儉等，召集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最後分化瓦解了當時的道教組織，使之陷於混亂。

　隋文帝對道教采取懷柔政策，修建道觀。隋煬帝楊廣崇道更甚，在位時於長安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觀，楊廣還親自召見茅山宗宗師王遠知，並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命於都城長安建玉清壇以處之。

　北宋歷代帝王承襲唐朝道儒釋兼容和對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稱趙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趙玄郎下降於延恩殿，於是加封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虔誠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並行幸亳州太清宮，謁拜老子神像。

　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朱元璋攻佔南昌時，正一道第42代天師張正常就曾譴使拜謁，密告“符命”，與朱氏接上關系。明朝開國後，張正常於洪武元年入朝禮賀，明太祖封他為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張氏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正一天師便上升為道教各派首領，其地位較元代正一天師統領江南道教更高。

　為什麽道教沒有成為漢民族統一信仰的宗教呢?因為道教的思想是把個人的健康長壽當成目的，講求個人清修對於激烈的社會競爭不是像儒家那樣去采取積極適應的態度，而是采取消極避讓的態度;其二是道教的思想非常玄，道教經典對於一般老百姓也十分難懂，製約了它向中國廣大不識字的民眾傳播。

　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很長一部分都是非主流，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大一統皇權專製沒有了，儒家正統地位也失去了依靠，中國四分五裂，佛教這個異族宗教乘虛而入，從此在中國大地佔穩了腳跟，並且主要還是先在北方那些非漢族政權那裡獲得成功，然後才突破長江進入南方。

　可是，一旦中國在隋唐恢復了大一統政權後，儒家正統地位很快獲得恢復，畢竟儒家學說才是皇權專製的同構體。從隋朝開始的科舉考試，仍然隻考儒家經典。相信佛道，在政治上是沒有前途的，製約了佛道的傳播。只有那些政治上一時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才把佛道作為精神寄托的手段。

　再到後世。因為某個外來的政治宗教進入中土，使得中土儒佛道全都一起遭殃。當時全國各地大小寺廟被毀無數，全國性宗教組織禁止活動，雖然後來撥亂反正，宗教組織開始恢復活動，各地寺廟恢復很快，信教群眾也逐漸增多，但漢人對任何一種宗教的信仰都混亂了。

　漢人一會兒往佛教寺廟拜佛求簽，一會兒去道觀請簽。哪裡有神就到哪裡去拜，遍及全國的鄉村的廟宇，也是三教大小諸神都供奉，雖然表明漢人的信仰包容性強，另一方面也表明漢人缺乏堅定的信仰，對於信仰抱著實用主義的目的，大多為現世牟利。解決眼前困難等物質上的追求。什麽都信仰，恰恰是什麽都不信仰。誰管事就求誰，誰起作用，就給誰進貢。就像他們對待官府官僚那樣的態度來對待諸神，難道是有宗教信仰嗎?活脫脫的功利主義的寫照，這完全是沒有信仰的表現。

　呂布不無悲哀地想到:“董仲舒之後的儒教思想專製破壞了消解了漢人的宗教信仰。某政治宗教的文化暴政更摧毀了漢人最後僅剩一點的精神信仰，從此之後，漢人沒有信仰，沒有對神靈的敬畏之心，沒有原則。沒有良心譴責，剩下的只是對專製獨裁官府的恐懼。一切以眼前利益為行為準則，這樣的社會如何產生和諧?如果連儒家宗法禮教都被破除了，維系這個民族團結發展和抵禦外敵的紐帶就只剩專製官府了，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為什麽世界第一大人口民族在外敵面前就像一堆沙子那樣沒有力量，難道沒有原因嗎?中國在歷史上也不止一次亡國，近現代也幾次幾乎成了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難道還不令人深思嗎?”

　就後世的糟糕情況而言，即便不恢復其他宗教信仰，隻恢復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宗法禮教，對恢復大漢民族的倫理道德準則也有好處。與中國同樣屬於儒家文化傳統的韓國可以在這個方面做個榜樣。儒家文化傳統在韓國保存得相當完好，雖然韓國很親美，信仰基督教的也日漸增多，但高麗民族很團結，他們一致抗日的態度就能讓大漢民族為之汗顏，雖然說高麗棒子有強烈甚至偏執的民族思想，但它們的政治民主化了，經濟也躋身發達國家水平了，對外團結、政治民主、經濟發達勝過大漢，以此來看，儒教的健全發展不但不會阻礙民主和經濟的發展，反而有利於經濟政治的發展。

　儒教思想是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呢?非也，韓國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又納入了美式民主，才有後來的經濟與民主的發展，天朝隻搞尊儒複古，而不納入歐美的民主制度，根本解決不了任何現實問題，特別是吏治。

　儒教，跟後來某個舶來的政治宗教，其實都是政治信仰，絕對無法替代精神信仰，那些只有政治信仰而無宗教信仰的人，是非常危險的。

　呂布抬頭仰天，對著另外一個時空大聲說道:“政治信仰的核心是利益，對象是權力，關注的是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與享有的各種權利，它沉湎於物質世界的紛爭而荒廢了精神世界的耕耘，無神論者的政治信仰更是將自己的野心、欲望推向極致，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承認自己的渺小，不相信因果報應而無所顧忌，任憑私欲將自己引向罪惡的深淵。”

　呂布相信，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情感，對象是心靈，關心的是精神的解脫，宗教信仰赤誠堅定的人容易擺脫物質世界的困擾，能夠超越具體利害關系的羈絆，將心靈留駐淨土，與自然融為一體。宗教信仰則伴隨人類始終，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人類將會更加明晰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解決人類的精神寄托問題，帶給人們的是安詳、平靜、慈悲、寬容、博愛、智慧與無畏。

　所以呂布才致力於建設一個完善的宗教，現在看來，通天教的表現優於其他宗教，而且還在呂布的不斷改造下不斷完善，定然會成為大漢所有民眾的終極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