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歆、王朗為了撤換地方上不稱職的官吏，請求禦史大夫田豐的幫助，從禦史台、吏部派出許多觀察使，分赴各地，觀察使的匯報一到，庸官的姓名就從簿冊上勾掉。

　田豐見華歆一手舉簿、一手執筆，儼若無情的閻羅判官，便從旁勸諭:“你這大筆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華歆回答說:“一家人哭，總該比幾個郡縣的人哭好些！”

　呂布覺得田豐、華歆的對話很耳熟，仔細一想，竟然類如宋朝范仲淹跟富弼的對話。

　呂布突然發現，自己最近趁著四邊平靜的機會，推出的各項改革措施，竟然跟當年范仲淹搞過的很像。

　呂布回顧一下當年范仲淹改革的各項措施，因為那次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僅在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更在於宋仁宗的短視與退縮，宋仁宗如此，他兒子宋神宗也如此斷送王安石的變法改革。

　其實宋仁宗、宋神宗那樣的人物，在很多時代都屢見不鮮，口口聲聲地說要改革、要改革，實際上是稍微有點阻力，就放棄了那些絕對利國利民的好措施。

　明朝張居正的改革絕對是對的，可惜又被短視愚蠢的萬歷皇帝給推翻了。

　戊戌變法也是對的，又被慈禧太后推翻了。

　此後的若乾改革，特別是涉及到官僚權力約束監督的體制改革，都是嘴邊泡影。

　呂布若是任由官僚權力像怪獸一樣無限膨脹，然後傷害民眾。然後葬送一個國家，他活著又有什麽意思，所以他要堅定不移地推行各項改革，特別是體制改革。

　改革的阻力都來自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東漢如此，北宋如此，某個朝代亦如此。

　呂布就以范仲淹的改革失敗引以為鑒，更加堅定了自己改革的勇氣和信心。

　北宋慶歷三年九月，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變“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韓琦，連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別是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二十八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

　其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隻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這一點，某個朝代貌似做到了，但很多政績是帶血、帶灰塵的，呂布在這東漢末年要求各地官吏的政績必須要得到當地民眾的認可。而不只是上級的認可，這一點，可能要付諸於後來的議會制度來幫忙把關。

　其二，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北宋時期，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乾正事，隻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這一點，東漢末年最為嚴重，若不是呂布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可能東漢官場真的就只是世家子弟的天下，而放在某個朝代，亦是如此，從上面到下面，真正實權部門頭腦幾乎都是官二代，貧二代只有為他們墊腳的份了。這一點，在某個朝代幾乎改革不動了，但在東漢末年，呂布不認輸。

　其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宋朝、明朝乃至清朝，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呂布寄予希望的東漢末年，在他的鐵腕下，隨之而來的科舉當以實際治政能力測試為一大考點，詩賦、儒家經典只是參考。

　其四，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其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其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其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其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地方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地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政令不出某某地的傳聞可不是一天兩天了，范仲淹這項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你懂的。

　其九，重命令，其十，減徭役，無需贅敘。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讚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手續，有特殊才乾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校。

　范仲淹還主張，改變中央機關多元領導和虛職分權的體制，認真擴大宰臣的實權，以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對成正比。大批守舊派的官僚們，開始竊竊私議。禦史台的官員中。已有人抨擊某些按察使，說什麽“江東三虎”、“山東四倀”。范仲淹在邊防線上的幾員部將，也遭到秘密的調查，並遇到許多麻煩。歐陽修等“四諫”，企圖攆走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換幾名台官。但他們很快發現，台官背後，掩藏著更有權勢的人物。歐陽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離京出使河東。

　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仲夏時節，台官們忽然聲稱破獲了一起謀逆大案。該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會有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覺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卻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件作證;而信中又隱然有廢黜仁宗之意。石介對此，矢口否認，富弼未及辯誣。先已惶恐不迭。其實，此事純為夏竦一手製造。從他被撤去樞密使職、並被石介斥為“奸魅”時起，便秘密買通婢女臨摹石介的手跡。該婢臨寫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興。蜚語四起。後來，甚至牽連到范仲淹改革的誠意，乃至擴大相權的居心之類。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麽強大，他開始動搖了，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政治危機，也大略消弭。仁宗對於改革的興致，已漸冷漠和淡釋。富弼為了避嫌，請求出使邊地。范仲淹也自知無趣，帶職去視察河東與陝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當初曾附和過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實際執行中，他們卻陽奉陰違。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誣，他們便立即轉向。范、富離京之後，他們索性與保守勢力聯合，對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並通過台官，製造新的冤案，將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網打盡。

　慶歷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有余的各項新政，也先後紛紛取締。京師內外的達官貴人及其子弟，依舊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詣， 轉瞬間付之流水。

　呂布當年看了范仲淹這些改革，發現沒有一條是錯誤的，若能按照這樣去搞，至少能讓北宋延長一百年的壽命，可惜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太強大了，連宋仁宗都抵抗不住。

　呂布想到某個朝代連搞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某些人掛在嘴邊的體制改革都流於空談，足見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很顯然，在東漢末年，亦複如是。

　還好呂布現在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槍杆子和筆杆子，就可以如某些鐵腕政治人物一樣殺伐果斷，銳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不過眼下袁紹、袁術、陶謙、劉璋、劉備、曹操尚未剪除，大敵當前，並不適合推出太激進的改革。

　呂布讓華歆、王朗、田豐謹慎行事，隻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那些會引起巨大反彈影響穩定的暫時擱置不處理，等外敵剪除乾淨了再動手不遲。

　再說殺雞給猴看，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也會讓那些大世家的子弟們老實一點！